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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粟裕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提名任命的。通知下达前，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召见出生于湖南会同县、时年47岁的粟裕。一阵寒暄过后，毛泽东说：“这次找你谈谈，是要向你传达中共中央最新决定，要你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很吃惊，马上表示：“主席，我不能胜任！”毛泽东肯定地说：“根据我的了解，你可以胜任！”并说这是他首先提名的，他相信粟裕能挑起重担。他说，总参谋部首先是军委的最高参谋机构，同时又是军委的办事机构。作为总参谋长，一定要在军队建设、国防建设的战略性大事上给军委当好高级参谋。你在这方面有长处，要进一步发扬。并鼓励粟裕不要有顾虑，要大胆工作。毛泽东还说：“不过牡丹虽好，还需绿叶扶持！你努力干吧！”
未雨绸缪，提出对未来战争类型和模式的科学预测
粟裕任总参谋长以后，积极贯彻中央军委的军事建设总方针、总任务，即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以保卫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防御帝国主义侵略。他深入研究国防战略，制定作战计划，探索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国家战略等问题，提出诸兵种建设方针和富有战略创见的设想，使总参谋部在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发挥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
1954年12月23日，粟裕刚任总参谋长一个多月，便向中央军委提交了《在原子时代关于陆海空军军事建设方针的建议》报告。其中明确提出军队建设方针的前提是“原子时代”。
粟裕认为，“在今后战争中，敌人可能广泛使用原子武器，不仅使用于战略轰炸，且将使用于战术轰炸和炮击。一旦战争爆发，不分前方后方，均有遭受敌人原子袭击的危险”。1955年2月，在《第五次国防工程会议》上的讲话中，粟裕指出：“我们并不怕原子战争，但应积极准备，加强国防力量，才能粉碎敌人的进攻，做到有备无患。”3月，粟裕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又指出：“今后战争不同于以往任何战争的特点之一，即战争已从线或面的形式发展为原子时代的立体战争。”“帝国主义正在疯狂地准备原子战争，应引起我们的应有警惕，全世界人民包括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在内，要求和平、反对战争和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运动正日益开展，但我们的国防建设决不能寄托在这些客观的辅助因素上。”“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对防御原子战争有准备，以防患于未然。”
未来反侵略战争一旦发生，将可能是什么类型的战争？将给国家造成什么样的局面？作为总参谋长，他负责地提出上述这些看法，以使全党全军对此有所认识和准备。
粟裕说，对付敌人原子武器袭击的最好办法是以原子武器对付原子武器，这样可能促使敌人不敢使用原子武器；在我们还没有原子武器时，我们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以防护的方法来对付敌人的原子武器袭击，以大大减轻原子武器袭击对于我们的损害。他提出：“为了比较有效地对付敌人的原子武器袭击，保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使我国工业在战时仍能发展生产和再生产，为了掩护我国强大的陆军有效地进行防御和顺利地开展进攻，以发挥其应有作用，以及为了掩护海军的作战和活动，均须有足够的空军参加作战，为此，建设一支比较强大的空军和国土防空力量，应成为全军建设的中心环节。”
对于海军建设，粟裕认为，我国海岸线漫长，海区辽阔，敌人对我进攻将主要来自海上，故建设一定数量的适合于我国具体情况和适宜于今后作战的海军力量是完全必要的。但由于我国工业和技术还比较落后，并受经济和物质条件限制，短期内不可能建设起一支很强大的海军。因此，粟裕要求目前“海军建设应以鱼雷快舰、潜艇和水雷轰炸机为重点”，使我海军“在无足够空军掩护的情况下”，亦可“大大发挥其袭击作用”。
对于陆军建设，粟裕认为在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坦克等机械化军队在战争中的地位将更加重要，不论进攻或防御，都要求军队具有高速度的强大的机动突击力量。为了应付可能的突发事变，现有坦克部队应作适当调整，再组建一些坦克师、团，作为统帅部的机动突击力量。他指出，“炮兵必须装备有快速运动力的火炮”，以便在战时能“迅速堵住由于原子弹而形成的裂口，并对付敌人的空降部队”。
运筹帷幄，提出精兵强军建议
