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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辉，1922年生于太原一个前清旧官僚家庭。1936年，易辉上初中二年级，一天，她从进步同学那里看到一份杂志叫《肤施剪影》，里面有许多图片。肤施是延安的旧称。易辉第一次知道了在黄河的对面，有一个地方叫延安，那里有一支队伍叫红军，有一所学校叫抗大，学校里还有很多女兵。这一切让易辉感到耳目一新。联想到自己的家庭，她是多么向往延安，向往革命队伍里的那种新生活——没有歧视，没有冷漠，没有尊卑贵贱之分，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到处充满朝气蓬勃和欢声笑语。虽然她只看过一期《肤施剪影》，却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延安”两个字，牢牢地嵌在了她的脑海里。
进入抗大一分校
1937年9月19日，是农历中秋节。这天近黄昏时，突然一队日机怪叫着来到太原上空，紧接着就是一阵震耳欲聋的狂轰滥炸，许多地方顿时化为一片火海，哭声、叫喊声响成一片。眼看太原不保，市民们开始成群结队撤逃。正准备上初中三年级的易辉所在的学校要迁到晋南办学，于是她和母亲一起随逃难的人群迁往晋南投靠亲戚。晋南全民抗战浪潮蓬勃兴起，各种抗日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年底，15岁的易辉在晋南的翼城中心区加入由共产党领导的牺盟会，很快成为牺盟会中的宣传骨干分子，并于1938年6月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提出了党在抗日战争中坚持独立自主的领导地位的思想，并强调培养军政干部的重要性。指出：“为了领导伟大的革命战争，没有多数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有计划地培养大批新干部，是党的一个极重要的任务。”易辉等人听了六中全会报告后，心情十分兴奋，她们再一次想到了早就十分向往的延安和抗大。她和几个同学一合计，大家都异口同声表示愿意去延安上抗大。于是她们向组织提出了要求并很快得到批准。当三人来到八路军驻晋办事处设在晋南的工作站的时候，被告知：“你们不用去延安了，抗大在陕北成立了一分校，并将东迁到晋东南办学，你们可直接到晋东南上学去。”
1938年底，易辉等人从绛县取道翼城、沁水到了阳城。在阳城，她们认识了晋豫边区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的女教师齐云。1939年2月，易辉等人来到驻屯留故县村的抗大一分校，见到了校长何长工，被分配到了一分校女生队，驻扎在距故县2里路的岗上村。一个月后，齐云也送妹妹齐心来到女生队学习，和易辉在同一个班。
对在女生队的学习生活，易辉至今记忆犹新：“女生队就驻扎在岗上村，我们属于八营，八营就在附近，还有救亡室、民运组等等。课程有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社会发展史等。并几次聆听朱老总讲军事课，他就在树林子下面给我们讲论持久战。我们除了上课以外还要操练，白天晚上还要站岗放哨。”
易辉因在晋南牺盟会做过群众工作，有一定经验，两个月后，她被调到校政治部民运科任民运干事。
反“扫荡”中奋身跳崖
1939年7月上旬，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抗大一分校于7月6日夜撤离故县村，转移到太行山南部的平顺、壶关一带深山里继续办学。学校一面坚持正常教学，一面组织力量配合太南军政委员会巩固扩大太南抗日根据地。学校还抽调数十人组成战地工作团，深入乡下组织发动群众，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建设民主政权，成立青救会、妇救会、农救会等。战地工作团还组成若干精干的游击小组，挺进敌占区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袭扰打击敌人。
