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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净土
3月中旬，古道热肠的周明给我打来电话，说月底他要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操办一本新书的首发式，作者是陕西一所民办大学的校长，希望我届时能去捧场。到了26日下午，他又突然打电话通知我，29日陕南的洋县举办梨花节，邀请他和阎纲、雷抒雁参加，正好与那新书首发式冲突了，他的几个陕西乡党都无法重返故里，只得请我去“救场”。周明在京城的作家圈里有“文坛基辛格”之称，尽管早就从岗位上退休，但仍身兼多个“常务副会长”，成天忙得不亦乐乎，我等闲散老卒，常听他的调遣。于是，我就立即去购了机票，28日中午由北京飞往西安，然后转机，傍晚抵达汉中。
我原以为陕南也是“西北风从头上刮过”的“黄土高坡”，没想到小车驶离汉中机场仅七八分钟，展现在我眼前的竟然是一望无垠的油菜花汇成的金色海洋，令我仿佛是回到了故乡江南。到机场来接站的是洋县分管农业的王副县长和航天部派来挂职扶贫的孙副县长。我问他俩：这么美丽富饶的地方，怎么还是个需要帮扶的贫困县呢？孙副县长告诉我，地处汉中盆地的洋县原本确实是气候湿润、雨量充沛的鱼米之乡、花果之邦，因为1981年在此发现了世界上仅存的7只朱鹮，为了保护拯救这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濒危野生动物种群，洋县人民政府早在1982年就做出决定，除一律停止施用农药化肥外，还加上不准排干冬灌水田、严禁伐树、垦荒、狩猎……20多年来，朱鹮在洋县平安地生存繁衍，已达八九百只，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洋县农村经济的发展。可喜的是，洋县人民在坚持不懈地为朱鹮营造生存繁衍环境的同时，近年来终于找到了脱贫致富的突破口和可持续发展的优势资源：依托特有的生态环境，着力发展以绿色旅游、绿色食品、有机农业、绿色中药材为主的绿色农业，使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成为各方有识之士投资的一片热土。举办一年一度的梨花节，就是“借文化搭台，让经济唱戏”……
梨花节开幕式的会场设在草坝村万亩梨园的一个山梁上。29日上午，到了现场，我才发现，舞台上方的大红横幅上标的是“中国朱鹮之乡第五届梨花赛诗会暨朱鹮产品展示会”，原来梨花节的主要活动是赛诗，怪不得要从北京、青岛、兰州、西安等地请来十来个作家助阵呢！主持赛诗会的是位40来岁的女诗人。头天晚上，王、孙二位副县长在宾馆为我们接风时，她是来向我们敬过酒的。王副县长介绍说，她是“农二哥”诗社的副社长，在县里的知名度比他这一个当副县长的还高哩！她笑道：“不是我个人的知名度大，是‘农二哥’诗社的历史久、影响大，诗社成立时，我还没出生哩！”……
“农二哥”诗社成立于1963年，发起人是张寨的农民蒿文杰。这个纯粹的农民诗社，已从当初的9人扩展到现在的300多人。44年来，自费编印《稻穗》《民间》等会刊700多期，赠阅200多万份。会员中不仅有166人加入了中国作协以及省、市各级文学艺术家协会，而且先后有40多人当选省、市、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社长蒿文杰还被评为全国自强劳动模范，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蒿文杰先生虽因病于几年前逝世，但“农二哥”诗社发扬蒿文杰精神，坚持开展活动，陆续主办了爱情节、服装节、荷花节、蔡伦艺术节等赛诗会，从村落到庙会，从田园到厂矿，到处都活跃着诗社成员的身影，他们不仅用自己的诗篇为开发绿色产业鸣锣开道，大造舆论，而且还亲自引进推广稻麦、果树、药材等优良品种80多个，获国家专利及农业部、中科院等奖项12个……
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农民诗社，堪称全国民间文学社团的一面旗帜。更出乎我意料的是，草坝村一个相貌憨厚的老汉，登台朗诵的并非是信天游，也不是上世纪50年代那样的新民歌，而是富有艺术想象的新体自由诗《梨花树下的村庄》：“……我要在这浩渺的梨花中/奔跑着，像一只轻快的小鹿/……我要张开双臂/拥抱这雪的世界……”假如不是亲耳聆听，我准以为这样浪漫的诗句定然是出自一个热情奔放的小青年之手。从这位精神焕发的老汉身上，我看到了他一颗不老的诗心。
