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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记住的第一个地名是瑞丽。
童年时，父亲在讲述我的往事的时候，总是要说到瑞丽这个地名。在我最初的记忆里，瑞丽并不是一个地名，而是一些鲜丽的东西，比如，一个有鲜艳图案和花体英文字的铁皮饼干筒；比如，一床暗红色的有阿拉伯花纹的提花毛毯；比如，妈妈给我洗澡的那个铝质的大盆，还有一个我曾经戴过的花环。在父亲的讲述中，我的脑袋里还显影一样地出现了我家房后面茂密的芭蕉树，还有缠在我身上的那一股菠萝的蜜香味……小小的我就知道，瑞丽这个美丽的词汇是附着在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还有歌声“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就是我的家……祖国要我守边防，打起背包我就走”的旋律。在我生长的过程中，父亲总是会对我说起，我两岁的时候，每当营房里的官兵列队集合高唱军歌，我就会站在队列的前面，挥动着小小的双臂当“指挥”。有一次，我居然在煞有介事地履行“指挥”的工作时，当众尿湿了裤子。
在我三岁的那一年，一纸命令把父亲调到了与瑞丽相距一千多公里的楚雄的一所陆军野战医院工作。我们全家，也就是我的父母和我，还有妈妈肚子里的弟弟，一起经过了七天七夜的长途旅行，来到了爸爸新的营房。对于这次旅行我没有任何记忆，但现在想来，父母在这次旅行中一定是经历了千辛万苦的。
从此以后，瑞丽成了我们家说到的最多的一个地名，我们家的人谁也没有再去到那个地方。父亲离休以后，在说到今后的很多计划的时候，总有一个项目，就是带着我们全家再次回到瑞丽去。父亲离休已经十多年了，但是这个计划总是因为这样和那样的原因，没有实现。
去年年底，一个儿童文学笔会邀请我参加，在他们的出行计划里，有到瑞丽的安排。尽管还有其他要去的地方，而且那些都是我多次去过的地方，但就因为有瑞丽之行，我接受了邀请。之后等待出行的日子，每天都有些兴奋和紧张。
到达瑞丽的时间，是11月当中的某一天的下午，一直照耀在我们头顶的太阳，已经滑到了西边的天穹，这时的阳光是金色的，我看到的第一眼瑞丽小城，就是笼罩在一片金色之中的。当我看到那些建筑和街景的时候，我才发现对于瑞丽我真的没有一点记忆或者说我记忆里的瑞丽是另外的样子。
还没有去下榻的酒店，我们一行人就被带到了边境管理站，将要在这里办理第二天过境到缅甸的有关手续，因为我是现役军人，我无权因私跨出国境，所以当大伙在一个屋子里办理手续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管理站的后院里。后院很新，因为所有的建筑都很新，与我见过的很多城市的建筑几乎一样，只是院子里赫然生长着七八株茂盛的芭蕉树，芭蕉树高大张扬，阔大的芭蕉叶像一张婴儿小床一样。我紧盯着这些芭蕉树，一些模糊的记忆像一张浸泡在显影液里的底片一样，渐渐清晰起来，不过始终没有清晰成一张精美的图片，总是那么模糊那么陈旧，还很潮湿。听妈妈说，当年我们居住的房子后面就是一片芭蕉树，我对妈妈说，我有记忆。我发现我的记忆总是在父母的叙述中呈现，这时眼前的芭蕉树似乎在一种记忆里的声音中，与记忆里的场景重合了。我的心咯噔了一下，我知道我真的到了瑞丽了，到了我花朵一样的童年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了。
第二天一早，同行的伙伴们就整装待发准备过境了，他们对我说了很多安慰的话，我也一副难舍难分的样子，坚决要求送他们到国门口。到了姐告，就到了国门了，我目送着他们鱼贯进入那个对我紧闭的小门，和他们挥手告别，站在我身边的司机小合，把我拉到了一处立着铁栅栏的地方，指着对面对我说：那就是缅甸了。我看到了一样的植物和土地的颜色，我在想是谁、在什么时候、凭着什么，把一样的土地和一样的植物甚至一样肤色的人分成了两个区域。
我站在姐告的界碑下面给父母拨通了电话，妈妈告诉我当年每逢赶街的日子，她就背着我从姐告到对面去玩，我曾经见过那时的我的一张照片，我穿着傣族的裙子，头上像傣族姑娘一样盘着一个半圆的花环，那时的我眼窝深陷，眼睛很圆很大，有些异族的模样。妈妈在那里买回了很多日后我们家常用的日用品，那时妈妈是一个边防军人的妻子，而那时的父亲也像现在的我一样，在严格的纪律下面没有走出过国门。只是那时我实在是太小了，所以，当我把目光投向那个我在童年的时候曾经去过的地方的时候，我没有丝毫的记忆。
可是，我依然对瑞丽这个边境小城充满了好奇和兴趣。
那一天，我独自走在瑞丽的街上，这是我见过的人最少的城市了，在长长的街道上，极少见到行人，来往的车辆也非常少。我找到了新华书店，我准备买一张瑞丽地图带回去给我的父母。在书店里我看到了我出版的新书《天香百合》，我把它买了下来，并要服务员给我盖上瑞丽书店的章子，我捧着这本我非常熟悉的书，我忽然有些激动，我很庸俗地想了很多事。