易辉所在的宣传小组有三个人，两个女同学和一个男同学。他们每天深入乡下向群众讲解抗战形势，动员群众支援前线，辅导他们识字扫盲，还到老百姓家里串门拉家常，启发他们提高觉悟。乡亲们待他们很热情。
8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天还早，易辉等人正在一个村子里作宣传时，突然发现敌情。原因是别的游击小组带领民兵去几里外的一个据点袭扰敌人，日军立即分三路从三面包围了他们，易辉他们陷入了包围圈。敌人距他们很近，情况十分危急，于是他们三个人紧急突围。正跑着，突然一道土崖横亘在面前，他们跳下去后，发现脚下还横着一条更大的崖岸，村里人称之为后水沟，足有四五丈深，怎么办？易辉先是犹豫了一下，接着脑海里飞快闪过一个念头：决不能当俘虏，特别是女同志。同行的男同学跳下去了，易辉也纵身一跃，重重摔在地上，腿部一阵钻心彻骨的剧痛，她眼前一黑，几乎支持不住。男同学情况稍好点，拉着易辉说：“易辉同志，我扶你走，过了那道山梁我们就有办法了。”“我不行了，你快走吧。”易辉只觉得自己就要死了，挣扎着说：“你快走，快走，别管我了……”话没说完，就痛得昏了过去。男同学见状无奈地站起来一瘸一拐走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易辉醒过来。她按了按身上，有感觉，心想，自己原来没有死。太阳已经歪在西边天上，周围一片寂静。她刚挪了挪身子，腿部一阵剧痛，头上冒出了冷汗，这才知道腿摔坏了，动不了了。
为了防止被敌人搜山发现，易辉用手在身旁边挖了个小坑，将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钢笔埋进去。她感到精疲力竭，很快又昏睡过去。待再次清醒过来时已是繁星满天，她听见附近有孩子的哭声，不远处天空还隐约闪烁着火光，看来敌人还没有走。
第二天，学校的游击小队队长发现了易辉，于是叫来乡亲，将她藏到村外的一个羊圈里，羊圈很低、很深。易辉又开始发烧，拉肚子。老乡们找了个上了年纪会接骨的放羊老汉给易辉看病，他上下摸了摸，说右大腿断了，治不了。到了第三天，乡亲们决定将易辉送往学校。他们找来门板，扎成担架，连村转送，逢村换人，轮着抬了一夜，走了好几个村子。第四天遇到了学校派来的人，他们见到易辉时，只见她头发零乱，满脸憔悴，手脚、脸上、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几乎认不出来了。大伙没想到，一个女同志，毅力竟如此坚强，伤成这个样，却始终没哼一声，心里既难过又钦佩。何长工校长听说易辉失踪后吩咐道：“一定要把易辉找到，死了也要把她给抬回来。”易辉后来听了十分感动。
到第六天，易辉被辗转送到了八路军兵站医院。由于医疗条件有限，只能将伤腿用木板包上扎住，用农家纺线的花车轱辘带上石头拽着作牵引。因为受伤时间过长，失去了最佳治疗时机，右腿缩短了一公分，落下终身残疾。 由于易辉的腿伤比较严重，组织上建议为她申报四等残疾，这样可以多一些黄豆之类的补助，改善一下营养条件，但被易辉谢绝了：“我不要什么补助。我参加革命入党就随时准备牺牲个人，多少同志生命都没有了，我摔坏一条腿算什么！”
易辉腿伤痊愈归队后，何长工亲自给她送来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八个大字。
在谈到这段往事时，易辉老人特别提到：“有本书在一篇写抗大一分校的文章里说我掉下山崖摔断一条腿，这不是事实，我是跳下去的。倒是确实有一位女同志是文工团的，她是不小心晚上滑下去了，因为她是演戏的，当时很难过，情绪低落，说以后不能演戏了。我不一样，始终很乐观的，没掉过一滴眼泪。”
延安整风中经受了严峻考验