1955年11月，粟裕参与导演了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规模最大、最能体现这一时期军事特点的辽东半岛抗登陆战役演习。这次演习由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叶剑英任总导演，粟裕、陈赓、邓华、甘泗淇、萧克任副总导演。参加演习的陆、海、空军师以上的指挥机关18个，部队6.8万余人，全军高、中级干部800余人随演习部队参观见习，一起作业。并请苏联、朝鲜、越南、蒙古四国派军事代表团参观整个演习过程。
为了组织好这次演习，粟裕参与审定整个演习方案。1955年6月，他又与叶剑英一起去辽东地区实地为演习作准备。10月29日即去旅大协助叶剑英具体组织指导演习。
这次演习着重研究现代条件下歼灭登陆和着陆之敌的有利时机、抗登陆同时抗着陆、提前实施反冲击和反突击、各军兵种协同作战等问题。通过演习，丰富了人民解放军在现代条件下抗登陆作战的知识，提高了军队高级干部组织与指挥抗登陆战役的能力，取得了组织大规模战役演习的经验。
1956年9月，粟裕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1月，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中共八大后，粟裕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提交了《对建军方针若干问题的建议》报告。他认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七年来已取得一定成绩，但距离真正现代化的要求，还相差很远。今后决定战争胜负，除政治条件外，物质技术条件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因此，集中力量加速国家工业化和向科学进军，是完全正确的。为了抽出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国家建设，他建议部队精简整编，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
关于裁减军队问题，粟裕主张应定出各军种、兵种和部队、学校、机关的适当裁减比例，采取一次确定、分期完成的方法，免得年年确定编制，又年年变动，并提出了裁军的具体措施。他认为统帅部总部太多，形成了多头领导、政出多门、职责不明的现象。可将总干部部、军事法院、军事监察院合并到总政治部，总财务部和总军械部合并到总后勤部，训练总监部和武装力量监察部，可以合并为一个单位。各总部下属的部有的亦可以合并，如总参动员部、总政兵役部、总干预备役干部部、训总军外训练部可合并为一个部。全军近百所文化学校和预备学校，可考虑全部或大部撤销。粟裕说：“紧缩机关，必须采取砍头的办法，如舍本逐末，一个人一个人地抠，虽费九牛二虎之力，但收效甚微。”他特别强调：“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必须保持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针对部队情况，他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如抗美援朝的胜利，强调了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一面，但对敌人长处，却未引起应有的注意。粟裕认为，我们在政治上必须藐视敌人，但在军事上决不能轻敌，要从最困难的方面来考虑。 1957年1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决定裁军三分之一，并调整全军组织编制，把原来的陆、海、空、防空、公安5个军种改为陆、海、空3个军种，即防空军与空军合并，公安军撤销，并精简总部。《决定》中的许多内容都吸收了粟裕的建议。
高瞻远瞩，提出重新划分全国军区方案
1954年7月，粟裕在副总参谋长岗位上向中央军委呈送了重新划分军区的两个初步方案。11月8日，军委第十一次会议对此作了研究，决定由粟裕邀集有关方面负责人作一次讨论。
12月初，粟裕任总参谋长刚满一个月，他即召集各总部及各大军区负责人开会，专门讨论大军区撤销及重新设置的问题。粟裕谈了撤销及重新设置军区的目的、意义、依据和方案制定的过程，然后他和与会同志进行了热烈讨论。大家都很关心未来战略区和战场的划分、后勤机构的设置等问题。经过几天认真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同意粟裕提出的初步方案。
12月14日，在军委第十七次会议上，粟裕汇报了经过各单位领导同志讨论的重新划分军区的方案。军委会议认为：“重新划分全国军区时，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便于平时进行战场建设，战时统一指挥；（二）便于军委集中领导；（三）便于抽出一批干部充实军委各机关和进入学校学习；（四）应注意到是否便于指挥，以及不会将原来的军区划得太乱。因此，基本同意粟裕同志所提的第一方案。”军委决定由粟裕向军委扩大会议作关于全国军区重新划分的报告。
