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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不管哪个时代的将军，只要能有一些，哪怕几首较好的诗作，都可以为其一生的业绩抹上一种更耀眼的色彩，烙上一重更厚重的印记。
我与田瑞昌将军的相识和相交，须远溯到三十多年前。
那时，我还是入伍刚刚一年多的新兵。由于被所在部队评为“五好战士”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先进典型，遇到了需要整理文字材料的事情。
这使我原先平静的生活中，平添了一份摆脱不掉的烦恼。尽管很不情愿，极力推脱，但这种苦差事，还是常常以“政治任务”的名义从上面层层交下来。
我当时所在连队的指导员“启发”我：“我们连过去就是只晓得埋头苦干，不晓得宣传自己。其实，宣传不是为了自我夸耀，而是为了向领导和群众汇报工作。”
所在营的教导员也对我说：“材料，只要是需要，就应该整。这本身就是工作啊。需要你‘默默’，就‘默默’；需要你‘闻’，就‘闻’。”
所在团的团长和政委见了我则说：“你的任务太多，是要考虑该‘关闸’时‘关闸’。但材料现在还得整。因为这无论对你个人还是对我们团，都是好事嘛！”
领导有时还专门请来机关干部帮助我整理。
1970年，空军计划召开“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决定要我准备一篇发言材料。为了及时完成这份材料，时任北空通信团宣传股副股长的田瑞昌专程来到西山八大处。当时，我正随连队在驻扎于那里的北空司令部通信站执行战备值班任务。
我一入伍就听沈阳军区空军通信团一连的老战士们念叨过田瑞昌，都说这位连队的老指导员人很聪明，也很有工作能力，尤其善于宣传鼓动，将一连带得红红火火，成为在全空军都很有名的先进连队。
有的老兵还介绍说：“田指导员学习很刻苦，像毛主席诗词一发表，他便每天清晨来到空旷的大操场，一个人不停地朗诵、背记，没过多长时间便背得滚瓜烂熟……改造思想敢于自我解剖。”
更不乏有老兵频频为他叫“屈”：“凭田指导员的水平，完全应当早些提升到更高的领导岗位！”
当时我听后，一个基层干部，能有这种学习精神，又有这种群众呼声，实属难得。
大约是一个盛夏的上午，连队领导通知：田股长约我到八大处北京军区大院的一座宿舍楼会面。当时因不少干部连家带口地去“五七干校”，再加上执行“战备疏散”的精神，一些军队大院的不少房子均已人去楼空。北空司令部就是借了几栋这样的宿舍楼用来办公。
西山脚下十分清静，大院里高树浓荫，只能听到阵阵蝉鸣。我发现与自己初次接触的田瑞昌思路开阔，颇为健谈。其实，我们并没有局限于谈手头要整的那份材料，而是海阔天空地谈了其他许多问题。
比如，应当如何看待改造世界观。
如今，由于我们国家一度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这个曾经老生常谈的问题，似乎已经被许多人淡漠甚至忘却了。其实，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和众多从毛泽东时代走过来的人一样，总感到一个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克己内省，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而要想战胜自我，就必须经常反省自己、严格要求自己。在这方面，也像恩格斯与毛泽东说的认识经济规律一样，同样要逐步地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然王国”。
这些认识，当时都体现进我们一道写出的那份材料中。
令人遗憾的是，现今由于一些人，包括一些颇有点“身份”的人的蓄意误导，致使价值观念领域内的错误思潮几度泛滥，他们从否定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宣扬历史虚无主义到直接鼓吹极端个人主义，完全颠倒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其导致的结果极端恶劣。
