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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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墨主笔 2018年的中美贸易摩擦，引发了对中美关系的整体反思。主流的观点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到从前，甚至有滑向全面战略竞争的危险。鉴于美国在当今世界的重要分量，中美关系之变很可能意味着中国整体外部环境的变化。 这种变化给中国带来的挑战将是史无前例的。自近代以来，中国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接近世界舞台中心。而这个舞台的框架，是基于西方文明、依赖于西方实力搭建的。 这样的历史，本身就说明了东西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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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墨主笔
2018年的中美贸易摩擦，引发了对中美关系的整体反思。主流的观点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到从前，甚至有滑向全面战略竞争的危险。鉴于美国在当今世界的重要分量，中美关系之变很可能意味着中国整体外部环境的变化。
这种变化给中国带来的挑战将是史无前例的。自近代以来，中国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接近世界舞台中心。而这个舞台的框架，是基于西方文明、依赖于西方实力搭建的。
这样的历史，本身就说明了东西方文明的兼容性。中国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分歧和矛盾日渐凸显的今天，我们依然没有必要放大文明的异质性。但回望历史、思考当下，我们的确需要对中国的特殊性有理性的认知。
近代以来中国外部环境第一次出现巨变，肇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那场战争之后，中国传统的内部治理模式与对外交往方式都走向土崩瓦解。那个时代，全球化的“主题”是殖民化。
美国历史学者斯蒂芬·哈西尔，在其《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850-1949》一书的开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到1914年为止，欧洲国家的殖民地范围已占全世界陆地面积的84.4%以上，但中国的发展轨迹为何与欧洲掌控的全球格局大相径庭？他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因为从晚清以降，中国的政治精英们虽然意识形态有差异，但他们都致力于探索对现代国家的建构。
在哈西尔看来，进入近代以后，“国家力量”是式微还是增强，是印度与中国在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下呈现不同命运的关键。他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英国在加尔各答、孟买建立贸易据点后，可以迅速把自己的财税、行政模式甚至文化复制到这些地区，形成了事实上的政治统治，并成为将整个印度殖民化的前哨，
在中国外部环境再次面临巨变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在坚守中国“特殊性”的同时，继续探索国家内部治理与对外交往的新模式。
但这种情况在中国从未发生，欧洲列强在中国建立的通商口岸，从來没有成为它们殖民中国的据点。相反，通商口岸成了中国企业与西方同行进行贸易甚至“商战”的平台。即便是侵犯中国主权的“租界区”，某种程度上也扮演着中国借鉴和学习西方财税、行政、司法、警察制度等现代国家构建的角色。
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里，直到独立前的印度都更像是个地理概念，但中国却一直都是一个政治实体。一战、二战后几波民族化浪潮中建立起的现代民族国家，在国家建构上绝大多数都是“嫁接”西方体制，但中国却是在学习、借鉴基础上的“自主创新”。
这就是中国的“特殊性”。中国与世界都需要理性看待这种特殊性。它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我们应该看到，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中国没有跟随西方的殖民化时代，却准确地把握并跟上了历史的主流趋势，虽然这个过程有波折。
“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这是1894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说的。郑观应论述的“富与强”之间的逻辑，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但历史同样也证明了，在中国追求富强的过程中，国家应该扮演何种角色。
目前美国把对美中经贸关系的不满，转移到了国家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就像重商主义在历史上有褒有贬一样，五十年、一百年后再回头看，国家的角色也会是一个历史现象。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纠缠，是特定历史阶段的战略、战术运作。我们没有必要将此上升到东西方体制、文明对抗的层面。
在中国外部环境再次面临巨变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在坚守中国“特殊性”的同时，继续探索国家内部治理与对外交往的新模式。这种模式的形成将是一个历史过程，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国家建构”的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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