12月17日至29日，军委召开扩大会议，粟裕在会上作了《关于全国军区划分的几个初步方案》的发言。他说：“鉴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在今后战争中可能广泛使用原子武器，当帝国主义者决定发动战争时，可能利用其所谓‘原子优势’采取不宣而战，对我进行闪击。为了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和今后更复杂的战争情况，要求指挥上的高度集中统一和各战区、各兵种的密切配合协同”，“平时组织即须为战时作准备”。“因此须以敌人兵力及其可能进攻的方向、地形条件、交通状况以及我军的战略意图、作战方向和今后战争可能发展的趋势，作为军区划分的主要依据。 为使军区划分符合今后作战的要求，并力求减少层次，使上级意图能迅速下达到部队”，“精简机构，减少冗员，使领导机关深入下层，克服官僚主义，统一调配全军干部，充实军委各部和加强前方部队，同时抽出大批干部进入学校受训并从目前建军和今后作战着眼，求得战术思想的完全一致，特提出关于全国军区划分的几个初步方案”。
粟裕介绍了军区重新划分的6个方案。第一方案，建议海陆边防划分为6个军区，为准备战区；内地划分为8个军区，为战略储备区。并将第一方案与其他5个方案分别作了比较，认为第一方案利多弊少，以实行第一方案为好。同时还就军区的任务和职权、各特种兵的机构组成及领导关系提出了意见。
经过会议讨论，一致同意粟裕所提的第一方案，但建议内地军区适当合并，总数减为12个。中央军委在会议总结中指出：“关于全国军区划分问题，粟裕同志根据平时便于进行战时准备的原则，在报告中所提出的第一方案，已获得大家一致同意。”
1955年2月11日，国务院根据军委扩大会议讨论结果，决定建立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武汉、成都、昆明、兰州、新疆、内蒙古、西藏12个大军区。实践证明，这次军区设置的重大改革，既便于军委的集中领导与平战结合，又抽出一批干部充实了军委机关，同时使各军区领导机关在体制编制上，基本成为合成军队的战役指挥机构。
防患未然，始终把后备力量建设放在重要的地位
为给中央军委拟制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粟裕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领导人意见，组织专门班子进行研究，为军委确定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与实践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完善的作战计划。
粟裕反复强调，国防建设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统一认识：第一，思想上要有准备，要未雨绸缪。第二，组织上要有充分准备，抓好干部训练，高级干部要学会指挥大兵团作战。第三，提高部队的科学文化水平。我军如果不能掌握新科学、新技术，就要被动挨打。第四，要搞国防工程，重点设防。第五，要改善装备，不能只搞人员不搞装备，兵不在多而在精，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发展装备。第六，在强调人的因素为前提的条件下，加强后勤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战争是在打后勤，打钢铁。第七，军队建设服从大局，服从国家建设，如工农业不发达，军队养得再多也不行，军队建设不能削弱国家建设，要结合国家建设，搞平战结合。第八，加强人民武装建设，要寓兵于民，搞人民战争。
粟裕认为，今后的战争不仅有威力很大的原子弹和超音速的喷气式飞机，而且进一步出现了氢弹，这就必须加强我们的战备任务。1955年2月，他强调指出：“国防工程建设应以防原子着眼，适当加强和改善工事。”接着他指示工程兵进行防爆破试验，在取得基本数据资料的基础上，于4月11日，向军委提出了防原子工程的设计标准和隐蔽伪装问题，得到了军委的批准。从此，在国防工程中增加了防原子设施，并有了统一标准。
在建立积极防御体系中，粟裕始终把后备力量建设放在重要的地位。
1955年春天，粟裕在中国共产党举行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说：两三年后，将有几百万经过长期战争考验的复员军人分布全国各地，加强对他们的领导，使他们成为组织民兵、巩固治安和训练预备役的骨干。战时即可以他们为骨干，迅速动员组织若干个有战斗力的师。粟裕说：为了增进人民体质和为国防服务，建议大力开展国防体育运动，在全国各大城市普遍成立国防航空协会或航空俱乐部，开展跳伞、滑翔运动，使我军飞行员的培养有足够的后备力量。建议民航部门注意培养后备空军人员，船运、水产部门注意培养海军人员，交通、邮电部门注意培养后备司机和无线电通信人员，国营农场和拖拉机部门注意培养后备坦克人员，同时希望各部门注意培养战时为军队所需要的各种人才，更好地为积蓄后备力量打好基础。为此，他提出必须在农村、国营农场、机关、学校以及其他各个方面来进行预备役的训练。这个工作如果做得好，就可以花钱少，甚至可以不花国家的钱，而培养出强大的后备力量。这是现代战争中最重要的工作。 1955年9月19日，总参谋部召开队列、动员工作会议，粟裕到会讲话，把积蓄后备力量提到了更高的高度。他指出：“总参谋部的基本工作和任务，在平时是积蓄武力，在战时是使用武力。在平时，我们要在各方面积蓄和培养武装力量，即积蓄在额的常备军和不在额的预备役，以及其他对战争有决定意义的各种力量和因素。”他进一步指出：只要我们积蓄了强大的后备力量，一旦发生战争，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在现有基础上，把部队扩大好几倍。这样不仅能应付突然事变，而且在突然事变中能争取主动，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