记得当时田瑞昌还用自我解剖的语气，谈到自己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也曾经做过“作家梦”。而在那个时候，想当什么“家”，无异于就是个人名利思想的代名词。这显然又是当时社会思潮的另一个极端。如果有正确的指导思想，立志“成名成家”非但不是坏事，反而是好事。
当时我就发现，田瑞昌不仅有写作天赋，而且肯下工夫。据说借调他去整材料的北空司令部直属政治部当时就打算调他，但通信团的领导不肯放，回答“这个干部我们要用”。但不久之后还是被更高一级的北空政治部给调走了。从此他先在北空的组织部门，继而又在空军的组织部门，担任过各级领导。在已经成为师职干部之后，还通过刻苦自学，取得了大学文凭。这说明他一直好学不殆。
田瑞昌后来从空军机关下到部队任职，成为1988年恢复军衔后的将军。据我了解，他也是北空通信团那么多干部中终于脱颖而出的唯一将军。这固然与他跳出了干部发展局限性较大的通信部队、有了施展才能的更大空间和机遇不无关系，同时与他长期勤于学习、敏于思考，包括始终乐于亲自动笔都分不开的。
田瑞昌在各级组织部门写的那些公文式作品，由于不属于文学的范畴，我不想加以评论。仅我所直接接触到的，是他刚刚退出领导岗位，看到我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跨越苍茫》与长篇小说《青春殇》，便及时写出很漂亮的文学评论，并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足可见其理论修养和文学修养相当深厚。
后来，我又读过田瑞昌写的不少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论文和“古风体”的诗歌。
政治经济学的论著被社会发现、认定，往往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或难得的机遇。犹如马克思主义，就曾经过低潮——高潮——低潮的曲折发展道路。然而我相信，只要是金子，总会放射出光芒。
最近我出访英国，特意拜谒了伦敦大英博物馆和马克思墓。
马克思从1849年到1883年逝世，一直流亡在伦敦。他和妻子燕妮等一家人在恩格斯的帮助下过着拮据的生活。然而马克思却以惊人的毅力写出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工资、价格和利润》等一系列鸿篇巨著，在探寻真理的艰难跋涉中登上了高峰。当时，他常常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内查阅资料，而且常常在阅读兴奋时双脚磋一下水泥地面，以致坚硬的水泥地上都磨出一道明显的槽印。我通过翻译问大型阅览室的工作人员：“马克思当年的足印今何在？”他们答说是曾经保存了30年之久，现在由于都铺上了厚厚的地毯，已经无从寻觅。
马克思的创新和刻苦精神，无疑能给后人无穷的激励。记得我在受“极左”路线冲击、迫害，被“流放”到“五七干校”时，曾经潜心研读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资本论》，深感到革命导师的著作，无不切中时弊，字里行间蕴含朴素的激情，既有尖锐的批评、辛辣的讽刺、一针见血的针砭，又有针对现实思想问题而发的据事论理、条分缕析的谈心，大多既说理实在又有一定的文采和形象性，因而能对读者在同志般轻言慢语的叙谈间起到启发、诱导、规劝的功效。我当时曾用一首七言绝句，记述了自己的心境：
鸿鸪高翔任海空，
风波所历古今同。
足沟镌映伦敦月，
此日何妨学马翁。
海格特公墓位于伦敦北部一座树木蓊郁的小山丘上。马克思墓就在其东园。花岗岩墓碑顶上，英国皇家雕刻学会主席劳伦斯·布莱德肖创作的铜质头像目光如炬，昂然向前，充分表现出一个革命者探求真理的顽强意志。墓碑正面镏金的英文是《共产党宣言》中的名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结束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墓园的管理者坦陈：这里安葬着16万人，拜谒马克思墓的人最多。他们不光来自英伦三岛，而且来自全球各地。无论春夏秋冬，都有人默默献上的鲜花。
如今，马克思去世已经120年了。马克思主义也经历了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和挫折。然而，他对资本主义深邃的揭示，经受了时间与实践的考验。正如他自己所云：“最好是把真理比作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迸发出的火花就越灿烂。”