接着上台赛诗的，是主持人隆重推出的“女诗星”白春娥。白春娥原本是文盲，学写诗是从1976年嫁到张寨村后开始的，她的一首热情歌颂农村改革的《二叔》，曾在乡亲中广为流传：“二叔满头是白发，过去赶集又品茶。如今实行责任制，双手紧握锄头把。有人问他这为啥，责任田有金疙瘩。”由于白春娥对生活、对劳动、对诗歌充满热爱，使她“佳句藏在绿荫里，随手可拾几大篮”。她登台之后，先是即兴吟诵了一首《梨花诗会有感》：“一片花海接云天，千枝万枝争娇艳，蜜蜂嗡嗡唱甜歌，蝴蝶伴侣舞翩跹。文人墨客梨园聚，好比诗圣今朝还。一朵梨花一首诗，成垛成垛堆满山。”然后是捧读她写的新诗《步你的花期》：“如约，步你的花期/因为你的芳容/刻在心中，映在眼里/如约，步你的花期/因为你无邪的纯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没有华丽的语言表达/只享受你的花季/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共同孕育爱的甜蜜……”
风格迥然不同的两首诗，出自白春娥一人之口，可见她在艺术上不断有所追求，也表明“农二哥”诗社倡导创作自由，百花齐放。随后上台的，也是一位40来岁的女诗人，她朗诵的，竟然是一首赞美梨园之春的散文诗……一首首散发着梨花芳香的诗篇，充满着强烈的时代气息，活泼清新，情真意切，赢得了乡亲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台上台下，呼应互动，气氛之融洽、和谐，真令人感到是一种难得的精神大餐和艺术享受！说实在的，自读不懂的所谓朦胧诗大行其道之后，写诗的人越来越多，读诗的人却越来越少，我已多年不写诗，作为一个资深的文学编辑，也早已对那些自命不凡的新新诗人自费出版的集子望而生畏了。然而，没想到的是，在京城诗坛出现了裸体朗诵丑剧的年月，我竟能在鲜为人知的陕南农村，看到这样一块近乎神圣的诗的净土，见到了一群勤劳淳朴又与时俱进的民间诗人，真是太发人深思了！
眼高手低论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潘凯雄先生今年在《文汇报》的《书缘》专刊上开了个《终审札记》专栏，很令同行瞩目。或可以说，专栏中的每篇文章，都是经他终审而出版的新书（大都为长篇小说）的第一篇实话实说式的书评。这是一个显现编辑家胆识的活路，不练就一番真功夫是玩不得的。
他新近的一篇“终审札记”，是《关于〈穿旗袍的姨妈〉》。有意思的是，该书稿的作者里程不只是“与他同窗”，而且还是个在文学界名声显赫的一家杂志的“名编”。面对这样一位身份颇为特殊的作者的长篇处女作，他先想到的是，“‘名编’与写作终究不能画等号。一个‘名编’，其眼光可以独特、很犀利，可以十分敏感地捕捉住某部作品的长长短短，但未必能够自己动手写出一部优秀的作品，相反倒是很有可能因其职业所累而留不下多少文字，所谓‘眼高手低’在一定意义上用以描述‘名编’与写作的关系或许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正是抱着这种并非十分信任的心态，他带着几分苛刻履行了审读任务。其结论是，原来眼高者未必一定手低，这竟是一部他“没有理由不喜欢”的“一鸣惊人”之作。
作为一个当了二三十年文学编辑的人，我每当看到同行朋友有优秀作品问世，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觉得是替我们这些“为他人作嫁衣裳”者争了一口气。说实在的，在文学编辑岗位上干久了，都难免会遭到“眼高手低”之类的质疑或讥讽，在一旦出了名的作家面前仿佛矮了一截似的。有感于此，我有一位同行朋友，干脆就在名片上印上了“一流编辑，末流作家”八个字，作为一种挡箭牌，加以自我防卫。
其实，要真正成为一流的文学编辑，并不比成为一流作家容易。要当好编辑，首先就得眼高，一部稿子到手，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包括作品的优劣和市场前景）。尤其是名社名刊，来稿量很大，编辑必须有沙里淘金的本事，不然，万一看走了眼，就难免会有遗珠之憾。这类事情，时有发生，如王蒙任《人民文学》主编时，就曾以自责的口吻感叹，有年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麦客》，就是遭《人民文学》一位编辑退稿后，作者改投《当代》才得以发表的。再如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也曾被几家出版社退过稿，直到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手里，才得以出版，并一炮打响，荣获了茅盾文学奖。可见，对于作家（尤其是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来说，能碰到一个慧眼识珠的一流编辑，或许是一生中最大的幸运，成为其命运的转折点，由此而大步走向辉煌。