1957年6月，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改进兵役工作的指示》，决定将民兵和预备役合二为一。为了贯彻军委的决定，粟裕根据不同地区的对敌斗争形势提出了不同的要求。1958年3月12日至4月22日又亲赴华东对兵役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先后到了南京、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召开座谈会，了解情况，指导工作的落实。
此外，早在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粟裕发言，全面阐述了国家经济建设如何结合国防建设的问题，并提出具体建议。
他认为，城市建设中应注意加强城市防空设施的建设，建议在全国大、中城市建筑地下防空室。城市规划上宜多留广场、空地，适当加宽马路，以便战时起降直升机和防止敌人袭击造成水源断绝的困难。同时建议研究城市发展规模，并在全国人民中进行原子防护常识的教育等。 他建议在规划建设铁路、公路、港湾、码头和开凿运河时，既照顾经济需要，又照顾国防需要，修建水库堤坝除用于水利外，应考虑战时便于利用。修建防护林除用于防风、防沙、调节气候和水土保持外，应考虑战时隐蔽集结军队，并便于就地取材构筑工事。
1956年11月4日，粟裕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写报告，再次提出“在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注意与国防建设相结合”。他建议国防建设的布局、工业基地的选择，政府有关部门应多与军事机关商量。他的这些意见和建议，即使在4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很有指导意义和价值。
粟裕任总参谋长四年（1954—1958），不负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期望，为建设巩固的国防，为国家的安全，兢兢业业，殚精竭虑。他对现代战争中面临的许多新课题，进行了艰苦的有价值的探索研究，及时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高度评价了他在总参谋部的工作，指出：“粟裕同志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期间，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为保卫和巩固我国国防，为把我军建设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作出了重大贡献。”
（责编 王燕萍）
未雨绸缪，提出对未来战争类型和模式的科学预测
粟裕任总参谋长以后，积极贯彻中央军委的军事建设总方针、总任务，即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以保卫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防御帝国主义侵略。他深入研究国防战略，制定作战计划，探索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国家战略等问题，提出诸兵种建设方针和富有战略创见的设想，使总参谋部在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发挥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
1954年12月23日，粟裕刚任总参谋长一个多月，便向中央军委提交了《在原子时代关于陆海空军军事建设方针的建议》报告。其中明确提出军队建设方针的前提是“原子时代”。
粟裕认为，“在今后战争中，敌人可能广泛使用原子武器，不仅使用于战略轰炸，且将使用于战术轰炸和炮击。一旦战争爆发，不分前方后方，均有遭受敌人原子袭击的危险”。1955年2月，在《第五次国防工程会议》上的讲话中，粟裕指出：“我们并不怕原子战争，但应积极准备，加强国防力量，才能粉碎敌人的进攻，做到有备无患。”3月，粟裕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又指出：“今后战争不同于以往任何战争的特点之一，即战争已从线或面的形式发展为原子时代的立体战争。”“帝国主义正在疯狂地准备原子战争，应引起我们的应有警惕，全世界人民包括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在内，要求和平、反对战争和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运动正日益开展，但我们的国防建设决不能寄托在这些客观的辅助因素上。”“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对防御原子战争有准备，以防患于未然。”
