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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国风先生的文集《文心夜耕》，对于读多了小男小女们耍嗲发腻、矫情强愁的文字，听惯了名流名嘴近乎戏谑、任意发挥的各类讲坛高论的我来说，犹如进入一个别样的新天地，充满惊喜和陌生感。正像久不闻黄钟大吕，充耳只有瓦釜雷鸣，令人恹恹欲绝。忽听得幽谷传来清越的水声泉咽、鸟啭莺啼，不禁怦然心动，赞之曰：郁郁乎雄且奇猗，洋洋乎大而文哉！
这便是我读这部文集后的初步感受。
抛开具体内容，仅看目录，便领略了作者的渊博和丰厚，包括了哲学、历史、宗教、文学，特别是对传统儒学和民族文化，更有精辟的论述和独到的见解。从先秦诸子的解析，魏晋风骨的评介，以迄程朱理学的演绎，无不条分缕析，头头是道。关于历史，则强调治史的传统和品德，使我们得睹史官的铮铮傲骨；关于文学，则兼收诸般体裁和各个流派的交融互补，探求其内在的精神世界。还有一些比较生僻的论题，例如《四季的神话》《西北大荒中的诸神》《僧人的类型》等，其系统专门的评介，有着很大的认识价值，使我们颇开眼界，有所裨益。还有一部分写人的纪传文章，作者的选择也很见其视野和兴趣的广博。不仅有马克思这样的伟人，还有文学巨匠如曹雪芹和蒲松龄，一代宗师如佛门的鸠摩罗什和儒家的朱熹，才子美女如司马相如和西施，艺术大师如梅兰芳，还有当代意大利的时装设计大师范思哲，而且每篇都写得生动详尽，洋洋洒洒，很见功力。
据我所知，作者公务繁忙，夙夜劬劳，却能于业余时间，舍弃了通常的休闲和娱乐工夫，埋头读书，勤奋写作；虽是学理工出身，而有志趣于文史钻研；且不说其文章的质量水平，仅以发表和结集的著作的字数来看，也是相当惊人的。特别耐人寻味的是文集题名《文心夜耕》，“文心”是其探索创作的宗旨和追求，“夜耕”是他辛勤创作的过程和特征，非常契合他的生活状态。这样执著和顽强的精神，值得钦佩。
综观整个文集，我还十分赞赏作者的严谨认真，大量的学术考证，引经据典，一丝不苟。论述或起承转合，旁征博引；或一往情深，感慨抒情；或借人假事，慷慨议论，俱为性情中的文字，实是作者的心声，而非率尔应和之作。我很喜欢那篇《穷乡不长GDP》，对家乡故土的热爱，对世俗偏见的不屑，溢于言表，没有什么敦厚和作态，务去套话和陈词，直截了当，实在是很难得的。他在《史家绝唱》中热情地歌颂了司马迁，特别提到了太史公所追求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实际上也是作者孜孜以求的远大目标。以他的博识和才思，我以为是可以期待的。
从内容上看，首先是它的学术价值。其中关于儒学和史学部分，可谓全面而系统；关于佛教、道家和僧人的论述也很专门。这些文章绝非一知半解的观感，浅薄的趋时趁热之作，而是系统的研究工程。由于我在这方面的生疏和欠缺，只能是作上述这样语焉不详的肯定和评述。
其次是它的文学性，我是给予较高评价的。特别是有几篇论述神话传说以及讲佛理与仙道和文学的关系的文章，可谓别开生面，启迪思悟。不仅道出了各个神话寓言的历史渊源，而且证实其本身就是最早流传的口头或文字表达的文学作品。作者的学术文章并不是讲义式的理性陈述，而是有文采、有摘引、有抒情，穿插着生动故事或传说的美文，读来若行云流水，舒卷自如，很有感染力。至于那些塑造历史人物的篇章和描述风土人情之作，更是以翔实洽博的资料，传神真切的描摹，为我们再现了一系列感人的场景，不仅有可读性，更具美感和思想力量，应该说是富有个性和风格的佳作。
最主要的是它的现实感。“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我们阐释历史，传承文化，解析儒学的目的，就在于给今人以启示和教训，服务于现实。对于这一点，作者尤为明确。他把构建和谐社会，建立人天交融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放在首位，而他对传统文化和儒学的探讨，也是为了确立新的价值体系和道德伦理。因此，尽管谈的是洪荒时期、远古时代，却紧扣现实，贴近生活，不给人以疏离感和钻入故纸堆的繁琐；相反，还带领我们窥见民族文化的堂奥，产生一种深厚充实的自豪之情。