那么，编辑怎样才能生出一双慧眼呢？有句俗话说得好：“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就拿出版社的一个普通的文学编辑来说，每年的阅稿量，少说也得一二十部，五六百万字。如果是负责终审，就我自己的体验而言，每年都在五六十部书稿以上，达一两千万字之多。有比较才有鉴别，从几部以至几十部书稿中，比照已有定评的名著或经典作品，认真地进行反复筛选，就不难发现比较优秀以至出类拔萃、标新立异的作品来。前不久，我与作家出版社恢复建制后的首任总编辑江晓天聊起他的编辑生涯时，他就备感欣慰地说：“我当文学编辑几十年，没有错看过一部作品。”能要做到在数以千部计的来稿中不错看一部作品，从宏观到微观都能把书稿的命运辨析得了了分明，那当然非一日之功，没有一种既甘于奉献又敢于探索的敬业精神，是绝对做不到的。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编辑在扶植培养青年作家方面倾注巨大热情和心血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编辑向作者提出一个修改作品的好点子，往往是四两拨千斤，能起到画龙点睛或锦上添花以至起死回生的作用。但是，也有些自恃很高的作者，不但根本听不进编辑中肯的意见，而且还会不悦地说：“你懂什么？有本事你写一部给我看看！”毋庸讳言，他们根本不把编辑放在眼里，以为编辑在写作上都是光说不练的低能儿。凡遇到这样的作者，作为编辑，也没有必要生气。因为编辑的本职不是写作，写作能力比不上成熟的作家是无可厚非的事，所以，“眼高手低”虽是个贬义词，但从编辑职业来说，若真能眼高，即使暂时比作者手低，也不失为一个称职的编辑；若能做到眼高手也不低，即可成为一个高明的编辑；若是确实手低，而眼也不高，那就不能当编辑，或者只能是个滥竽充数的编辑，混事儿。事实上，纵观一部现当代文学出版史，由叶圣陶、巴金始，兼名编与名作家于一身者大有人在。
说到此，我想起了刘恒。记得是1981年春，我作为《新观察》杂志的编辑，在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揭晓之际，以《短篇小说的新丰收》为总题，约5位获奖小说的责任编辑撰文介绍排名前5篇的获奖小说及其作家，尚默默无闻的刘恒（即刘冠军）应约写刘锦云、王毅的《笨人王老大》。在那篇短文的结尾，刘恒写道，两位作者“今后准备在重大题材方面继续卓有成效地合作，在认真研究文学民族传统的同时，将对小说创作进行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探索。”后因王毅的英年早逝，刘锦云与他卓有成效的合作戛然而止，但此后再也未见刘锦云有新的小说问世。而真正实践了“在认真研究文学民族传统的同时，将对小说创作进行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探索”这番话的，却是刘恒自己。没过几年，他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就获了全国优秀短、中篇小说奖，从此声名鹊起，一发而不可收，在创作成就上远远超过了刘锦云和王毅，进入新世纪后，还当选为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像刘恒这样由编辑演化为著名作家的实例，不就和里程一样，是对“眼高手低论”的响亮回答吗？
独苗现象
在纪念中国话剧诞生100周年之际，胡锦涛总书记在亲切会见“国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时说，“100年来，我国一代又一代话剧艺术工作者与祖国同命运、与人民同呼吸、与时代同步伐，创作了一批震撼人心的优秀作品，塑造了许多鲜活生动的舞台形象，为振奋民族精神，推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们这一代人都曾从《雷雨》《放下你的鞭子》《胆剑篇》《茶馆》《霓虹灯下的哨兵》等优秀话剧作品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迪。”
胡锦涛总书记列举的5部优秀话剧，我看过其中的4部，唯有北京人艺演出的《胆剑篇》，因我当时还在南京大学读书，没能有机会赴京观赏。但《胆剑篇》的剧本先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时，我就认真拜读了的，那时正值国民经济三年暂时困难，它给我的教育和启迪也确实是很深刻的。
我注意到，胡锦涛总书记列举的5部优秀话剧，其中有两部是建国前的，后三部则是产生在“文革”之前，而新时期以来，为什么就再没有产生令“一代人”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迪的优秀话剧呢？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了。