1939年11月，抗大一分校奉命东迁山东抗日根据地办学，同时组成留守大队继续在原地办学。12月底，易辉随留守大队从壶关神郊迁到武乡，等待从延安迁来晋东南办学的抗大总校。1940年4月，驻武乡的中共中央北方局高级党校招收部队团以上干部和地方县以上干部进行培训。易辉是连级干部，由于在反“扫荡”中的突出表现，何长工点名让她参加培训。8月从党校毕业后，分配到黎城看后村的八路军军工部子弹厂任指导员。在这里，她认识了后来成为终身伴侣的八路军军工部部长刘鼎。
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发动了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易辉由于腿伤尚未恢复，无法走长路，就藏在一个山洞里，由一个小工人负责照顾。敌人来“扫荡”，小工人就背着她到处躲藏，她觉得太连累人，很过意不去。后来根据地精兵简政，很多人调回了延安。组织上知道了她的情况后，批准她回延安工作。1943年初，易辉来到了陕北绥德。这时抗大总校也迁回绥德办学，组织上本来分配易辉担任在绥德的抗大七分校女生队队长，适逢总校正在开展整风运动，易辉想利用这个机会学习提高一下自己，就主动提出参加整风，接受教育。
在整风运动中，抗大总校很多人被打成了“特务”。令易辉没有想到的是，她自己居然也被诬为“特务”，成了“抢救”对象。有人问她：“你父亲是国民党高级军官，你怎么可能出来革命呢？”易辉回击道：“不明白吧？我就是革他的命的，所以就出来了。”他们不相信，采用车轮战术，不让她休息，逼她承认是特务。她不就范，他们就把她打成了“顽固特务”，还强迫她上台“示众”。期间，许多人本来不是特务，由于经受不住考验，为了早点解脱，就承认了指控，于是就自由了，觉得很光荣， 还上台作报告。易辉对此嗤之以鼻：这不是自污清白吗？她眼里向来揉不进沙子，严词反驳道：“我15岁离家投奔革命，16岁入党，事实清清楚楚明摆着，怎么会是特务？”对方一时语塞。
下午吃饭时，何长工特地把她叫到跟前说：“易辉同志，不要难过，我们了解你。没有关系，群众运动嘛。”易辉感到极大安慰，但晚上仍翻来覆去睡不着，她想不通，也无法忍受别人的无端诬陷，于是爬起来连夜给何长工写信进行申辩。后来，组织上进行甄别，何长工亲自到女生队第一个为易辉平了反。
如今，易辉老人虽已年逾九旬，但仍然笔耕不辍。这些年，她克服各种困难，凭着坚强的毅力完成了洋洋数十万言的《刘鼎传》，用纪实的笔法再现了人民军工创始人刘鼎一生的传奇经历，并正式出版。捧着用自己心血写就散发着墨香的书籍，易辉如释重负，十分欣慰，终于了却了她多年来的一个心愿。
进入抗大一分校
1937年9月19日，是农历中秋节。这天近黄昏时，突然一队日机怪叫着来到太原上空，紧接着就是一阵震耳欲聋的狂轰滥炸，许多地方顿时化为一片火海，哭声、叫喊声响成一片。眼看太原不保，市民们开始成群结队撤逃。正准备上初中三年级的易辉所在的学校要迁到晋南办学，于是她和母亲一起随逃难的人群迁往晋南投靠亲戚。晋南全民抗战浪潮蓬勃兴起，各种抗日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年底，15岁的易辉在晋南的翼城中心区加入由共产党领导的牺盟会，很快成为牺盟会中的宣传骨干分子，并于1938年6月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提出了党在抗日战争中坚持独立自主的领导地位的思想，并强调培养军政干部的重要性。指出：“为了领导伟大的革命战争，没有多数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有计划地培养大批新干部，是党的一个极重要的任务。”易辉等人听了六中全会报告后，心情十分兴奋，她们再一次想到了早就十分向往的延安和抗大。她和几个同学一合计，大家都异口同声表示愿意去延安上抗大。于是她们向组织提出了要求并很快得到批准。当三人来到八路军驻晋办事处设在晋南的工作站的时候，被告知：“你们不用去延安了，抗大在陕北成立了一分校，并将东迁到晋东南办学，你们可直接到晋东南上学去。”
