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怀落实于恍惚的遥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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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阿翔的写作愈来愈宽广,这一定是源于他对人世和诗歌的体验愈来愈深邃。失去一种感官的灵敏,“遇见”和“洞见”的体验方式反而使他更加剧了对传统诗歌创作方式的狐疑与颠覆。把实实在在的排斥在外,把想象的和巧妙关联视为一种终极的景象,似乎已成为一种写作的必须。也正因为此,他的诗歌在修辞与风格上才显得更加“壮观”,以至于成为了当代诗坛上一帧迥异于众的风景。
  阿翔的诗常常即景即事而发,比如因在桃花潭而有《桃花潭传奇》,因在清晨有所见证而有《清晨见证传奇》,因受午夜中篝火之触而有《午夜篝火计划》,因受到1912年历史的启示而有《1912年传奇》,因在龙门潭由碧绿深水启发而有《龙门潭碧绿传奇》,因虚度“现实中的一小段光阴”经由“八字桥”有所想而有《八字桥光阴计划》,因有途径皖南山村之思而有《途径皖南山村计划》,因在胡桃里与友朋雅聚而有《胡桃里另一种可能计划》。然而景与事在他的构思之中,不过是一种借具。他真正的意图并非按图索骥,而是“缘木求鱼”。对于现实中的物事而言,这可能是一种不可思议并且异常艰难的行动。然而对诗歌而言,它却常常体现为一种非同寻常的惊喜寻求。而且,诗歌在呈现上也因了“障碍”的存在,而表现出更加强烈和持久的艺术力量。
  以此之故,阿翔对于寻常物事的生发与想象总是怀有一种独到的热情。他惊心于对“从未有过的暗示”的领略,但对于那些“偏颇的奥秘”(《将进酒计划》)、“孤立的天赋”(《青弦时光传奇》)、“比幽蓝更深的鸟鸣”(《途径皖南山村计划》)、“永恒的可能性”(《龙门潭碧绿传奇》)、“比死亡更积极的小宇宙”(《清晨见证传奇》)、“丈量过的假象”(《八字桥光阴计划》)、“白云的陷阱”(《白雁坑山中计划》)却并不急于斩获,而是借助感觉的悬浮,将个人置身于非此即彼的意念罩临和自我陶醉中,然后在盡兴之余再将迷离的思想截住,跳出惝恍的包围。正如他自己对游历的感知:“熬过深渊,像是回敬湍急的分流”(《白雁坑山中计划》)。他之孤绝的游弋之后,也让我体味了诸多诗的见证。不知阿翔对于这种关联体验的巧妙“垂钓”有没有无法自拔的时候。但无论如何,对于想象,他总是“不辞远游”和不遗余力。将“寄怀落实于恍惚的遥迢”已经成为他对诗歌永远不懈的托付。
  限于篇幅,我们仅以《桃花潭传奇》为例来作一个解析。此诗是诗人在桃花潭的出镜之作,然而“十里桃花”的传说却并不在其中生发,诗人所生发联想的仍旧是那段相传久远的大唐传奇。李白与汪伦的旧事早就因李白之诗而风靡天下,尽人皆知,然而诗人并不避讳。个中缘由不必太过追究,因为透过诗中的叙述,我们发现诗人对“桃花潭”的想象太惊骇耳目。正如诗人自言,赏“桃花潭”必须“走出山水之物”,因为“桃花潭隐藏着/比唐朝记忆还超凡的境界”。于是,在诗人的笔下,我们看到了“流动的燕子”“李白的闪电”“桃花和潭水相互弥补”“白日梦”“风景的矛盾”这样的物事,也看到了“比湿漉漉的花瓣还紧挨我们的故乡”“隔世的清晨可以平等于交流”“汪伦是李白的半个插曲”“桃花潭的天气则像半个汪伦”这样鲜美异常的陈述与不朽的比喻。在这首诗中,桃花潭的经典性已经被解构无疑,然而却留下了语言修辞和想象的神奇给心灵所带来的震撼。
  鉴于诗歌的创造需要精神与感知的精准对构,阿翔对于语言似乎怀有锤炼之癖。王家新曾经深入体会海德格尔对语言认知的那句经典话语:“语言乃是家园,我们依靠不断穿越此家园而到达所是。”他感觉,即使这样海德格尔也没有完全说出语言的意义。于是,他进而指出“我们只能将自己完全奉献于语言并听从它的‘吩咐’。”(王家新《“走到词/望到家乡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说,阿翔对于诗歌语言的“锤炼”亦即是对语言的一种献身,而由于语言相对于当代人所具有的先天存在性,“锤炼”亦即是对语言的一种无意识“服从”。深度阅读阿翔的文本,我们可以深深地感觉到,语言之于他的诗歌,就像生命之于他的存在。语言对于他的诗歌有一种悱启愤发的天然意义。
  赵目珍,文学博士,诗人,批评家,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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