应该说，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话剧创作是很有成就的，产生了不少有影响的作品，例如《于无深处》，就曾风靡全国。再如《陈毅市长》后被搬上银幕，也深入人心。但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就很难再举出足以影响一代人的优秀话剧作品了。其原因何在？这不是我这个老话剧观众能做出全面回答的，但有一个现象，我以为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一个新的剧目创作完成之后，往往只有一个院团排练演出，真可谓“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其中，当然不乏所谓“精品工程”，得了这个奖项那个奖项。但这些所谓“精品工程”，往往是为了拿奖（或说是为了政绩）而创作排演，一旦得了奖，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少数获奖剧目，也有演出超过百场的，但每场观众以千人计，充其量不过10万人次，与以数亿计的“一代人”相比，就微乎其微了。我所从事的是文学编辑工作，君不见，如今文学刊物如林，哪还有一家文学刊物还刊发话剧剧本？记得《于无深处》横空出世之时，当年每日仅为4开4版的《文汇报》，竟扩版发表了该剧全文，百姓争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而全国各地排演此剧的，少说也有十余家……若用满城争说《于无深处》（即天安门事件应当平反）来形容，那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一个新剧目只有一个院团排演，仿佛是一棵独苗，无论如何精心浇灌培植，能享受其所结果实者，毕竟寥寥。不像以前的优秀剧目，不仅有多个院团排演，还移植为其他剧种，以至于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其影响力之巨大、深远，就可想而知了。譬如说曹禺先生的《雷雨》，从1933年创作完成之后，全国不知有多少专业、业余剧团演出过，我在南京读大学就看过江苏省戏校（查曼若主演）的演出，走上工作岗位后，先后在八九十年代又看过北京人艺的两次复排的演出，再就是顾永菲主演的电影和潘虹主演的电视剧。记得21世纪之初，北京人艺又复排《雷雨》，原先饰四凤的胡宗温已经退休，启用了一位与四凤年龄相仿的年轻演员来演四凤。当时我正应邀策划《中国老年》杂志的下半月刊，就想改一改老年杂志每期总是以单一的老年人物头像作封面的惯例。第一期拟采用韩再芬主演的黄梅戏《徽州女人》的两幅剧照，即年轻时的形象为主（彩色）、老年时的形象作映衬（单色）；第二期则以北京人艺最新排演《雷雨》的四凤形象为主（彩色），而以年近七旬的胡宗温的头像作映衬。有一次，当我向我的师母杨苡先生约稿，说起我的这一构想时，她颇兴奋地说：“《雷雨》是在天津首演的，你不知道吧，当年演四凤的演员是我的同学，解放后在珠江电影制片厂工作。比胡宗温的资历还老，你还不如改用她现在的头像呢！我给她打电话，代你向她约稿，让她写篇回忆文字，在同期杂志上发表，多好呀！”……由此可见，一部真正的话剧名作，都曾有几代演员塑造过同一个角色。就说《放下你的鞭子》吧，最早是崔嵬、张瑞芳在抗战初期首演的，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南京大学读书时，还参加了这出广场剧的演出呢！
另一个值得引人注意和深思的现象是，如今一个新剧目上演成功之后，就不再有另一个剧种改编移植了。如田汉的《关汉卿》，我未能看到北京人艺的演出，但有幸看到了据话剧改编而成的由马师曾、红线女主演的粤剧。再说京剧《沙家浜》吧，是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改编而成，至于将京剧《沙家浜》再移植成了多少个地方戏剧种，就难计其数了。在戏曲的传统剧目中，不仅每个剧种都有自己的保留剧目，而且也有同一个题材以至相同剧名的剧目。相互借鉴、学习，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形成了一个各有千秋、百花争艳的局面。我想，戏剧也只有在各个剧种的优秀剧目不断相互改编、移植，不断相互借鉴、学习中，才能真正形成一个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在电视和网络等现代传媒高度发达的时代，假如戏剧界业已造成的“独苗现象”引不起有关部门的注意，依旧任其蔓延的话，那么，走进剧场的观众就只会每况愈下，中国话剧还有没有第二个百年，还会不会诞生像金山、刁光覃、于是之、白杨、张瑞芳、舒绣文那样的表演艺术家，也许就很难说了。