我以为，这都源于作者强烈的民族自尊和爱国情怀，更植根于他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和深入研究。只有熟谙它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才会花力气、下工夫，以传承发扬民族文化为己任，以研究传播新儒学为依归。在社会经济的转型期，在党中央号召构建和谐社会，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今天，作者为文和为人的精神，他的“文章合为时而著”的现实主义创作观，都是应该大力提倡的。
对于文集里的大部分论述儒学的文章，我只能报以赞美和折服，限于水平，无从置喙。但是，我却相信“温故而知新”这句老话。某些人对国故、国粹、国学的无知和轻视，或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显然是错误的；而像作者这样深入就里，去粗取菁，去伪存真，古为今用，拿出自己的主张和见解，面向社会和读者，提供讨论和研究的话题，当然是非常需要的。正是靠了这些有识之士的支撑和努力，新儒学的发展前景才初现生机和兴盛。我想，这种踏踏实实的革故鼎新工作，远比那穿起长衫，叩拜孔子，开办私塾，背诵经书的形式主义做法或是媒体炒作，其推动作用，要切实和有效得多。
对于另外一些有关史学、美学、神学和文学的文章，也是让我难望项背、深受启迪的。底蕴充沛，厚积薄发，做学问则视野广阔，开掘深邃；写专著则聚精会神，论述肯綮，此乃我所概括的作者的学风和文风，也很值得我们学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推荐国风先生的这部文集，并把它视作传承民族文化的一枝奇葩。信也夫！
附：穷乡不长GDP
国 风
这个世界本来就无公道可言。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文革”前出身不好会受歧视，我就怎么也想不通，难道人还能选择自己的父母吗？后来，我离家到外面读书，发现家乡穷了也受人歧视。原来地方也被人分为三六九等。出生在大城市的人一生下来就比生在穷乡僻壤的人要优越许多倍。
这就是命运。
因为人出生在什么地方，是自己无法选择的，当你还不懂得什么叫选择时，“选择”已经选择了你。生在城市，就能享受各种现代化的设施，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生在农村，就注定要自谋衣食，劳苦耕作。生在一个殷实人家，就能享福；生在穷苦人家，就得受罪，这就是命运的不公正。
由于我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地方，“陇中苦，甲天下”嘛！我虽离开我的穷乡，但仍饱受了各种“地区出身歧视”。
在大学，尽管你考试成绩很高，但人家会认为你整体素质不行。不就是因为你生长在农村吗？见少识窄。我就不服，作为一个学生，连学习这个基本素质都达不到要求，整体素质会高到哪儿去，再说学生学生，学习搞不好，整体素质再高又有什么用呢？然而，可人家就是那么认为。
而那些出生在好地方的人身上总有一种优越感，总以鄙视的神情来对待穷地方的人。就像当年上海租界里的洋人和那块臭名昭著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谁知道某些城里人看待农村人时，心里又何尝不是有那样一块牌子呢？
人心势利竟至于此，以貌取人也延续到了出生地……
我因小时候无事可干，课本又过于简单，就搜罗家里及乡邻的古书看，以度日忘饥。为了转移注意力好忍受饥饿的折磨和消除上学下学时漫漫长路上的孤单，背了不少古人的烂诗，后来还吟过一些。但由于衣食无补，终觉无用，大学毕业后曾下决心宁为庄稼汉，也不弄风月，遂把自己写的几百首诗稿付之一炬，以示远离文学的决心。
然人心如日月，世事常变化。二十年后，我终因心情不好，忽又写了几首歪诗，以泄块垒，被好心又好事的朋友拿去发表后受到一些各怀心思的吹捧，遂认识了几个文学界的朋友。一次大家聚会，一位文学前辈向众人介绍我为某某，陇上人也。忽有一年轻有为的“知名”诗人惊呼，甘肃还能出诗人？接着又来了一句：你祖籍不是甘肃人吧。弄得在座诸位都颇尴尬。我也有几分不自在，无可奈何地只能老老实实地报告：我乃祖祖辈辈土生土长的甘肃人也。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忙打圆场说：可别孤陋寡闻，那里可是出过许多著名的边塞诗人的地方。这位诗人显得很惊讶，忙问都是谁啊。一位朋友打趣地问他，你说中国最大的诗人是谁吧，他竟毫不含糊地说，当然是李白了。那位朋友又问他，李白是哪里人，他竟一时说不出来，有人接着说，李白正是甘肃秦安人氏。我想，不知道，或者说不相信李白是甘肃人的诗人可能不会仅仅是这一位。