1999年，剑桥大学文理学院的教授们曾经在校内进行征询，试图推选出人类纪元第二个千年的“第一学人”。结果马克思在投票中位居第一，被习惯认为第一的爱因斯坦屈居第二。2005年6月，英国广播公司评选最伟大的哲学家，马克思以27.93%的得票率荣登榜首。休谟、柏拉图、康德、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都远远落在后面。剑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加里斯特·琼斯感言：“《共产党宣言》虽然出版于1848年，但我们现在经常谈到的全球化、裁员、跨国公司、世界经济朝这个或那个方向发展，所有这些内容在书中都能找到，它有令人惊讶的现实意义，任何其他文献都没有这个力量。”
田瑞昌诗作的特点是针砭时弊，多以议论入诗。这虽然是诗家之忌，但他的有些作品，还是相当耐人寻味的。如《咏科学发展观》：
世间万事最忌绝，是理非理看实果；
经济有其自身律，共性个性要结合；
话说市场和计划，“统死”“自由”皆不可；
单讲“自由”无序乱，过多“计划”则不活；
计划体制转市场，政府职能要变革；
企业自主是基础，宏观统筹控周辙；
依轻依重排顺序，要依运转来把握；
中国特色在求实，科学发展掌好舵。
又如《赠女婿》：
读书宜广更须精，死理变活在于用；
逻辑思维靠清切，概念推理敲实成；
慧眼如鹰扑标物，运作如蛇走龙形；
万事不易起步难，坚忍不拔可称雄。
田瑞昌也有些回忆性的诗篇，情真意切，同时不乏清新、自然。如《乡情曲》：
山海关外风光美，北靠青山南临海；
有个小村是我家，儿时记忆犹然在；
屋西两河漫细流，河边排柳随风摆；
屋后水井清澈凉，人喝甘美又浇菜；
村前不远小树林，牧牛捉鸟把鱼逮；
骤然风起便下雨，雨过天晴挂霞彩；
蝉鸣鱼跃青禾唱，我与童友耍开怀；
跳进河里去嬉水，爬到树上把果摘；
回首往事堪为慰，再看今天多感慨……
毛泽东主席曾经借书写古人语“诗言志”表达己见。的确，一个真正的诗人，如果当他将自己的整个人生都投入进自己最挚爱的事业时，那么，他整个的身心，就必定已经是诗化了的。同样，诗人对于诗的热爱与追求，又常常使其将诗当作一项毕生的事业来完成。这样，诗人在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内容与精神，又正是作者所最能够让读者感受的东西。
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不管哪个时代的将军，只要能有一些，哪怕几首较好的诗作，都可以为其一生的业绩抹上一种更耀眼的色彩，烙上一重更厚重的印记。
如今，诗歌出版和发行的不景气已是不争的事实。其实，原本属于最容易“大众化”的文艺形式的诗歌，竟然蜕变到如此可怜兮兮的“小众化”境地，我以为怨不得他人，只能怨诗人和诗评家自己。因为自从人类文化史发韧之初，诗歌这种靠有节奏之语言所构成的朴素文学形式就伴随着劳动等基本社会实践而挂上了人们的嘴边。然而有相当一段时间，中国诗坛上连番出现过远离读者的旗帜林立、烽火连天景象，一些自命不凡的“诗人”厮守象牙之塔，喃喃梦呓。其“诗句”无非是“语言杂技家”的表演，失去了与读者应有的共鸣。我不反对一部分诗人去模仿什么距离国学传统颇远的“现代派”诗歌，但我更不赞成远离中国传统的所谓诗歌探索。须知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源远流长的“诗国”。作为世界诗歌的一个极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诗歌以其民族的文化个性和精神志向本来就极具世界性。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现的“汉语热”就是明证。
其实，不独中国如此，世界上那些率先发达起来的国家，也同样是将本民族最传统的东西引为骄傲。我在英国的苏格兰地区访问时，与当地居民交谈，发现他们大都有着较高的文学素养。比如谈到18世纪苏格兰杰出的农民诗人罗伯特·彭斯，皆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自豪、喜爱与熟悉的神情。有些人还热情地跟我探讨起彭斯一些诗作反对外国侵略的内容、浪漫主义风格和反映农民生活习俗等特点。