3月中旬，古道热肠的周明给我打来电话，说月底他要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操办一本新书的首发式，作者是陕西一所民办大学的校长，希望我届时能去捧场。到了26日下午，他又突然打电话通知我，29日陕南的洋县举办梨花节，邀请他和阎纲、雷抒雁参加，正好与那新书首发式冲突了，他的几个陕西乡党都无法重返故里，只得请我去“救场”。周明在京城的作家圈里有“文坛基辛格”之称，尽管早就从岗位上退休，但仍身兼多个“常务副会长”，成天忙得不亦乐乎，我等闲散老卒，常听他的调遣。于是，我就立即去购了机票，28日中午由北京飞往西安，然后转机，傍晚抵达汉中。
我原以为陕南也是“西北风从头上刮过”的“黄土高坡”，没想到小车驶离汉中机场仅七八分钟，展现在我眼前的竟然是一望无垠的油菜花汇成的金色海洋，令我仿佛是回到了故乡江南。到机场来接站的是洋县分管农业的王副县长和航天部派来挂职扶贫的孙副县长。我问他俩：这么美丽富饶的地方，怎么还是个需要帮扶的贫困县呢？孙副县长告诉我，地处汉中盆地的洋县原本确实是气候湿润、雨量充沛的鱼米之乡、花果之邦，因为1981年在此发现了世界上仅存的7只朱鹮，为了保护拯救这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濒危野生动物种群，洋县人民政府早在1982年就做出决定，除一律停止施用农药化肥外，还加上不准排干冬灌水田、严禁伐树、垦荒、狩猎……20多年来，朱鹮在洋县平安地生存繁衍，已达八九百只，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洋县农村经济的发展。可喜的是，洋县人民在坚持不懈地为朱鹮营造生存繁衍环境的同时，近年来终于找到了脱贫致富的突破口和可持续发展的优势资源：依托特有的生态环境，着力发展以绿色旅游、绿色食品、有机农业、绿色中药材为主的绿色农业，使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成为各方有识之士投资的一片热土。举办一年一度的梨花节，就是“借文化搭台，让经济唱戏”……
梨花节开幕式的会场设在草坝村万亩梨园的一个山梁上。29日上午，到了现场，我才发现，舞台上方的大红横幅上标的是“中国朱鹮之乡第五届梨花赛诗会暨朱鹮产品展示会”，原来梨花节的主要活动是赛诗，怪不得要从北京、青岛、兰州、西安等地请来十来个作家助阵呢！主持赛诗会的是位40来岁的女诗人。头天晚上，王、孙二位副县长在宾馆为我们接风时，她是来向我们敬过酒的。王副县长介绍说，她是“农二哥”诗社的副社长，在县里的知名度比他这一个当副县长的还高哩！她笑道：“不是我个人的知名度大，是‘农二哥’诗社的历史久、影响大，诗社成立时，我还没出生哩！”……
“农二哥”诗社成立于1963年，发起人是张寨的农民蒿文杰。这个纯粹的农民诗社，已从当初的9人扩展到现在的300多人。44年来，自费编印《稻穗》《民间》等会刊700多期，赠阅200多万份。会员中不仅有166人加入了中国作协以及省、市各级文学艺术家协会，而且先后有40多人当选省、市、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社长蒿文杰还被评为全国自强劳动模范，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蒿文杰先生虽因病于几年前逝世，但“农二哥”诗社发扬蒿文杰精神，坚持开展活动，陆续主办了爱情节、服装节、荷花节、蔡伦艺术节等赛诗会，从村落到庙会，从田园到厂矿，到处都活跃着诗社成员的身影，他们不仅用自己的诗篇为开发绿色产业鸣锣开道，大造舆论，而且还亲自引进推广稻麦、果树、药材等优良品种80多个，获国家专利及农业部、中科院等奖项12个……
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农民诗社，堪称全国民间文学社团的一面旗帜。更出乎我意料的是，草坝村一个相貌憨厚的老汉，登台朗诵的并非是信天游，也不是上世纪50年代那样的新民歌，而是富有艺术想象的新体自由诗《梨花树下的村庄》：“……我要在这浩渺的梨花中/奔跑着，像一只轻快的小鹿/……我要张开双臂/拥抱这雪的世界……”假如不是亲耳聆听，我准以为这样浪漫的诗句定然是出自一个热情奔放的小青年之手。从这位精神焕发的老汉身上，我看到了他一颗不老的诗心。