1938年底，易辉等人从绛县取道翼城、沁水到了阳城。在阳城，她们认识了晋豫边区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的女教师齐云。1939年2月，易辉等人来到驻屯留故县村的抗大一分校，见到了校长何长工，被分配到了一分校女生队，驻扎在距故县2里路的岗上村。一个月后，齐云也送妹妹齐心来到女生队学习，和易辉在同一个班。
对在女生队的学习生活，易辉至今记忆犹新：“女生队就驻扎在岗上村，我们属于八营，八营就在附近，还有救亡室、民运组等等。课程有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社会发展史等。并几次聆听朱老总讲军事课，他就在树林子下面给我们讲论持久战。我们除了上课以外还要操练，白天晚上还要站岗放哨。”
易辉因在晋南牺盟会做过群众工作，有一定经验，两个月后，她被调到校政治部民运科任民运干事。
反“扫荡”中奋身跳崖
1939年7月上旬，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抗大一分校于7月6日夜撤离故县村，转移到太行山南部的平顺、壶关一带深山里继续办学。学校一面坚持正常教学，一面组织力量配合太南军政委员会巩固扩大太南抗日根据地。学校还抽调数十人组成战地工作团，深入乡下组织发动群众，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建设民主政权，成立青救会、妇救会、农救会等。战地工作团还组成若干精干的游击小组，挺进敌占区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袭扰打击敌人。
易辉所在的宣传小组有三个人，两个女同学和一个男同学。他们每天深入乡下向群众讲解抗战形势，动员群众支援前线，辅导他们识字扫盲，还到老百姓家里串门拉家常，启发他们提高觉悟。乡亲们待他们很热情。
8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天还早，易辉等人正在一个村子里作宣传时，突然发现敌情。原因是别的游击小组带领民兵去几里外的一个据点袭扰敌人，日军立即分三路从三面包围了他们，易辉他们陷入了包围圈。敌人距他们很近，情况十分危急，于是他们三个人紧急突围。正跑着，突然一道土崖横亘在面前，他们跳下去后，发现脚下还横着一条更大的崖岸，村里人称之为后水沟，足有四五丈深，怎么办？易辉先是犹豫了一下，接着脑海里飞快闪过一个念头：决不能当俘虏，特别是女同志。同行的男同学跳下去了，易辉也纵身一跃，重重摔在地上，腿部一阵钻心彻骨的剧痛，她眼前一黑，几乎支持不住。男同学情况稍好点，拉着易辉说：“易辉同志，我扶你走，过了那道山梁我们就有办法了。”“我不行了，你快走吧。”易辉只觉得自己就要死了，挣扎着说：“你快走，快走，别管我了……”话没说完，就痛得昏了过去。男同学见状无奈地站起来一瘸一拐走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易辉醒过来。她按了按身上，有感觉，心想，自己原来没有死。太阳已经歪在西边天上，周围一片寂静。她刚挪了挪身子，腿部一阵剧痛，头上冒出了冷汗，这才知道腿摔坏了，动不了了。
为了防止被敌人搜山发现，易辉用手在身旁边挖了个小坑，将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钢笔埋进去。她感到精疲力竭，很快又昏睡过去。待再次清醒过来时已是繁星满天，她听见附近有孩子的哭声，不远处天空还隐约闪烁着火光，看来敌人还没有走。
第二天，学校的游击小队队长发现了易辉，于是叫来乡亲，将她藏到村外的一个羊圈里，羊圈很低、很深。易辉又开始发烧，拉肚子。老乡们找了个上了年纪会接骨的放羊老汉给易辉看病，他上下摸了摸，说右大腿断了，治不了。到了第三天，乡亲们决定将易辉送往学校。他们找来门板，扎成担架，连村转送，逢村换人，轮着抬了一夜，走了好几个村子。第四天遇到了学校派来的人，他们见到易辉时，只见她头发零乱，满脸憔悴，手脚、脸上、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几乎认不出来了。大伙没想到，一个女同志，毅力竟如此坚强，伤成这个样，却始终没哼一声，心里既难过又钦佩。何长工校长听说易辉失踪后吩咐道：“一定要把易辉找到，死了也要把她给抬回来。”易辉后来听了十分感动。
