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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正在经历质变。“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于中国来说，如何重新认识美国，是一个紧迫且重要的问题。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美国的重要性。中美发表建交公报的1978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目前中美关系的恶化，与中国外部环境的巨大不确定性几乎同时出现。历史与现实的这种“巧合”，足以说明美国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分量。
当然，认识到美国依然重要，不是在自挫锐气，而是为应对挑战注入更多理性。美国越“任性”，中国越需要理性。这不是示弱，而是智慧。
其次，美国的外交变得更具破坏性，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内。这就需要我们看清，美国国内在经历何种变化。
总的来说，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都进入了调整的新周期。政治极化、经济不平等、社会分化，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强化。特朗普执政下内政、外交的乱象，正是美国经历“转型阵痛”的突出体现。
美国最终会走出转型阵痛，但这个过程一定不会短。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探讨了人类社会不平等根源的贾雷德·戴蒙德，在其新著《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中，对美国走出危机的前景甚为忧虑：美国人整体上正变得越来越极化，在政治上越来越不愿意妥协。
美国著名作家弗朗辛·珀丝认为，美国人精神上的极化，比政治上的极化更甚。而这种精神上的极化，又通过选举政治强化了政治极化。原因不难理解，因为温和的政策、妥协的姿态，无法确保政治人物赢得选票。
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都知道该做什么，但我们不知道做了之后，如何赢得连任。”他感叹的是欧洲政治体制，在调整、转型以适应变化和挑战时存在的“无解”难题。
这个难题也适用于美国。与容克一样同为资深政治人物的拜登，竞选期间对华政策论调被特朗普“带偏”，不是因为他不知道在对华外交中该做什么，而是因为选举优先。如果拜登能当选，他也不会放弃对华战略竞争，因为他的外交不可能偏离美国的政治思潮。
南风窗传媒智库《重新认识美国》一书写道，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要放在美国国内政治思潮变化的背景下来看。“美国社会对美国与国际社会打交道的方式（比如自由贸易），以及美国在国际社会扮演的角色（比如国际承诺），都在进行深刻的反思。特朗普认为整个世界都在占美国便宜，这不只是他的个人观点，而是美国内部的一种思潮。对华政策的变化，是这种反思的一部分。”
在转型初见成效前，理性缺失都可能是美国外交的显性特征。认清了这一点后，我们就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中美关系的持续震荡，在相当长时期里都将是常态。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而且也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战略定力、底气与远见。
特朗普政府推动中美经济脱钩，无疑会给中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但绝无可能造成致命杀伤。经济学者尼尔·弗格森与莫里茨·舒拉里克，在2006年创造了“Chinamerica”（中美国）这个词，解释中美两国在經济上的共生关系。双边贸易额从2006年的2600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5400亿美元。
但几乎也是从那时起，中国政府启动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增加经济增长的内驱力。所以，中国经济实力增长的同时，对外依存度（外贸在GDP中的占比）从2006年的67%，降到2019年的32%，大幅缩小了这个比例上与美国（20%）的差距。
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国家发展上的战略远见，如今特朗普政府推动中美经济脱钩，中国很难有从容应对的底气。最近中国政府提出“双循环”发展模式，底气就在于中国经济已经形成的强大自持力，以及庞大市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
中美经济的共生关系依然存在，只是遭到了美国“政治病毒”的侵袭。8月5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我们愿堂堂正正地与美方开展坦率有效的沟通，准备以冷静和理智来面对美方的冲动和焦躁。
“冲动和焦躁”，显然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形象极不匹配。而这，也正是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美国的原因。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美国的重要性。中美发表建交公报的1978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目前中美关系的恶化，与中国外部环境的巨大不确定性几乎同时出现。历史与现实的这种“巧合”，足以说明美国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分量。
当然，认识到美国依然重要，不是在自挫锐气，而是为应对挑战注入更多理性。美国越“任性”，中国越需要理性。这不是示弱，而是智慧。
其次，美国的外交变得更具破坏性，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内。这就需要我们看清，美国国内在经历何种变化。
总的来说，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都进入了调整的新周期。政治极化、经济不平等、社会分化，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强化。特朗普执政下内政、外交的乱象，正是美国经历“转型阵痛”的突出体现。
美国最终会走出转型阵痛，但这个过程一定不会短。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探讨了人类社会不平等根源的贾雷德·戴蒙德，在其新著《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中，对美国走出危机的前景甚为忧虑：美国人整体上正变得越来越极化，在政治上越来越不愿意妥协。
美国著名作家弗朗辛·珀丝认为，美国人精神上的极化，比政治上的极化更甚。而这种精神上的极化，又通过选举政治强化了政治极化。原因不难理解，因为温和的政策、妥协的姿态，无法确保政治人物赢得选票。
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都知道该做什么，但我们不知道做了之后，如何赢得连任。”他感叹的是欧洲政治体制，在调整、转型以适应变化和挑战时存在的“无解”难题。
这个难题也适用于美国。与容克一样同为资深政治人物的拜登，竞选期间对华政策论调被特朗普“带偏”，不是因为他不知道在对华外交中该做什么，而是因为选举优先。如果拜登能当选，他也不会放弃对华战略竞争，因为他的外交不可能偏离美国的政治思潮。
南风窗传媒智库《重新认识美国》一书写道，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要放在美国国内政治思潮变化的背景下来看。“美国社会对美国与国际社会打交道的方式（比如自由贸易），以及美国在国际社会扮演的角色（比如国际承诺），都在进行深刻的反思。特朗普认为整个世界都在占美国便宜，这不只是他的个人观点，而是美国内部的一种思潮。对华政策的变化，是这种反思的一部分。”
在转型初见成效前，理性缺失都可能是美国外交的显性特征。认清了这一点后，我们就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中美关系的持续震荡，在相当长时期里都将是常态。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而且也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战略定力、底气与远见。
特朗普政府推动中美经济脱钩，无疑会给中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但绝无可能造成致命杀伤。经济学者尼尔·弗格森与莫里茨·舒拉里克，在2006年创造了“Chinamerica”（中美国）这个词，解释中美两国在經济上的共生关系。双边贸易额从2006年的2600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5400亿美元。
但几乎也是从那时起，中国政府启动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增加经济增长的内驱力。所以，中国经济实力增长的同时，对外依存度（外贸在GDP中的占比）从2006年的67%，降到2019年的32%，大幅缩小了这个比例上与美国（20%）的差距。
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国家发展上的战略远见，如今特朗普政府推动中美经济脱钩，中国很难有从容应对的底气。最近中国政府提出“双循环”发展模式，底气就在于中国经济已经形成的强大自持力，以及庞大市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
中美经济的共生关系依然存在，只是遭到了美国“政治病毒”的侵袭。8月5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我们愿堂堂正正地与美方开展坦率有效的沟通，准备以冷静和理智来面对美方的冲动和焦躁。
“冲动和焦躁”，显然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形象极不匹配。而这，也正是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美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