接着上台赛诗的，是主持人隆重推出的“女诗星”白春娥。白春娥原本是文盲，学写诗是从1976年嫁到张寨村后开始的，她的一首热情歌颂农村改革的《二叔》，曾在乡亲中广为流传：“二叔满头是白发，过去赶集又品茶。如今实行责任制，双手紧握锄头把。有人问他这为啥，责任田有金疙瘩。”由于白春娥对生活、对劳动、对诗歌充满热爱，使她“佳句藏在绿荫里，随手可拾几大篮”。她登台之后，先是即兴吟诵了一首《梨花诗会有感》：“一片花海接云天，千枝万枝争娇艳，蜜蜂嗡嗡唱甜歌，蝴蝶伴侣舞翩跹。文人墨客梨园聚，好比诗圣今朝还。一朵梨花一首诗，成垛成垛堆满山。”然后是捧读她写的新诗《步你的花期》：“如约，步你的花期/因为你的芳容/刻在心中，映在眼里/如约，步你的花期/因为你无邪的纯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没有华丽的语言表达/只享受你的花季/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共同孕育爱的甜蜜……”
风格迥然不同的两首诗，出自白春娥一人之口，可见她在艺术上不断有所追求，也表明“农二哥”诗社倡导创作自由，百花齐放。随后上台的，也是一位40来岁的女诗人，她朗诵的，竟然是一首赞美梨园之春的散文诗……一首首散发着梨花芳香的诗篇，充满着强烈的时代气息，活泼清新，情真意切，赢得了乡亲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台上台下，呼应互动，气氛之融洽、和谐，真令人感到是一种难得的精神大餐和艺术享受！说实在的，自读不懂的所谓朦胧诗大行其道之后，写诗的人越来越多，读诗的人却越来越少，我已多年不写诗，作为一个资深的文学编辑，也早已对那些自命不凡的新新诗人自费出版的集子望而生畏了。然而，没想到的是，在京城诗坛出现了裸体朗诵丑剧的年月，我竟能在鲜为人知的陕南农村，看到这样一块近乎神圣的诗的净土，见到了一群勤劳淳朴又与时俱进的民间诗人，真是太发人深思了！
眼高手低论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潘凯雄先生今年在《文汇报》的《书缘》专刊上开了个《终审札记》专栏，很令同行瞩目。或可以说，专栏中的每篇文章，都是经他终审而出版的新书（大都为长篇小说）的第一篇实话实说式的书评。这是一个显现编辑家胆识的活路，不练就一番真功夫是玩不得的。
他新近的一篇“终审札记”，是《关于〈穿旗袍的姨妈〉》。有意思的是，该书稿的作者里程不只是“与他同窗”，而且还是个在文学界名声显赫的一家杂志的“名编”。面对这样一位身份颇为特殊的作者的长篇处女作，他先想到的是，“‘名编’与写作终究不能画等号。一个‘名编’，其眼光可以独特、很犀利，可以十分敏感地捕捉住某部作品的长长短短，但未必能够自己动手写出一部优秀的作品，相反倒是很有可能因其职业所累而留不下多少文字，所谓‘眼高手低’在一定意义上用以描述‘名编’与写作的关系或许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正是抱着这种并非十分信任的心态，他带着几分苛刻履行了审读任务。其结论是，原来眼高者未必一定手低，这竟是一部他“没有理由不喜欢”的“一鸣惊人”之作。
作为一个当了二三十年文学编辑的人，我每当看到同行朋友有优秀作品问世，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觉得是替我们这些“为他人作嫁衣裳”者争了一口气。说实在的，在文学编辑岗位上干久了，都难免会遭到“眼高手低”之类的质疑或讥讽，在一旦出了名的作家面前仿佛矮了一截似的。有感于此，我有一位同行朋友，干脆就在名片上印上了“一流编辑，末流作家”八个字，作为一种挡箭牌，加以自我防卫。
其实，要真正成为一流的文学编辑，并不比成为一流作家容易。要当好编辑，首先就得眼高，一部稿子到手，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包括作品的优劣和市场前景）。尤其是名社名刊，来稿量很大，编辑必须有沙里淘金的本事，不然，万一看走了眼，就难免会有遗珠之憾。这类事情，时有发生，如王蒙任《人民文学》主编时，就曾以自责的口吻感叹，有年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麦客》，就是遭《人民文学》一位编辑退稿后，作者改投《当代》才得以发表的。再如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也曾被几家出版社退过稿，直到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手里，才得以出版，并一炮打响，荣获了茅盾文学奖。可见，对于作家（尤其是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来说，能碰到一个慧眼识珠的一流编辑，或许是一生中最大的幸运，成为其命运的转折点，由此而大步走向辉煌。
