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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根据上海合作组织关于防务和维护和平与稳定方面的合作议程，2007年，上合中、俄、哈等六国举行了第一届代号“和平使命”，以反恐为主题的联合军事演习。根据上合国防部长会议决议，“和平使命2010”联合演习正在哈萨克斯坦境内成功举行。在今日中外军事交流颇为频繁的年代里，这样的联合军演新闻很难引起公众特别的注意，但若从放大的历史视野来看，此一事件实具有令人惊叹的微妙历史意义和内涵。
我国西北地区和中亚一带，在我国上古以来的数千年国家军事史上，从来都是格外惊心动魄的民族生存篇章的书写地。远在春秋时期，霸业初经缔造的齐桓、管仲辈就曾长驱西北，捍卫诸夏，在汉唐帝国的高峰时期。延绵数十年的西部与北部大规模战争也构造了中原国家和民族生存的基本屏障。而在另一些较为暗淡的历史时期里，每当秋高马肥，来自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侵略狂潮就向黄河流域席卷，其暴虐的锋芒有时甚至深入江南，彼时，华夏文明的继承者则每每经受铁与血的试炼。
就总的地缘形势而言，我国背靠麦金德所称的欧亚大陆岛之核心地带，面向无垠浩瀚之海洋。故在近代欧美率先开启和完成工业化转型之后，我国之国防安全除继续受到来自西北的威胁，更多的危险却来自船坚炮利之海上敌人，这给我国规划国家安全的战略和计划造成全新的环境。为认知和处理此种新的战略安全环境，更有效地运用国家军事资源，清中叶朝野有塞防还是海防优先的大讨论，当时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的建立就是这一讨论的成果之一。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代，因为与苏联的同盟关系，西北之历史安全阴云一扫而空，新国家于是有充分之机会可以集中资源，发展全新的海空攻防力量。1960年代后，中苏反目。迄于1990年代初中苏再度和解。乃至前苏联解体，此阶段中。中国的国家军事安全重点重新回到所谓“三北”地区。直到近30年，由于冷战结束，来自西北的传统军事威胁基本消失，但以“三股势力”为代表的新型威胁又对我国西北的安全和稳定投下新的阴云。与此同时，随着国家经济的长期迅猛增长，海洋作为能源及产品的主要出入通路的地位日益凸显。因此，与海权和海洋有关的军事课题就日渐紧迫地呈现在国人面前。可以说，国家军事安全的重点已经从过去的陆地转向海洋、空天和其他更技术化的新空间，但来自内陆的安全忧虑却并不能因此完全消退，所以，在上海组织框架内的有关军事合作。包括此次联合军演实反映了我国军事战略的深层考量。
观察现代各国的一般军事交流形式，联合作战演习不同于一般的和平任务出访或对话，而是仅次于军事同盟关系的深度军事合作。从大历史的视野来看，由于基本国家需求的变化与国家军事力量的成长，近年来频繁举行的跨国联合作战演习实在是我国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突破性的变化。安全与发展本为任何国家政策最核心之领域，而一国军事安全之边界并非天然的领土疆界所能标识，随国民活动之境外迁延与国家关键商路之全球通达，同时。随着国际地位、实力的提升，承担更积极、重大的国际与区域安全角色，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作出更多贡献，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如此，再联系我国海军舰队在印度洋上的反海盗巡航，我们可以断言。也许我们这一代人正在目睹一个国家军事力量历史性伸展的大时代到来。
1972年，当尼克松和基辛格从中国访问归国，他们谈到中国军事力量时称之为“泥腿巨人”，但今日五角大楼和无数美国的中国军事观察家则竭力将中国描绘为“威胁美国”的军事力量。其实，若他们有长远的历史眼光，他们应该看到，在漫长的历史时程里，中国从来都是地区和平与军事安全的可靠供应者，只不过近一百年来出于短暂的休息状态而已。
我国西北地区和中亚一带，在我国上古以来的数千年国家军事史上，从来都是格外惊心动魄的民族生存篇章的书写地。远在春秋时期，霸业初经缔造的齐桓、管仲辈就曾长驱西北，捍卫诸夏，在汉唐帝国的高峰时期。延绵数十年的西部与北部大规模战争也构造了中原国家和民族生存的基本屏障。而在另一些较为暗淡的历史时期里，每当秋高马肥，来自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侵略狂潮就向黄河流域席卷，其暴虐的锋芒有时甚至深入江南，彼时，华夏文明的继承者则每每经受铁与血的试炼。
就总的地缘形势而言，我国背靠麦金德所称的欧亚大陆岛之核心地带，面向无垠浩瀚之海洋。故在近代欧美率先开启和完成工业化转型之后，我国之国防安全除继续受到来自西北的威胁，更多的危险却来自船坚炮利之海上敌人，这给我国规划国家安全的战略和计划造成全新的环境。为认知和处理此种新的战略安全环境，更有效地运用国家军事资源，清中叶朝野有塞防还是海防优先的大讨论，当时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的建立就是这一讨论的成果之一。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代，因为与苏联的同盟关系，西北之历史安全阴云一扫而空，新国家于是有充分之机会可以集中资源，发展全新的海空攻防力量。1960年代后，中苏反目。迄于1990年代初中苏再度和解。乃至前苏联解体，此阶段中。中国的国家军事安全重点重新回到所谓“三北”地区。直到近30年，由于冷战结束，来自西北的传统军事威胁基本消失，但以“三股势力”为代表的新型威胁又对我国西北的安全和稳定投下新的阴云。与此同时，随着国家经济的长期迅猛增长，海洋作为能源及产品的主要出入通路的地位日益凸显。因此，与海权和海洋有关的军事课题就日渐紧迫地呈现在国人面前。可以说，国家军事安全的重点已经从过去的陆地转向海洋、空天和其他更技术化的新空间，但来自内陆的安全忧虑却并不能因此完全消退，所以，在上海组织框架内的有关军事合作。包括此次联合军演实反映了我国军事战略的深层考量。
观察现代各国的一般军事交流形式，联合作战演习不同于一般的和平任务出访或对话，而是仅次于军事同盟关系的深度军事合作。从大历史的视野来看，由于基本国家需求的变化与国家军事力量的成长，近年来频繁举行的跨国联合作战演习实在是我国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突破性的变化。安全与发展本为任何国家政策最核心之领域，而一国军事安全之边界并非天然的领土疆界所能标识，随国民活动之境外迁延与国家关键商路之全球通达，同时。随着国际地位、实力的提升，承担更积极、重大的国际与区域安全角色，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作出更多贡献，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如此，再联系我国海军舰队在印度洋上的反海盗巡航，我们可以断言。也许我们这一代人正在目睹一个国家军事力量历史性伸展的大时代到来。
1972年，当尼克松和基辛格从中国访问归国，他们谈到中国军事力量时称之为“泥腿巨人”，但今日五角大楼和无数美国的中国军事观察家则竭力将中国描绘为“威胁美国”的军事力量。其实，若他们有长远的历史眼光，他们应该看到，在漫长的历史时程里，中国从来都是地区和平与军事安全的可靠供应者，只不过近一百年来出于短暂的休息状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