这个穷乡僻壤还出过几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如中国人公认的史祖伏羲氏；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嬴政；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还有汉代著名书法家，被尊为书圣的张芝，等等。
人们曾戏谑地说，我们这方水土不产GDP，但产文化。用当地人的话来说，大学生比驴粪蛋蛋还多。随便走进一间破窑洞，便有两个或三个孩子在全国各大城市读大学，有的甚至会在哈佛、牛津。据人们统计，在北京的中关村一条街，光来自会宁一个县的大学以上毕业生就有四百多人。一次聚会，仅在北京就找到来自这个县的博士四十多人。据说，光“文革”后这个小县博士就出了四百多位。其实，当地人都知道，这并非是地灵而人杰。也是因为太穷，读书成了孩子摆脱贫困的“华山一条路”。尽管如此，你不得不承认，这里有丰厚的知识土壤和人才积累。谁敢怀疑，二十年后，这里就不会出一个爱因斯坦，不会出一个李白呢？
现在，凡有点文化的人都知道，敦煌是享誉世界的文化宝藏。但敦煌在甘肃，却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因此，前几年还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许多外国人知道中国有个敦煌，但不知道中国有个甘肃。这还不是因为甘肃太穷。名，穷而后轻。
还有一个刊物叫《读者》，以前曾多年叫《读者文摘》，据说是亚洲发行量最大的刊物。在中国的城市，可以说户均一册，人人皆知。但仍有好多人不会注意，它来自甘肃。
奇怪的是，在这片贫瘠的水土上，竟还长出一批靠露脸而扬名的俊男美女，有的堪称影视界的名流大腕。二十年前的一部歌舞剧《丝路花雨》曾倾倒世界艺坛，女主角英娘的扮演者贺燕云人人皆知。现今新上演的《大梦敦煌》已经红遍全国，走向世界。还有中央电视台的大牌主持人李修平、水均益、朱军、郭霁虹等都来自甘肃，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吕继宏也是甘肃人。别的不知道，但水均益、朱军、吕继宏三代之内都是地道的甘肃土著。
甘肃值得说的也许就是这一些土特产。但可惜的是，这些人家都不会给你算进GDP。因此，甘肃的GDP总是排在全国的最后，不是倒数第二，就是倒数第一。
这便是我读这部文集后的初步感受。
抛开具体内容，仅看目录，便领略了作者的渊博和丰厚，包括了哲学、历史、宗教、文学，特别是对传统儒学和民族文化，更有精辟的论述和独到的见解。从先秦诸子的解析，魏晋风骨的评介，以迄程朱理学的演绎，无不条分缕析，头头是道。关于历史，则强调治史的传统和品德，使我们得睹史官的铮铮傲骨；关于文学，则兼收诸般体裁和各个流派的交融互补，探求其内在的精神世界。还有一些比较生僻的论题，例如《四季的神话》《西北大荒中的诸神》《僧人的类型》等，其系统专门的评介，有着很大的认识价值，使我们颇开眼界，有所裨益。还有一部分写人的纪传文章，作者的选择也很见其视野和兴趣的广博。不仅有马克思这样的伟人，还有文学巨匠如曹雪芹和蒲松龄，一代宗师如佛门的鸠摩罗什和儒家的朱熹，才子美女如司马相如和西施，艺术大师如梅兰芳，还有当代意大利的时装设计大师范思哲，而且每篇都写得生动详尽，洋洋洒洒，很见功力。
据我所知，作者公务繁忙，夙夜劬劳，却能于业余时间，舍弃了通常的休闲和娱乐工夫，埋头读书，勤奋写作；虽是学理工出身，而有志趣于文史钻研；且不说其文章的质量水平，仅以发表和结集的著作的字数来看，也是相当惊人的。特别耐人寻味的是文集题名《文心夜耕》，“文心”是其探索创作的宗旨和追求，“夜耕”是他辛勤创作的过程和特征，非常契合他的生活状态。这样执著和顽强的精神，值得钦佩。
综观整个文集，我还十分赞赏作者的严谨认真，大量的学术考证，引经据典，一丝不苟。论述或起承转合，旁征博引；或一往情深，感慨抒情；或借人假事，慷慨议论，俱为性情中的文字，实是作者的心声，而非率尔应和之作。我很喜欢那篇《穷乡不长GDP》，对家乡故土的热爱，对世俗偏见的不屑，溢于言表，没有什么敦厚和作态，务去套话和陈词，直截了当，实在是很难得的。他在《史家绝唱》中热情地歌颂了司马迁，特别提到了太史公所追求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实际上也是作者孜孜以求的远大目标。以他的博识和才思，我以为是可以期待的。