我以为，在中国当今偌大的诗坛上，某些具有“原生态”特质的作品肯定是有的，但是缺乏评介、缺乏提倡。这恰恰是诗歌评论应当发挥功能和作用的地方。
我与田瑞昌将军的相识和相交，须远溯到三十多年前。
那时，我还是入伍刚刚一年多的新兵。由于被所在部队评为“五好战士”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先进典型，遇到了需要整理文字材料的事情。
这使我原先平静的生活中，平添了一份摆脱不掉的烦恼。尽管很不情愿，极力推脱，但这种苦差事，还是常常以“政治任务”的名义从上面层层交下来。
我当时所在连队的指导员“启发”我：“我们连过去就是只晓得埋头苦干，不晓得宣传自己。其实，宣传不是为了自我夸耀，而是为了向领导和群众汇报工作。”
所在营的教导员也对我说：“材料，只要是需要，就应该整。这本身就是工作啊。需要你‘默默’，就‘默默’；需要你‘闻’，就‘闻’。”
所在团的团长和政委见了我则说：“你的任务太多，是要考虑该‘关闸’时‘关闸’。但材料现在还得整。因为这无论对你个人还是对我们团，都是好事嘛！”
领导有时还专门请来机关干部帮助我整理。
1970年，空军计划召开“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决定要我准备一篇发言材料。为了及时完成这份材料，时任北空通信团宣传股副股长的田瑞昌专程来到西山八大处。当时，我正随连队在驻扎于那里的北空司令部通信站执行战备值班任务。
我一入伍就听沈阳军区空军通信团一连的老战士们念叨过田瑞昌，都说这位连队的老指导员人很聪明，也很有工作能力，尤其善于宣传鼓动，将一连带得红红火火，成为在全空军都很有名的先进连队。
有的老兵还介绍说：“田指导员学习很刻苦，像毛主席诗词一发表，他便每天清晨来到空旷的大操场，一个人不停地朗诵、背记，没过多长时间便背得滚瓜烂熟……改造思想敢于自我解剖。”
更不乏有老兵频频为他叫“屈”：“凭田指导员的水平，完全应当早些提升到更高的领导岗位！”
当时我听后，一个基层干部，能有这种学习精神，又有这种群众呼声，实属难得。
大约是一个盛夏的上午，连队领导通知：田股长约我到八大处北京军区大院的一座宿舍楼会面。当时因不少干部连家带口地去“五七干校”，再加上执行“战备疏散”的精神，一些军队大院的不少房子均已人去楼空。北空司令部就是借了几栋这样的宿舍楼用来办公。
西山脚下十分清静，大院里高树浓荫，只能听到阵阵蝉鸣。我发现与自己初次接触的田瑞昌思路开阔，颇为健谈。其实，我们并没有局限于谈手头要整的那份材料，而是海阔天空地谈了其他许多问题。
比如，应当如何看待改造世界观。
如今，由于我们国家一度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这个曾经老生常谈的问题，似乎已经被许多人淡漠甚至忘却了。其实，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和众多从毛泽东时代走过来的人一样，总感到一个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克己内省，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而要想战胜自我，就必须经常反省自己、严格要求自己。在这方面，也像恩格斯与毛泽东说的认识经济规律一样，同样要逐步地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然王国”。
这些认识，当时都体现进我们一道写出的那份材料中。
令人遗憾的是，现今由于一些人，包括一些颇有点“身份”的人的蓄意误导，致使价值观念领域内的错误思潮几度泛滥，他们从否定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宣扬历史虚无主义到直接鼓吹极端个人主义，完全颠倒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其导致的结果极端恶劣。
记得当时田瑞昌还用自我解剖的语气，谈到自己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也曾经做过“作家梦”。而在那个时候，想当什么“家”，无异于就是个人名利思想的代名词。这显然又是当时社会思潮的另一个极端。如果有正确的指导思想，立志“成名成家”非但不是坏事，反而是好事。