未来反侵略战争一旦发生，将可能是什么类型的战争？将给国家造成什么样的局面？作为总参谋长，他负责地提出上述这些看法，以使全党全军对此有所认识和准备。
粟裕说，对付敌人原子武器袭击的最好办法是以原子武器对付原子武器，这样可能促使敌人不敢使用原子武器；在我们还没有原子武器时，我们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以防护的方法来对付敌人的原子武器袭击，以大大减轻原子武器袭击对于我们的损害。他提出：“为了比较有效地对付敌人的原子武器袭击，保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使我国工业在战时仍能发展生产和再生产，为了掩护我国强大的陆军有效地进行防御和顺利地开展进攻，以发挥其应有作用，以及为了掩护海军的作战和活动，均须有足够的空军参加作战，为此，建设一支比较强大的空军和国土防空力量，应成为全军建设的中心环节。”
对于海军建设，粟裕认为，我国海岸线漫长，海区辽阔，敌人对我进攻将主要来自海上，故建设一定数量的适合于我国具体情况和适宜于今后作战的海军力量是完全必要的。但由于我国工业和技术还比较落后，并受经济和物质条件限制，短期内不可能建设起一支很强大的海军。因此，粟裕要求目前“海军建设应以鱼雷快舰、潜艇和水雷轰炸机为重点”，使我海军“在无足够空军掩护的情况下”，亦可“大大发挥其袭击作用”。
对于陆军建设，粟裕认为在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坦克等机械化军队在战争中的地位将更加重要，不论进攻或防御，都要求军队具有高速度的强大的机动突击力量。为了应付可能的突发事变，现有坦克部队应作适当调整，再组建一些坦克师、团，作为统帅部的机动突击力量。他指出，“炮兵必须装备有快速运动力的火炮”，以便在战时能“迅速堵住由于原子弹而形成的裂口，并对付敌人的空降部队”。
运筹帷幄，提出精兵强军建议
1955年11月，粟裕参与导演了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规模最大、最能体现这一时期军事特点的辽东半岛抗登陆战役演习。这次演习由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叶剑英任总导演，粟裕、陈赓、邓华、甘泗淇、萧克任副总导演。参加演习的陆、海、空军师以上的指挥机关18个，部队6.8万余人，全军高、中级干部800余人随演习部队参观见习，一起作业。并请苏联、朝鲜、越南、蒙古四国派军事代表团参观整个演习过程。
为了组织好这次演习，粟裕参与审定整个演习方案。1955年6月，他又与叶剑英一起去辽东地区实地为演习作准备。10月29日即去旅大协助叶剑英具体组织指导演习。
这次演习着重研究现代条件下歼灭登陆和着陆之敌的有利时机、抗登陆同时抗着陆、提前实施反冲击和反突击、各军兵种协同作战等问题。通过演习，丰富了人民解放军在现代条件下抗登陆作战的知识，提高了军队高级干部组织与指挥抗登陆战役的能力，取得了组织大规模战役演习的经验。
1956年9月，粟裕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1月，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中共八大后，粟裕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提交了《对建军方针若干问题的建议》报告。他认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七年来已取得一定成绩，但距离真正现代化的要求，还相差很远。今后决定战争胜负，除政治条件外，物质技术条件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因此，集中力量加速国家工业化和向科学进军，是完全正确的。为了抽出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国家建设，他建议部队精简整编，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
关于裁减军队问题，粟裕主张应定出各军种、兵种和部队、学校、机关的适当裁减比例，采取一次确定、分期完成的方法，免得年年确定编制，又年年变动，并提出了裁军的具体措施。他认为统帅部总部太多，形成了多头领导、政出多门、职责不明的现象。可将总干部部、军事法院、军事监察院合并到总政治部，总财务部和总军械部合并到总后勤部，训练总监部和武装力量监察部，可以合并为一个单位。各总部下属的部有的亦可以合并，如总参动员部、总政兵役部、总干预备役干部部、训总军外训练部可合并为一个部。全军近百所文化学校和预备学校，可考虑全部或大部撤销。粟裕说：“紧缩机关，必须采取砍头的办法，如舍本逐末，一个人一个人地抠，虽费九牛二虎之力，但收效甚微。”他特别强调：“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必须保持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针对部队情况，他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如抗美援朝的胜利，强调了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一面，但对敌人长处，却未引起应有的注意。粟裕认为，我们在政治上必须藐视敌人，但在军事上决不能轻敌，要从最困难的方面来考虑。 1957年1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决定裁军三分之一，并调整全军组织编制，把原来的陆、海、空、防空、公安5个军种改为陆、海、空3个军种，即防空军与空军合并，公安军撤销，并精简总部。《决定》中的许多内容都吸收了粟裕的建议。