到第六天，易辉被辗转送到了八路军兵站医院。由于医疗条件有限，只能将伤腿用木板包上扎住，用农家纺线的花车轱辘带上石头拽着作牵引。因为受伤时间过长，失去了最佳治疗时机，右腿缩短了一公分，落下终身残疾。 由于易辉的腿伤比较严重，组织上建议为她申报四等残疾，这样可以多一些黄豆之类的补助，改善一下营养条件，但被易辉谢绝了：“我不要什么补助。我参加革命入党就随时准备牺牲个人，多少同志生命都没有了，我摔坏一条腿算什么！”
易辉腿伤痊愈归队后，何长工亲自给她送来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八个大字。
在谈到这段往事时，易辉老人特别提到：“有本书在一篇写抗大一分校的文章里说我掉下山崖摔断一条腿，这不是事实，我是跳下去的。倒是确实有一位女同志是文工团的，她是不小心晚上滑下去了，因为她是演戏的，当时很难过，情绪低落，说以后不能演戏了。我不一样，始终很乐观的，没掉过一滴眼泪。”
延安整风中经受了严峻考验
1939年11月，抗大一分校奉命东迁山东抗日根据地办学，同时组成留守大队继续在原地办学。12月底，易辉随留守大队从壶关神郊迁到武乡，等待从延安迁来晋东南办学的抗大总校。1940年4月，驻武乡的中共中央北方局高级党校招收部队团以上干部和地方县以上干部进行培训。易辉是连级干部，由于在反“扫荡”中的突出表现，何长工点名让她参加培训。8月从党校毕业后，分配到黎城看后村的八路军军工部子弹厂任指导员。在这里，她认识了后来成为终身伴侣的八路军军工部部长刘鼎。
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发动了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易辉由于腿伤尚未恢复，无法走长路，就藏在一个山洞里，由一个小工人负责照顾。敌人来“扫荡”，小工人就背着她到处躲藏，她觉得太连累人，很过意不去。后来根据地精兵简政，很多人调回了延安。组织上知道了她的情况后，批准她回延安工作。1943年初，易辉来到了陕北绥德。这时抗大总校也迁回绥德办学，组织上本来分配易辉担任在绥德的抗大七分校女生队队长，适逢总校正在开展整风运动，易辉想利用这个机会学习提高一下自己，就主动提出参加整风，接受教育。
在整风运动中，抗大总校很多人被打成了“特务”。令易辉没有想到的是，她自己居然也被诬为“特务”，成了“抢救”对象。有人问她：“你父亲是国民党高级军官，你怎么可能出来革命呢？”易辉回击道：“不明白吧？我就是革他的命的，所以就出来了。”他们不相信，采用车轮战术，不让她休息，逼她承认是特务。她不就范，他们就把她打成了“顽固特务”，还强迫她上台“示众”。期间，许多人本来不是特务，由于经受不住考验，为了早点解脱，就承认了指控，于是就自由了，觉得很光荣， 还上台作报告。易辉对此嗤之以鼻：这不是自污清白吗？她眼里向来揉不进沙子，严词反驳道：“我15岁离家投奔革命，16岁入党，事实清清楚楚明摆着，怎么会是特务？”对方一时语塞。
下午吃饭时，何长工特地把她叫到跟前说：“易辉同志，不要难过，我们了解你。没有关系，群众运动嘛。”易辉感到极大安慰，但晚上仍翻来覆去睡不着，她想不通，也无法忍受别人的无端诬陷，于是爬起来连夜给何长工写信进行申辩。后来，组织上进行甄别，何长工亲自到女生队第一个为易辉平了反。
如今，易辉老人虽已年逾九旬，但仍然笔耕不辍。这些年，她克服各种困难，凭着坚强的毅力完成了洋洋数十万言的《刘鼎传》，用纪实的笔法再现了人民军工创始人刘鼎一生的传奇经历，并正式出版。捧着用自己心血写就散发着墨香的书籍，易辉如释重负，十分欣慰，终于了却了她多年来的一个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