从内容上看，首先是它的学术价值。其中关于儒学和史学部分，可谓全面而系统；关于佛教、道家和僧人的论述也很专门。这些文章绝非一知半解的观感，浅薄的趋时趁热之作，而是系统的研究工程。由于我在这方面的生疏和欠缺，只能是作上述这样语焉不详的肯定和评述。
其次是它的文学性，我是给予较高评价的。特别是有几篇论述神话传说以及讲佛理与仙道和文学的关系的文章，可谓别开生面，启迪思悟。不仅道出了各个神话寓言的历史渊源，而且证实其本身就是最早流传的口头或文字表达的文学作品。作者的学术文章并不是讲义式的理性陈述，而是有文采、有摘引、有抒情，穿插着生动故事或传说的美文，读来若行云流水，舒卷自如，很有感染力。至于那些塑造历史人物的篇章和描述风土人情之作，更是以翔实洽博的资料，传神真切的描摹，为我们再现了一系列感人的场景，不仅有可读性，更具美感和思想力量，应该说是富有个性和风格的佳作。
最主要的是它的现实感。“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我们阐释历史，传承文化，解析儒学的目的，就在于给今人以启示和教训，服务于现实。对于这一点，作者尤为明确。他把构建和谐社会，建立人天交融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放在首位，而他对传统文化和儒学的探讨，也是为了确立新的价值体系和道德伦理。因此，尽管谈的是洪荒时期、远古时代，却紧扣现实，贴近生活，不给人以疏离感和钻入故纸堆的繁琐；相反，还带领我们窥见民族文化的堂奥，产生一种深厚充实的自豪之情。
我以为，这都源于作者强烈的民族自尊和爱国情怀，更植根于他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和深入研究。只有熟谙它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才会花力气、下工夫，以传承发扬民族文化为己任，以研究传播新儒学为依归。在社会经济的转型期，在党中央号召构建和谐社会，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今天，作者为文和为人的精神，他的“文章合为时而著”的现实主义创作观，都是应该大力提倡的。
对于文集里的大部分论述儒学的文章，我只能报以赞美和折服，限于水平，无从置喙。但是，我却相信“温故而知新”这句老话。某些人对国故、国粹、国学的无知和轻视，或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显然是错误的；而像作者这样深入就里，去粗取菁，去伪存真，古为今用，拿出自己的主张和见解，面向社会和读者，提供讨论和研究的话题，当然是非常需要的。正是靠了这些有识之士的支撑和努力，新儒学的发展前景才初现生机和兴盛。我想，这种踏踏实实的革故鼎新工作，远比那穿起长衫，叩拜孔子，开办私塾，背诵经书的形式主义做法或是媒体炒作，其推动作用，要切实和有效得多。
对于另外一些有关史学、美学、神学和文学的文章，也是让我难望项背、深受启迪的。底蕴充沛，厚积薄发，做学问则视野广阔，开掘深邃；写专著则聚精会神，论述肯綮，此乃我所概括的作者的学风和文风，也很值得我们学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推荐国风先生的这部文集，并把它视作传承民族文化的一枝奇葩。信也夫！
附：穷乡不长GDP
国 风
这个世界本来就无公道可言。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文革”前出身不好会受歧视，我就怎么也想不通，难道人还能选择自己的父母吗？后来，我离家到外面读书，发现家乡穷了也受人歧视。原来地方也被人分为三六九等。出生在大城市的人一生下来就比生在穷乡僻壤的人要优越许多倍。
这就是命运。
因为人出生在什么地方，是自己无法选择的，当你还不懂得什么叫选择时，“选择”已经选择了你。生在城市，就能享受各种现代化的设施，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生在农村，就注定要自谋衣食，劳苦耕作。生在一个殷实人家，就能享福；生在穷苦人家，就得受罪，这就是命运的不公正。
由于我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地方，“陇中苦，甲天下”嘛！我虽离开我的穷乡，但仍饱受了各种“地区出身歧视”。