高瞻远瞩，提出重新划分全国军区方案
1954年7月，粟裕在副总参谋长岗位上向中央军委呈送了重新划分军区的两个初步方案。11月8日，军委第十一次会议对此作了研究，决定由粟裕邀集有关方面负责人作一次讨论。
12月初，粟裕任总参谋长刚满一个月，他即召集各总部及各大军区负责人开会，专门讨论大军区撤销及重新设置的问题。粟裕谈了撤销及重新设置军区的目的、意义、依据和方案制定的过程，然后他和与会同志进行了热烈讨论。大家都很关心未来战略区和战场的划分、后勤机构的设置等问题。经过几天认真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同意粟裕提出的初步方案。
12月14日，在军委第十七次会议上，粟裕汇报了经过各单位领导同志讨论的重新划分军区的方案。军委会议认为：“重新划分全国军区时，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便于平时进行战场建设，战时统一指挥；（二）便于军委集中领导；（三）便于抽出一批干部充实军委各机关和进入学校学习；（四）应注意到是否便于指挥，以及不会将原来的军区划得太乱。因此，基本同意粟裕同志所提的第一方案。”军委决定由粟裕向军委扩大会议作关于全国军区重新划分的报告。
12月17日至29日，军委召开扩大会议，粟裕在会上作了《关于全国军区划分的几个初步方案》的发言。他说：“鉴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在今后战争中可能广泛使用原子武器，当帝国主义者决定发动战争时，可能利用其所谓‘原子优势’采取不宣而战，对我进行闪击。为了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和今后更复杂的战争情况，要求指挥上的高度集中统一和各战区、各兵种的密切配合协同”，“平时组织即须为战时作准备”。“因此须以敌人兵力及其可能进攻的方向、地形条件、交通状况以及我军的战略意图、作战方向和今后战争可能发展的趋势，作为军区划分的主要依据。 为使军区划分符合今后作战的要求，并力求减少层次，使上级意图能迅速下达到部队”，“精简机构，减少冗员，使领导机关深入下层，克服官僚主义，统一调配全军干部，充实军委各部和加强前方部队，同时抽出大批干部进入学校受训并从目前建军和今后作战着眼，求得战术思想的完全一致，特提出关于全国军区划分的几个初步方案”。
粟裕介绍了军区重新划分的6个方案。第一方案，建议海陆边防划分为6个军区，为准备战区；内地划分为8个军区，为战略储备区。并将第一方案与其他5个方案分别作了比较，认为第一方案利多弊少，以实行第一方案为好。同时还就军区的任务和职权、各特种兵的机构组成及领导关系提出了意见。
经过会议讨论，一致同意粟裕所提的第一方案，但建议内地军区适当合并，总数减为12个。中央军委在会议总结中指出：“关于全国军区划分问题，粟裕同志根据平时便于进行战时准备的原则，在报告中所提出的第一方案，已获得大家一致同意。”
1955年2月11日，国务院根据军委扩大会议讨论结果，决定建立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武汉、成都、昆明、兰州、新疆、内蒙古、西藏12个大军区。实践证明，这次军区设置的重大改革，既便于军委的集中领导与平战结合，又抽出一批干部充实了军委机关，同时使各军区领导机关在体制编制上，基本成为合成军队的战役指挥机构。
防患未然，始终把后备力量建设放在重要的地位
为给中央军委拟制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粟裕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领导人意见，组织专门班子进行研究，为军委确定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与实践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完善的作战计划。
粟裕反复强调，国防建设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统一认识：第一，思想上要有准备，要未雨绸缪。第二，组织上要有充分准备，抓好干部训练，高级干部要学会指挥大兵团作战。第三，提高部队的科学文化水平。我军如果不能掌握新科学、新技术，就要被动挨打。第四，要搞国防工程，重点设防。第五，要改善装备，不能只搞人员不搞装备，兵不在多而在精，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发展装备。第六，在强调人的因素为前提的条件下，加强后勤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战争是在打后勤，打钢铁。第七，军队建设服从大局，服从国家建设，如工农业不发达，军队养得再多也不行，军队建设不能削弱国家建设，要结合国家建设，搞平战结合。第八，加强人民武装建设，要寓兵于民，搞人民战争。
