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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组织权、谈判权、罢工权，即所谓的“劳工三权”逐步法制化是必然的趋势。小规模的经济罢工会成为劳资博弈的常态，需要我们平心静气地去面对，通过谈判来解决，而不是把矛盾升级。
工人要求加薪导致的罢工事件不断发生，让企业经营者对因此可能造成的用工成本上升充满忧虑。但是工人的组织权、谈判权、罢工权，即所谓的“劳工三权”逐步法制化是必然的趋势。小规模的经济罢工会成为劳资博弈的常态，需要我们平心静气地去面对，通过谈判来化解，而不是把矛盾升级。
最近工人们的行动可能成为30年来中国劳资关系的转折点，劳资关系从资方的绝对强势稍稍平衡起来。
罢工是个经济问题
罢工是个经济问题。香港是最早从内地的加工业受益的地区，包括张五常在内一些香港经济学家惊呼罢工事件会使中国内地丧失劳动力成本优势，而内地的经济学家则以实现经济转型为目标，期待劳工收入增加提振内地的消费，以减少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
近年来发生的罢工事件，根本的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上升、机会成本增加、以及农民工对进城发展的期望值上升。由于基础物价(水、电、煤、粮食、蔬菜)持续上涨，一些地区最低工资不足以维持工人的生活成本。
所谓机会成本，就是劳动者放弃其他就业选择所带来的损失。在工人的概念中，机会成本实际上就是“划得来划不来”的问题。由于劳动力输送地的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增加和社会福利改善等原因，一些劳动者放弃外出务工的机会，从而导致了“民工荒”的产生。经济学家刘易斯(W.Lewis)的研究表明，当外出务工收益超过本地收益的30％以上，劳工才愿意离家务工，但现状是东西部制造业工人的收入水平在趋近。
与上一代农民工希望赚钱回家盖房养老的目标不同，新一代农民工希望能进入和融入城市，因此他们对生活的期望值高很多。更重要的问题是，新一代劳工的教育程度和组织能力大幅提高，这使他们可以组织起来，通过罢工和谈判解决问题，而不是像老一代民工一样悄然走人。
劳资纠纷不是对抗性矛盾，工人不满意可以辞职走人，企业赚不到钱可以关厂或者重新招聘。劳动环境和薪资的改善，会刺激市场的劳动力供应，从而达成一个有效的平衡。
劳动三权的法制化和实践
工人的组织权、谈判权、罢工权，即所谓的“劳工三权”正在走向实践。这一切转变的根源在于经济的所有制构成，非国有经济用工总数已经占城镇就业人数的75％，在发达地区，这个比例则更高。这一根本性的变化，使政府从最大的雇主转变为劳动争议的仲裁者。未来的趋势是，罢工权会被法律确认，罢工会成为一种不涉及意识形态问题的劳资博弈。
尽管中国的法律没有明确工人有罢工权，但“法无禁止不为罪”，中国的法律也没有禁止罢工。一些主张高压政策的声音要求将罢工人罪，但实际问题是，即便想将罢工人罪，也缺乏相应的法理依据。
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内部，关于罢工权立法的讨论也一直在持续。在学术讨论层面上，法律界和劳动关系学界对恢复罢工权的研究和争议一直没有停止。
深圳成为劳动关系领域的探索者，2008年，深圳市通过了地方法规《深圳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条例》，该条例规定“因劳动争议发生集体停工、怠工的，工会应当代表劳动者同用人单位谈判，反映劳动者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方案。对劳动者的合理要求，用人单位应当予以解决”。这种对“集体停工、怠工”的法律确定，使得罢工权的最终合法化只剩下一层窗户纸了。
5月，本田汽车在广东佛山的零部件厂职工在“停工”事件中，提出了工资集体谈判的要求，这是中国内地在外资和民营经济领域第一次将集体谈判权付诸实践。但是，相关的立法早已确定了职工的集体谈判权。基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要求，1994年的《劳动法》就规定了职工的集体谈判权。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使得工资集体谈判有法可依。
但是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实践中遇到很多障碍，基于大多数底层工人岗位的可替代性强、议价权弱的现实，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并未得到广泛的实施。随着民工荒的出现以及工人自发组织的维权行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成为工人维护自身权利、提高议价权的有效武器。
包括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教育机构，甚至资方在内，要向工人提供一些组织和谈判工具(如内部组织和选举、集体谈判、薪资参照标准、工作环境标准、福利标准)，使罢工在合法、理性的层面展开。
企业怎么办
我们必须看到，发生在中国内地的罢工活动，大多是在薪资水平极低、劳动环境较差的企业。本田汽车的罢工就是从收入最低的实习生开始的。这种在生存底线上的抗争，与美国底特律汽车城由于强势工会导致的薪资畸高有天壤之别。
罢工真正威胁的是那些血汗工厂，即便这些工厂的工人未能实施罢工行动，但自然会降低这些企业的议价能力，但这些企业正是要被淘汰的。用工成本上升已经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企业应该看到劳动者素质和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正是企业提升技术和附加值的基础。
本田汽车的罢工事件中出现了一个危险的矛头。5月31日，当地工会工作人员和罢工者产生了肢体冲突(有媒体报道说是工会雇佣的社会闲散人员)，这一行为使罢5232人成为政府和工会的对立面，甚至可能酿成流血事件。幸而，资方邀请有声望的全国人大代表出面参与谈判，劳方则邀请《劳动法》起草人常凯教授作为法律顾问，才避免了事态扩大。
