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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实验中学 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我们历来提倡写短文。写短文，当然首先要求内容充实，但文辞则要求精粹，并非越短越好。写短文，我以为应该注意两个字，一曰“洗”，二曰“炼”。洗，就是把可有可无的字句洗刷净尽；炼，就是锻炼字词，使之准确地表达思想感情。不妨结合几个文学故事谈谈这个问题。
宋朝有个欧阳修，是大家熟悉的。《朱子语类》载：“欧公文多是修改到妙处。顾有人买得他《醉翁亭记》稿，初说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醉翁亭记》主要是写亭和作者的活动，自然要说明亭的所在，但若用数十字铺写那里的山水，就有点离题太远，那数十字就是不必要的，所以欧阳修加以洗刷，只留五字。这样一删减，不但无损于本文，反使本文更精炼，题旨更鲜明了。
洗，也该包括“剪裁”，即裁汰冗意。以诗为例，《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以“孔雀东南飞”起兴，初叙“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次写兰芝被迫改嫁，又写兰芝、仲卿双双殉情，最后写“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旁”。清朝沈归愚评论说：“作诗贵剪裁。入手若叙两家身世，末段若叙两家如何悲恸，岂不冗漫拖沓？故竟以一二语了之。极长诗中具有剪裁也。”此诗长达一千数百字，由于裁去多余的叙述，仍是精炼的。鲁迅先生谈自己的创作经验，也曾说过：“写完之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编成sketch（即‘速写’，编者注），决不将sketch材料拉成小说。”
但是也要注意，洗刷剪裁都是有限度的，限度就在于是否更好地表达内容。宋朝沈括的《梦溪笔谈》记了一个故事：“穆修、张景尝同造朝，待旦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论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洪迈评曰：“二人之语皆拙涩。”不消说，穆张的造作，筒则简矣，但都把事实弄得胡涂不清，反不如“有奔马践死一犬”干净利落，这样的造句，只能叫做“拙涩”。
鲁迅也举过一个例子：“班固先生的‘紫色之声，余分闰位，就将四句长句缩成八字的；扬雄先生的‘蠢迪检柙’，就将‘动由规矩’这四个平常字，翻成难字的。《绿野仙踪》记塾师咏花，有句云，媳钗俏矣儿书废，哥罐闻焉嫂棒伤。”班固、扬雄把字句缩减到令人难懂的地步，固不足为法；那塾师的诗，上句意思是儿媳折花为钗，虽然俏丽，但恐儿子因而废读；下句是说他的哥哥折了花来，没有花瓶，就插在瓦罐里，以嗅花香，他嫂嫂为防微杜渐起见，竟用棒连花带罐一起打碎。这简直不成诗，而成笑话了。
讲到“炼”，不禁使我们想起那个“推敲”的故事。《隋唐嘉话》载：“贾岛初赴举京师，一日于驴上得句云：‘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始欲着推字，又欲着敲字，炼之未定，遂于驴上吟哦，时时引手作推敲之势。时韩愈吏部权京兆，岛不觉冲至第三节。左右拥至尹前。岛具对所得诗句云云。韩立马良久，谓岛曰：‘作敲字佳矣。’遂与并辔而归。”这段嘉话，后来竟成了典故，直到现在，我们斟酌字句叫“推敲”，研究问题也叫“推敲”，可见，如何深入人心。
贾岛这诗不过是要写出一个幽静的意境。敲字为什么比推字好呢？据傅庚生先生（他有《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一书）说：“推字音义均嫌浊重，而敲字则较清灵。”其实尚不止于此，盖敲字能说明僧人自外而入，敲门有声，惊动宿鸟，乃知鸟宿于树，这样，意境就融成一片了。但是王夫之反对这样炼字。他说：“僧敲月下门，只是妄想揣摩，如谈他人梦，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心？知然者，以其沉吟推敲二字，就地作想也。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生情，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姜斋诗话》）
王夫之是主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必进行琢磨。“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其实成为妙手，也必先下锻炼功夫，不然写文章先起草干什么？他的主张未免太偏颇了。试再举几例：《容斋随笔》：“王荆公（王安石）绝句云：‘京口瓜州一水闯，锺山祗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这里若照王夫之的说法，则作“到”字就行了。但是如果那样，未免简率。全诗在暗写一个“望”字，绿是目中之色，不是写景写得更具体，更贴切吗？哪能看作是“谈他人梦”呢？
《唐诗纪事》僧齐己《早梅》诗：“‘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郑谷曰：‘数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齐己拜伏。”这里若依王夫之的主张，则“数枝”改为“一枝”也是没有必要的，但用数枝来写早字，的确是很欠火候。树之一枝数枝，原是难说的，一大枝便有许多旁枝，所以改为一枝，也并不违背事实；然而却更好地写出了早字，何以不算“自然灵妙”？
以上谈的是诗的炼字。写散文何尝不也如此？我们试品味这两个字，便会觉得在这里用风字的确比用德字好。这倒不单是从字面上看，风字给人的印象比较飘逸，带有一种动态美，而德字则显得凝滞，更主要的是，用风字形容严光那种不阿显贵，不慕荣利，不卑不亢的清高风格和节操，比德字来得更加贴切。
无论写诗还是写文，“洗”和“炼”，原是互相联系的。唯其能炼，才能净洗，也唯其要洗，才能很好地锻炼。如果不洗，炼也无用。如果不炼，洗也难成。为什么这样？因为汉语具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一，它有伸缩性，字句可以伸长，也可以缩短；二，每字除本身的意义外，还有不同的情味（包括轻重、抑扬、褒贬、庄谐等等）。所以洗、炼，并不是单纯要求用字越少越好，而是要求遣词，造句、分段、组章，均恰到好处，不可移易；其最高境界应该是“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