当时我就发现，田瑞昌不仅有写作天赋，而且肯下工夫。据说借调他去整材料的北空司令部直属政治部当时就打算调他，但通信团的领导不肯放，回答“这个干部我们要用”。但不久之后还是被更高一级的北空政治部给调走了。从此他先在北空的组织部门，继而又在空军的组织部门，担任过各级领导。在已经成为师职干部之后，还通过刻苦自学，取得了大学文凭。这说明他一直好学不殆。
田瑞昌后来从空军机关下到部队任职，成为1988年恢复军衔后的将军。据我了解，他也是北空通信团那么多干部中终于脱颖而出的唯一将军。这固然与他跳出了干部发展局限性较大的通信部队、有了施展才能的更大空间和机遇不无关系，同时与他长期勤于学习、敏于思考，包括始终乐于亲自动笔都分不开的。
田瑞昌在各级组织部门写的那些公文式作品，由于不属于文学的范畴，我不想加以评论。仅我所直接接触到的，是他刚刚退出领导岗位，看到我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跨越苍茫》与长篇小说《青春殇》，便及时写出很漂亮的文学评论，并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足可见其理论修养和文学修养相当深厚。
后来，我又读过田瑞昌写的不少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论文和“古风体”的诗歌。
政治经济学的论著被社会发现、认定，往往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或难得的机遇。犹如马克思主义，就曾经过低潮——高潮——低潮的曲折发展道路。然而我相信，只要是金子，总会放射出光芒。
最近我出访英国，特意拜谒了伦敦大英博物馆和马克思墓。
马克思从1849年到1883年逝世，一直流亡在伦敦。他和妻子燕妮等一家人在恩格斯的帮助下过着拮据的生活。然而马克思却以惊人的毅力写出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工资、价格和利润》等一系列鸿篇巨著，在探寻真理的艰难跋涉中登上了高峰。当时，他常常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内查阅资料，而且常常在阅读兴奋时双脚磋一下水泥地面，以致坚硬的水泥地上都磨出一道明显的槽印。我通过翻译问大型阅览室的工作人员：“马克思当年的足印今何在？”他们答说是曾经保存了30年之久，现在由于都铺上了厚厚的地毯，已经无从寻觅。
马克思的创新和刻苦精神，无疑能给后人无穷的激励。记得我在受“极左”路线冲击、迫害，被“流放”到“五七干校”时，曾经潜心研读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资本论》，深感到革命导师的著作，无不切中时弊，字里行间蕴含朴素的激情，既有尖锐的批评、辛辣的讽刺、一针见血的针砭，又有针对现实思想问题而发的据事论理、条分缕析的谈心，大多既说理实在又有一定的文采和形象性，因而能对读者在同志般轻言慢语的叙谈间起到启发、诱导、规劝的功效。我当时曾用一首七言绝句，记述了自己的心境：
鸿鸪高翔任海空，
风波所历古今同。
足沟镌映伦敦月，
此日何妨学马翁。
海格特公墓位于伦敦北部一座树木蓊郁的小山丘上。马克思墓就在其东园。花岗岩墓碑顶上，英国皇家雕刻学会主席劳伦斯·布莱德肖创作的铜质头像目光如炬，昂然向前，充分表现出一个革命者探求真理的顽强意志。墓碑正面镏金的英文是《共产党宣言》中的名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结束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墓园的管理者坦陈：这里安葬着16万人，拜谒马克思墓的人最多。他们不光来自英伦三岛，而且来自全球各地。无论春夏秋冬，都有人默默献上的鲜花。
如今，马克思去世已经120年了。马克思主义也经历了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和挫折。然而，他对资本主义深邃的揭示，经受了时间与实践的考验。正如他自己所云：“最好是把真理比作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迸发出的火花就越灿烂。”