那么，编辑怎样才能生出一双慧眼呢？有句俗话说得好：“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就拿出版社的一个普通的文学编辑来说，每年的阅稿量，少说也得一二十部，五六百万字。如果是负责终审，就我自己的体验而言，每年都在五六十部书稿以上，达一两千万字之多。有比较才有鉴别，从几部以至几十部书稿中，比照已有定评的名著或经典作品，认真地进行反复筛选，就不难发现比较优秀以至出类拔萃、标新立异的作品来。前不久，我与作家出版社恢复建制后的首任总编辑江晓天聊起他的编辑生涯时，他就备感欣慰地说：“我当文学编辑几十年，没有错看过一部作品。”能要做到在数以千部计的来稿中不错看一部作品，从宏观到微观都能把书稿的命运辨析得了了分明，那当然非一日之功，没有一种既甘于奉献又敢于探索的敬业精神，是绝对做不到的。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编辑在扶植培养青年作家方面倾注巨大热情和心血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编辑向作者提出一个修改作品的好点子，往往是四两拨千斤，能起到画龙点睛或锦上添花以至起死回生的作用。但是，也有些自恃很高的作者，不但根本听不进编辑中肯的意见，而且还会不悦地说：“你懂什么？有本事你写一部给我看看！”毋庸讳言，他们根本不把编辑放在眼里，以为编辑在写作上都是光说不练的低能儿。凡遇到这样的作者，作为编辑，也没有必要生气。因为编辑的本职不是写作，写作能力比不上成熟的作家是无可厚非的事，所以，“眼高手低”虽是个贬义词，但从编辑职业来说，若真能眼高，即使暂时比作者手低，也不失为一个称职的编辑；若能做到眼高手也不低，即可成为一个高明的编辑；若是确实手低，而眼也不高，那就不能当编辑，或者只能是个滥竽充数的编辑，混事儿。事实上，纵观一部现当代文学出版史，由叶圣陶、巴金始，兼名编与名作家于一身者大有人在。
说到此，我想起了刘恒。记得是1981年春，我作为《新观察》杂志的编辑，在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揭晓之际，以《短篇小说的新丰收》为总题，约5位获奖小说的责任编辑撰文介绍排名前5篇的获奖小说及其作家，尚默默无闻的刘恒（即刘冠军）应约写刘锦云、王毅的《笨人王老大》。在那篇短文的结尾，刘恒写道，两位作者“今后准备在重大题材方面继续卓有成效地合作，在认真研究文学民族传统的同时，将对小说创作进行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探索。”后因王毅的英年早逝，刘锦云与他卓有成效的合作戛然而止，但此后再也未见刘锦云有新的小说问世。而真正实践了“在认真研究文学民族传统的同时，将对小说创作进行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探索”这番话的，却是刘恒自己。没过几年，他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就获了全国优秀短、中篇小说奖，从此声名鹊起，一发而不可收，在创作成就上远远超过了刘锦云和王毅，进入新世纪后，还当选为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像刘恒这样由编辑演化为著名作家的实例，不就和里程一样，是对“眼高手低论”的响亮回答吗？
独苗现象
在纪念中国话剧诞生100周年之际，胡锦涛总书记在亲切会见“国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时说，“100年来，我国一代又一代话剧艺术工作者与祖国同命运、与人民同呼吸、与时代同步伐，创作了一批震撼人心的优秀作品，塑造了许多鲜活生动的舞台形象，为振奋民族精神，推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们这一代人都曾从《雷雨》《放下你的鞭子》《胆剑篇》《茶馆》《霓虹灯下的哨兵》等优秀话剧作品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迪。”
胡锦涛总书记列举的5部优秀话剧，我看过其中的4部，唯有北京人艺演出的《胆剑篇》，因我当时还在南京大学读书，没能有机会赴京观赏。但《胆剑篇》的剧本先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时，我就认真拜读了的，那时正值国民经济三年暂时困难，它给我的教育和启迪也确实是很深刻的。
我注意到，胡锦涛总书记列举的5部优秀话剧，其中有两部是建国前的，后三部则是产生在“文革”之前，而新时期以来，为什么就再没有产生令“一代人”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迪的优秀话剧呢？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了。