在大学，尽管你考试成绩很高，但人家会认为你整体素质不行。不就是因为你生长在农村吗？见少识窄。我就不服，作为一个学生，连学习这个基本素质都达不到要求，整体素质会高到哪儿去，再说学生学生，学习搞不好，整体素质再高又有什么用呢？然而，可人家就是那么认为。
而那些出生在好地方的人身上总有一种优越感，总以鄙视的神情来对待穷地方的人。就像当年上海租界里的洋人和那块臭名昭著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谁知道某些城里人看待农村人时，心里又何尝不是有那样一块牌子呢？
人心势利竟至于此，以貌取人也延续到了出生地……
我因小时候无事可干，课本又过于简单，就搜罗家里及乡邻的古书看，以度日忘饥。为了转移注意力好忍受饥饿的折磨和消除上学下学时漫漫长路上的孤单，背了不少古人的烂诗，后来还吟过一些。但由于衣食无补，终觉无用，大学毕业后曾下决心宁为庄稼汉，也不弄风月，遂把自己写的几百首诗稿付之一炬，以示远离文学的决心。
然人心如日月，世事常变化。二十年后，我终因心情不好，忽又写了几首歪诗，以泄块垒，被好心又好事的朋友拿去发表后受到一些各怀心思的吹捧，遂认识了几个文学界的朋友。一次大家聚会，一位文学前辈向众人介绍我为某某，陇上人也。忽有一年轻有为的“知名”诗人惊呼，甘肃还能出诗人？接着又来了一句：你祖籍不是甘肃人吧。弄得在座诸位都颇尴尬。我也有几分不自在，无可奈何地只能老老实实地报告：我乃祖祖辈辈土生土长的甘肃人也。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忙打圆场说：可别孤陋寡闻，那里可是出过许多著名的边塞诗人的地方。这位诗人显得很惊讶，忙问都是谁啊。一位朋友打趣地问他，你说中国最大的诗人是谁吧，他竟毫不含糊地说，当然是李白了。那位朋友又问他，李白是哪里人，他竟一时说不出来，有人接着说，李白正是甘肃秦安人氏。我想，不知道，或者说不相信李白是甘肃人的诗人可能不会仅仅是这一位。
这个穷乡僻壤还出过几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如中国人公认的史祖伏羲氏；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嬴政；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还有汉代著名书法家，被尊为书圣的张芝，等等。
人们曾戏谑地说，我们这方水土不产GDP，但产文化。用当地人的话来说，大学生比驴粪蛋蛋还多。随便走进一间破窑洞，便有两个或三个孩子在全国各大城市读大学，有的甚至会在哈佛、牛津。据人们统计，在北京的中关村一条街，光来自会宁一个县的大学以上毕业生就有四百多人。一次聚会，仅在北京就找到来自这个县的博士四十多人。据说，光“文革”后这个小县博士就出了四百多位。其实，当地人都知道，这并非是地灵而人杰。也是因为太穷，读书成了孩子摆脱贫困的“华山一条路”。尽管如此，你不得不承认，这里有丰厚的知识土壤和人才积累。谁敢怀疑，二十年后，这里就不会出一个爱因斯坦，不会出一个李白呢？
现在，凡有点文化的人都知道，敦煌是享誉世界的文化宝藏。但敦煌在甘肃，却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因此，前几年还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许多外国人知道中国有个敦煌，但不知道中国有个甘肃。这还不是因为甘肃太穷。名，穷而后轻。
还有一个刊物叫《读者》，以前曾多年叫《读者文摘》，据说是亚洲发行量最大的刊物。在中国的城市，可以说户均一册，人人皆知。但仍有好多人不会注意，它来自甘肃。
奇怪的是，在这片贫瘠的水土上，竟还长出一批靠露脸而扬名的俊男美女，有的堪称影视界的名流大腕。二十年前的一部歌舞剧《丝路花雨》曾倾倒世界艺坛，女主角英娘的扮演者贺燕云人人皆知。现今新上演的《大梦敦煌》已经红遍全国，走向世界。还有中央电视台的大牌主持人李修平、水均益、朱军、郭霁虹等都来自甘肃，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吕继宏也是甘肃人。别的不知道，但水均益、朱军、吕继宏三代之内都是地道的甘肃土著。
甘肃值得说的也许就是这一些土特产。但可惜的是，这些人家都不会给你算进GDP。因此，甘肃的GDP总是排在全国的最后，不是倒数第二，就是倒数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