1999年，剑桥大学文理学院的教授们曾经在校内进行征询，试图推选出人类纪元第二个千年的“第一学人”。结果马克思在投票中位居第一，被习惯认为第一的爱因斯坦屈居第二。2005年6月，英国广播公司评选最伟大的哲学家，马克思以27.93%的得票率荣登榜首。休谟、柏拉图、康德、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都远远落在后面。剑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加里斯特·琼斯感言：“《共产党宣言》虽然出版于1848年，但我们现在经常谈到的全球化、裁员、跨国公司、世界经济朝这个或那个方向发展，所有这些内容在书中都能找到，它有令人惊讶的现实意义，任何其他文献都没有这个力量。”
田瑞昌诗作的特点是针砭时弊，多以议论入诗。这虽然是诗家之忌，但他的有些作品，还是相当耐人寻味的。如《咏科学发展观》：
世间万事最忌绝，是理非理看实果；
经济有其自身律，共性个性要结合；
话说市场和计划，“统死”“自由”皆不可；
单讲“自由”无序乱，过多“计划”则不活；
计划体制转市场，政府职能要变革；
企业自主是基础，宏观统筹控周辙；
依轻依重排顺序，要依运转来把握；
中国特色在求实，科学发展掌好舵。
又如《赠女婿》：
读书宜广更须精，死理变活在于用；
逻辑思维靠清切，概念推理敲实成；
慧眼如鹰扑标物，运作如蛇走龙形；
万事不易起步难，坚忍不拔可称雄。
田瑞昌也有些回忆性的诗篇，情真意切，同时不乏清新、自然。如《乡情曲》：
山海关外风光美，北靠青山南临海；
有个小村是我家，儿时记忆犹然在；
屋西两河漫细流，河边排柳随风摆；
屋后水井清澈凉，人喝甘美又浇菜；
村前不远小树林，牧牛捉鸟把鱼逮；
骤然风起便下雨，雨过天晴挂霞彩；
蝉鸣鱼跃青禾唱，我与童友耍开怀；
跳进河里去嬉水，爬到树上把果摘；
回首往事堪为慰，再看今天多感慨……
毛泽东主席曾经借书写古人语“诗言志”表达己见。的确，一个真正的诗人，如果当他将自己的整个人生都投入进自己最挚爱的事业时，那么，他整个的身心，就必定已经是诗化了的。同样，诗人对于诗的热爱与追求，又常常使其将诗当作一项毕生的事业来完成。这样，诗人在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内容与精神，又正是作者所最能够让读者感受的东西。
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不管哪个时代的将军，只要能有一些，哪怕几首较好的诗作，都可以为其一生的业绩抹上一种更耀眼的色彩，烙上一重更厚重的印记。
如今，诗歌出版和发行的不景气已是不争的事实。其实，原本属于最容易“大众化”的文艺形式的诗歌，竟然蜕变到如此可怜兮兮的“小众化”境地，我以为怨不得他人，只能怨诗人和诗评家自己。因为自从人类文化史发韧之初，诗歌这种靠有节奏之语言所构成的朴素文学形式就伴随着劳动等基本社会实践而挂上了人们的嘴边。然而有相当一段时间，中国诗坛上连番出现过远离读者的旗帜林立、烽火连天景象，一些自命不凡的“诗人”厮守象牙之塔，喃喃梦呓。其“诗句”无非是“语言杂技家”的表演，失去了与读者应有的共鸣。我不反对一部分诗人去模仿什么距离国学传统颇远的“现代派”诗歌，但我更不赞成远离中国传统的所谓诗歌探索。须知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源远流长的“诗国”。作为世界诗歌的一个极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诗歌以其民族的文化个性和精神志向本来就极具世界性。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现的“汉语热”就是明证。
其实，不独中国如此，世界上那些率先发达起来的国家，也同样是将本民族最传统的东西引为骄傲。我在英国的苏格兰地区访问时，与当地居民交谈，发现他们大都有着较高的文学素养。比如谈到18世纪苏格兰杰出的农民诗人罗伯特·彭斯，皆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自豪、喜爱与熟悉的神情。有些人还热情地跟我探讨起彭斯一些诗作反对外国侵略的内容、浪漫主义风格和反映农民生活习俗等特点。
我以为，在中国当今偌大的诗坛上，某些具有“原生态”特质的作品肯定是有的，但是缺乏评介、缺乏提倡。这恰恰是诗歌评论应当发挥功能和作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