应该说，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话剧创作是很有成就的，产生了不少有影响的作品，例如《于无深处》，就曾风靡全国。再如《陈毅市长》后被搬上银幕，也深入人心。但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就很难再举出足以影响一代人的优秀话剧作品了。其原因何在？这不是我这个老话剧观众能做出全面回答的，但有一个现象，我以为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一个新的剧目创作完成之后，往往只有一个院团排练演出，真可谓“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其中，当然不乏所谓“精品工程”，得了这个奖项那个奖项。但这些所谓“精品工程”，往往是为了拿奖（或说是为了政绩）而创作排演，一旦得了奖，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少数获奖剧目，也有演出超过百场的，但每场观众以千人计，充其量不过10万人次，与以数亿计的“一代人”相比，就微乎其微了。我所从事的是文学编辑工作，君不见，如今文学刊物如林，哪还有一家文学刊物还刊发话剧剧本？记得《于无深处》横空出世之时，当年每日仅为4开4版的《文汇报》，竟扩版发表了该剧全文，百姓争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而全国各地排演此剧的，少说也有十余家……若用满城争说《于无深处》（即天安门事件应当平反）来形容，那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一个新剧目只有一个院团排演，仿佛是一棵独苗，无论如何精心浇灌培植，能享受其所结果实者，毕竟寥寥。不像以前的优秀剧目，不仅有多个院团排演，还移植为其他剧种，以至于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其影响力之巨大、深远，就可想而知了。譬如说曹禺先生的《雷雨》，从1933年创作完成之后，全国不知有多少专业、业余剧团演出过，我在南京读大学就看过江苏省戏校（查曼若主演）的演出，走上工作岗位后，先后在八九十年代又看过北京人艺的两次复排的演出，再就是顾永菲主演的电影和潘虹主演的电视剧。记得21世纪之初，北京人艺又复排《雷雨》，原先饰四凤的胡宗温已经退休，启用了一位与四凤年龄相仿的年轻演员来演四凤。当时我正应邀策划《中国老年》杂志的下半月刊，就想改一改老年杂志每期总是以单一的老年人物头像作封面的惯例。第一期拟采用韩再芬主演的黄梅戏《徽州女人》的两幅剧照，即年轻时的形象为主（彩色）、老年时的形象作映衬（单色）；第二期则以北京人艺最新排演《雷雨》的四凤形象为主（彩色），而以年近七旬的胡宗温的头像作映衬。有一次，当我向我的师母杨苡先生约稿，说起我的这一构想时，她颇兴奋地说：“《雷雨》是在天津首演的，你不知道吧，当年演四凤的演员是我的同学，解放后在珠江电影制片厂工作。比胡宗温的资历还老，你还不如改用她现在的头像呢！我给她打电话，代你向她约稿，让她写篇回忆文字，在同期杂志上发表，多好呀！”……由此可见，一部真正的话剧名作，都曾有几代演员塑造过同一个角色。就说《放下你的鞭子》吧，最早是崔嵬、张瑞芳在抗战初期首演的，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南京大学读书时，还参加了这出广场剧的演出呢！
另一个值得引人注意和深思的现象是，如今一个新剧目上演成功之后，就不再有另一个剧种改编移植了。如田汉的《关汉卿》，我未能看到北京人艺的演出，但有幸看到了据话剧改编而成的由马师曾、红线女主演的粤剧。再说京剧《沙家浜》吧，是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改编而成，至于将京剧《沙家浜》再移植成了多少个地方戏剧种，就难计其数了。在戏曲的传统剧目中，不仅每个剧种都有自己的保留剧目，而且也有同一个题材以至相同剧名的剧目。相互借鉴、学习，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形成了一个各有千秋、百花争艳的局面。我想，戏剧也只有在各个剧种的优秀剧目不断相互改编、移植，不断相互借鉴、学习中，才能真正形成一个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在电视和网络等现代传媒高度发达的时代，假如戏剧界业已造成的“独苗现象”引不起有关部门的注意，依旧任其蔓延的话，那么，走进剧场的观众就只会每况愈下，中国话剧还有没有第二个百年，还会不会诞生像金山、刁光覃、于是之、白杨、张瑞芳、舒绣文那样的表演艺术家，也许就很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