在传统上，工会被纳入党政体系，这使得工会一直在工人利益和资方利益之间摇摆不定。但是，资方与其面对一个无法把握的骚动的群体，不如让工人组织起来，进行有效率的集体谈判。一些优秀企业的工会，已经成为企业员工队伍稳定的基础。
工人要求加薪导致的罢工事件不断发生，让企业经营者对因此可能造成的用工成本上升充满忧虑。但是工人的组织权、谈判权、罢工权，即所谓的“劳工三权”逐步法制化是必然的趋势。小规模的经济罢工会成为劳资博弈的常态，需要我们平心静气地去面对，通过谈判来化解，而不是把矛盾升级。
最近工人们的行动可能成为30年来中国劳资关系的转折点，劳资关系从资方的绝对强势稍稍平衡起来。
罢工是个经济问题
罢工是个经济问题。香港是最早从内地的加工业受益的地区，包括张五常在内一些香港经济学家惊呼罢工事件会使中国内地丧失劳动力成本优势，而内地的经济学家则以实现经济转型为目标，期待劳工收入增加提振内地的消费，以减少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
近年来发生的罢工事件，根本的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上升、机会成本增加、以及农民工对进城发展的期望值上升。由于基础物价(水、电、煤、粮食、蔬菜)持续上涨，一些地区最低工资不足以维持工人的生活成本。
所谓机会成本，就是劳动者放弃其他就业选择所带来的损失。在工人的概念中，机会成本实际上就是“划得来划不来”的问题。由于劳动力输送地的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增加和社会福利改善等原因，一些劳动者放弃外出务工的机会，从而导致了“民工荒”的产生。经济学家刘易斯(W.Lewis)的研究表明，当外出务工收益超过本地收益的30％以上，劳工才愿意离家务工，但现状是东西部制造业工人的收入水平在趋近。
与上一代农民工希望赚钱回家盖房养老的目标不同，新一代农民工希望能进入和融入城市，因此他们对生活的期望值高很多。更重要的问题是，新一代劳工的教育程度和组织能力大幅提高，这使他们可以组织起来，通过罢工和谈判解决问题，而不是像老一代民工一样悄然走人。
劳资纠纷不是对抗性矛盾，工人不满意可以辞职走人，企业赚不到钱可以关厂或者重新招聘。劳动环境和薪资的改善，会刺激市场的劳动力供应，从而达成一个有效的平衡。
劳动三权的法制化和实践
工人的组织权、谈判权、罢工权，即所谓的“劳工三权”正在走向实践。这一切转变的根源在于经济的所有制构成，非国有经济用工总数已经占城镇就业人数的75％，在发达地区，这个比例则更高。这一根本性的变化，使政府从最大的雇主转变为劳动争议的仲裁者。未来的趋势是，罢工权会被法律确认，罢工会成为一种不涉及意识形态问题的劳资博弈。
尽管中国的法律没有明确工人有罢工权，但“法无禁止不为罪”，中国的法律也没有禁止罢工。一些主张高压政策的声音要求将罢工人罪，但实际问题是，即便想将罢工人罪，也缺乏相应的法理依据。
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内部，关于罢工权立法的讨论也一直在持续。在学术讨论层面上，法律界和劳动关系学界对恢复罢工权的研究和争议一直没有停止。
深圳成为劳动关系领域的探索者，2008年，深圳市通过了地方法规《深圳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条例》，该条例规定“因劳动争议发生集体停工、怠工的，工会应当代表劳动者同用人单位谈判，反映劳动者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方案。对劳动者的合理要求，用人单位应当予以解决”。这种对“集体停工、怠工”的法律确定，使得罢工权的最终合法化只剩下一层窗户纸了。
5月，本田汽车在广东佛山的零部件厂职工在“停工”事件中，提出了工资集体谈判的要求，这是中国内地在外资和民营经济领域第一次将集体谈判权付诸实践。但是，相关的立法早已确定了职工的集体谈判权。基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要求，1994年的《劳动法》就规定了职工的集体谈判权。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使得工资集体谈判有法可依。
但是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实践中遇到很多障碍，基于大多数底层工人岗位的可替代性强、议价权弱的现实，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并未得到广泛的实施。随着民工荒的出现以及工人自发组织的维权行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成为工人维护自身权利、提高议价权的有效武器。
包括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教育机构，甚至资方在内，要向工人提供一些组织和谈判工具(如内部组织和选举、集体谈判、薪资参照标准、工作环境标准、福利标准)，使罢工在合法、理性的层面展开。
企业怎么办
我们必须看到，发生在中国内地的罢工活动，大多是在薪资水平极低、劳动环境较差的企业。本田汽车的罢工就是从收入最低的实习生开始的。这种在生存底线上的抗争，与美国底特律汽车城由于强势工会导致的薪资畸高有天壤之别。
罢工真正威胁的是那些血汗工厂，即便这些工厂的工人未能实施罢工行动，但自然会降低这些企业的议价能力，但这些企业正是要被淘汰的。用工成本上升已经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企业应该看到劳动者素质和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正是企业提升技术和附加值的基础。
本田汽车的罢工事件中出现了一个危险的矛头。5月31日，当地工会工作人员和罢工者产生了肢体冲突(有媒体报道说是工会雇佣的社会闲散人员)，这一行为使罢5232人成为政府和工会的对立面，甚至可能酿成流血事件。幸而，资方邀请有声望的全国人大代表出面参与谈判，劳方则邀请《劳动法》起草人常凯教授作为法律顾问，才避免了事态扩大。
在传统上，工会被纳入党政体系，这使得工会一直在工人利益和资方利益之间摇摆不定。但是，资方与其面对一个无法把握的骚动的群体，不如让工人组织起来，进行有效率的集体谈判。一些优秀企业的工会，已经成为企业员工队伍稳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