粟裕认为，今后的战争不仅有威力很大的原子弹和超音速的喷气式飞机，而且进一步出现了氢弹，这就必须加强我们的战备任务。1955年2月，他强调指出：“国防工程建设应以防原子着眼，适当加强和改善工事。”接着他指示工程兵进行防爆破试验，在取得基本数据资料的基础上，于4月11日，向军委提出了防原子工程的设计标准和隐蔽伪装问题，得到了军委的批准。从此，在国防工程中增加了防原子设施，并有了统一标准。
在建立积极防御体系中，粟裕始终把后备力量建设放在重要的地位。
1955年春天，粟裕在中国共产党举行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说：两三年后，将有几百万经过长期战争考验的复员军人分布全国各地，加强对他们的领导，使他们成为组织民兵、巩固治安和训练预备役的骨干。战时即可以他们为骨干，迅速动员组织若干个有战斗力的师。粟裕说：为了增进人民体质和为国防服务，建议大力开展国防体育运动，在全国各大城市普遍成立国防航空协会或航空俱乐部，开展跳伞、滑翔运动，使我军飞行员的培养有足够的后备力量。建议民航部门注意培养后备空军人员，船运、水产部门注意培养海军人员，交通、邮电部门注意培养后备司机和无线电通信人员，国营农场和拖拉机部门注意培养后备坦克人员，同时希望各部门注意培养战时为军队所需要的各种人才，更好地为积蓄后备力量打好基础。为此，他提出必须在农村、国营农场、机关、学校以及其他各个方面来进行预备役的训练。这个工作如果做得好，就可以花钱少，甚至可以不花国家的钱，而培养出强大的后备力量。这是现代战争中最重要的工作。 1955年9月19日，总参谋部召开队列、动员工作会议，粟裕到会讲话，把积蓄后备力量提到了更高的高度。他指出：“总参谋部的基本工作和任务，在平时是积蓄武力，在战时是使用武力。在平时，我们要在各方面积蓄和培养武装力量，即积蓄在额的常备军和不在额的预备役，以及其他对战争有决定意义的各种力量和因素。”他进一步指出：只要我们积蓄了强大的后备力量，一旦发生战争，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在现有基础上，把部队扩大好几倍。这样不仅能应付突然事变，而且在突然事变中能争取主动，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
1957年6月，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改进兵役工作的指示》，决定将民兵和预备役合二为一。为了贯彻军委的决定，粟裕根据不同地区的对敌斗争形势提出了不同的要求。1958年3月12日至4月22日又亲赴华东对兵役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先后到了南京、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召开座谈会，了解情况，指导工作的落实。
此外，早在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粟裕发言，全面阐述了国家经济建设如何结合国防建设的问题，并提出具体建议。
他认为，城市建设中应注意加强城市防空设施的建设，建议在全国大、中城市建筑地下防空室。城市规划上宜多留广场、空地，适当加宽马路，以便战时起降直升机和防止敌人袭击造成水源断绝的困难。同时建议研究城市发展规模，并在全国人民中进行原子防护常识的教育等。 他建议在规划建设铁路、公路、港湾、码头和开凿运河时，既照顾经济需要，又照顾国防需要，修建水库堤坝除用于水利外，应考虑战时便于利用。修建防护林除用于防风、防沙、调节气候和水土保持外，应考虑战时隐蔽集结军队，并便于就地取材构筑工事。
1956年11月4日，粟裕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写报告，再次提出“在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注意与国防建设相结合”。他建议国防建设的布局、工业基地的选择，政府有关部门应多与军事机关商量。他的这些意见和建议，即使在4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很有指导意义和价值。
粟裕任总参谋长四年（1954—1958），不负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期望，为建设巩固的国防，为国家的安全，兢兢业业，殚精竭虑。他对现代战争中面临的许多新课题，进行了艰苦的有价值的探索研究，及时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高度评价了他在总参谋部的工作，指出：“粟裕同志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期间，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为保卫和巩固我国国防，为把我军建设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作出了重大贡献。”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