我们历来提倡写短文。写短文，当然首先要求内容充实，但文辞则要求精粹，并非越短越好。写短文，我以为应该注意两个字，一曰“洗”，二曰“炼”。洗，就是把可有可无的字句洗刷净尽；炼，就是锻炼字词，使之准确地表达思想感情。不妨结合几个文学故事谈谈这个问题。
宋朝有个欧阳修，是大家熟悉的。《朱子语类》载：“欧公文多是修改到妙处。顾有人买得他《醉翁亭记》稿，初说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醉翁亭记》主要是写亭和作者的活动，自然要说明亭的所在，但若用数十字铺写那里的山水，就有点离题太远，那数十字就是不必要的，所以欧阳修加以洗刷，只留五字。这样一删减，不但无损于本文，反使本文更精炼，题旨更鲜明了。
洗，也该包括“剪裁”，即裁汰冗意。以诗为例，《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以“孔雀东南飞”起兴，初叙“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次写兰芝被迫改嫁，又写兰芝、仲卿双双殉情，最后写“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旁”。清朝沈归愚评论说：“作诗贵剪裁。入手若叙两家身世，末段若叙两家如何悲恸，岂不冗漫拖沓？故竟以一二语了之。极长诗中具有剪裁也。”此诗长达一千数百字，由于裁去多余的叙述，仍是精炼的。鲁迅先生谈自己的创作经验，也曾说过：“写完之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编成sketch（即‘速写’，编者注），决不将sketch材料拉成小说。”
但是也要注意，洗刷剪裁都是有限度的，限度就在于是否更好地表达内容。宋朝沈括的《梦溪笔谈》记了一个故事：“穆修、张景尝同造朝，待旦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论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洪迈评曰：“二人之语皆拙涩。”不消说，穆张的造作，筒则简矣，但都把事实弄得胡涂不清，反不如“有奔马践死一犬”干净利落，这样的造句，只能叫做“拙涩”。
鲁迅也举过一个例子：“班固先生的‘紫色之声，余分闰位，就将四句长句缩成八字的；扬雄先生的‘蠢迪检柙’，就将‘动由规矩’这四个平常字，翻成难字的。《绿野仙踪》记塾师咏花，有句云，媳钗俏矣儿书废，哥罐闻焉嫂棒伤。”班固、扬雄把字句缩减到令人难懂的地步，固不足为法；那塾师的诗，上句意思是儿媳折花为钗，虽然俏丽，但恐儿子因而废读；下句是说他的哥哥折了花来，没有花瓶，就插在瓦罐里，以嗅花香，他嫂嫂为防微杜渐起见，竟用棒连花带罐一起打碎。这简直不成诗，而成笑话了。
讲到“炼”，不禁使我们想起那个“推敲”的故事。《隋唐嘉话》载：“贾岛初赴举京师，一日于驴上得句云：‘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始欲着推字，又欲着敲字，炼之未定，遂于驴上吟哦，时时引手作推敲之势。时韩愈吏部权京兆，岛不觉冲至第三节。左右拥至尹前。岛具对所得诗句云云。韩立马良久，谓岛曰：‘作敲字佳矣。’遂与并辔而归。”这段嘉话，后来竟成了典故，直到现在，我们斟酌字句叫“推敲”，研究问题也叫“推敲”，可见，如何深入人心。
贾岛这诗不过是要写出一个幽静的意境。敲字为什么比推字好呢？据傅庚生先生（他有《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一书）说：“推字音义均嫌浊重，而敲字则较清灵。”其实尚不止于此，盖敲字能说明僧人自外而入，敲门有声，惊动宿鸟，乃知鸟宿于树，这样，意境就融成一片了。但是王夫之反对这样炼字。他说：“僧敲月下门，只是妄想揣摩，如谈他人梦，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心？知然者，以其沉吟推敲二字，就地作想也。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生情，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姜斋诗话》）
王夫之是主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必进行琢磨。“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其实成为妙手，也必先下锻炼功夫，不然写文章先起草干什么？他的主张未免太偏颇了。试再举几例：《容斋随笔》：“王荆公（王安石）绝句云：‘京口瓜州一水闯，锺山祗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这里若照王夫之的说法，则作“到”字就行了。但是如果那样，未免简率。全诗在暗写一个“望”字，绿是目中之色，不是写景写得更具体，更贴切吗？哪能看作是“谈他人梦”呢？
《唐诗纪事》僧齐己《早梅》诗：“‘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郑谷曰：‘数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齐己拜伏。”这里若依王夫之的主张，则“数枝”改为“一枝”也是没有必要的，但用数枝来写早字，的确是很欠火候。树之一枝数枝，原是难说的，一大枝便有许多旁枝，所以改为一枝，也并不违背事实；然而却更好地写出了早字，何以不算“自然灵妙”？
以上谈的是诗的炼字。写散文何尝不也如此？我们试品味这两个字，便会觉得在这里用风字的确比用德字好。这倒不单是从字面上看，风字给人的印象比较飘逸，带有一种动态美，而德字则显得凝滞，更主要的是，用风字形容严光那种不阿显贵，不慕荣利，不卑不亢的清高风格和节操，比德字来得更加贴切。
无论写诗还是写文，“洗”和“炼”，原是互相联系的。唯其能炼，才能净洗，也唯其要洗，才能很好地锻炼。如果不洗，炼也无用。如果不炼，洗也难成。为什么这样？因为汉语具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一，它有伸缩性，字句可以伸长，也可以缩短；二，每字除本身的意义外，还有不同的情味（包括轻重、抑扬、褒贬、庄谐等等）。所以洗、炼，并不是单纯要求用字越少越好，而是要求遣词，造句、分段、组章，均恰到好处，不可移易；其最高境界应该是“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