我举着那张地图，走在安静的街道上，那张地图其实很简单，也是我见过的所有城市地图里线条和圆点最少的地图。我信步走在大街上，我的脑袋一直在努力、在搜索，无论怎样，在这里毕竟度过了我生命中的三个年头。可是，我脑袋里的记忆库里，对这片土地没有印象。我只是在卖杂货的那一条街上，看到了我们家曾经用过的那种独特的铝锅和我们从小在里面洗澡的独特的铝质大盆，它们的确是属于瑞丽的，经过了30多年的日月，它们的模样没有一点变化，我久久站在杂货店的门口，老板以为我要买他的东西，告诉我这些铝制品都是从外面进来的。我真的很想再买回一只锅去，是这些模样独特的日用品，让我记忆里的瑞丽和眼前的瑞丽最接近重合。
这次到瑞丽去，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地是我们曾经住过的边防老二团的营房。很巧的是，在菜市街我见到了一个来采购的小兵，我问他知道老二团的营房在哪吗？他告诉我他们现在住的营房据前辈们说就是一个老营房的原址，他热情地为我带路，我们坐了一段出租车来到了部队。这个连队的指导员是我们刊物的热心读者，他告诉我，我要找的老营房在城市的北面，尽管没有找对地方，指导员还是留我在连队吃了午饭。接着，我又打了一辆出租车向北奔去。司机是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人，他告诉我他知道那个老营房的地址，路上我给父亲打了电话，父亲告诉我从部队进城门要下一个很大的坡，司机一听更加肯定地说，就是那儿了。
父亲还告诉我，进城的地方有一个古老的城门，过了一会儿，车停了下来，司机告诉我，这就是老城门的地方。我转着头四下一看，根本就没有城门的影子，只有一块高约一米，宽约五十公分的石碑歪歪斜斜地立在路边，我走近一看，上面依稀能看出“北城门”几个字。父亲在电话里还说，每到星期天，他就会骑着自行车从北门进城，买回一些新鲜的鱼肉改善一下生活，尽管那时父亲和母亲都住在同一个营区，但是，父亲只有到了周末才能回到我和母亲住的小屋来。每到周末的时候，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从团部的托儿所里接出来，然后抱着我回到母亲那里。
汽车爬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坡，接着一个建筑得相当规范的部队营房出现在我的眼帘里，一个士兵正在站岗。他看了我的证件以后，我被允许进营房，司机和车等在外面。一个值班干部接待了我，他告诉我他是副营长，姓杨。我把自己的来意告诉了他，他说他的父亲也是老二团的，叫杨大荣，曾经是红色堡垒连的连长。我当即又给父亲打了电话，果不其然，父亲不仅知道杨大荣，而且还很熟悉，他说当时杨大荣还是一个班长，后来官至军分区司令员。我把电话交给了杨副营长，他们通了很长时间的话，父亲大概是问了一些他父亲杨大荣的现在的情况。收了电话，杨副营长告诉我，老二团的营房一间也没有了，现在的营房都是新盖的。
我多少有些失望，杨副营长看出了我的失望，他指着一片地基告诉我，那些就是老营房的地基，我站了上去，极目望去，四周一片葱绿，长满了灌木丛，一棵高大的大青树立在山顶。杨副营长说，大青树是老的，我仰头看去，树冠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我走了过去，摸到了树干，我不知道，我的手印会在40年后在这里重叠吗？
杨副营长不时地指点着一些地方让我看，我在那些杂草丛中看到的仅仅是岁月的样子，岁月就是这样的，它不管你的记忆里有没有它，它都依然存在。我想在岁月的记忆里一定有过那个头顶上戴着花环，穿着傣族筒裙的小姑娘吧。
再一次到姐告的时候，是当天下午去迎接我的伙伴们，他们或许是怕我伤心，告诉我那边是多么的破烂不堪，完全是时光倒流了几十年的感觉.公路破烂，汽车破烂，吃得无法下肚。我只是静静地听着他们叙说，《北京日报》的彭俐给我带回了一个手工缝制的跨包，鲜红色的，我特别喜欢。这个鲜丽的包包，真是与那些破烂很难联系在一起。
父亲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随部队进驻云南边疆的，起先在边境一带征战剿匪，后来驻守边关。我是在襁褓中被父母抱到瑞丽的，我在瑞丽学会了走路、说话。后来我们就离开了。我把瑞丽之行当成是一次旧旅，是一次重返，可是，这个旧旅的所有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崭新的。在瑞丽停留的40多个小时的时间里，我呼吸着这方土地上的丝丝缕缕的空气，我不断地告诉自己，这是我生长过的地方。不过，这个声音是单向的，没有回音。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感觉，好像是一个古董百宝箱里装着的是MP3和数码相机。关上是一种韵味，打开是别样风情。
瑞丽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记忆是一种韵味，现实是万般风情。
人生中总是会有那么几次旧旅，因此，人生中也就会有很多种韵味和很多种别样风情。我想，这样的人生岂不很丰富多彩吗？
童年时，父亲在讲述我的往事的时候，总是要说到瑞丽这个地名。在我最初的记忆里，瑞丽并不是一个地名，而是一些鲜丽的东西，比如，一个有鲜艳图案和花体英文字的铁皮饼干筒；比如，一床暗红色的有阿拉伯花纹的提花毛毯；比如，妈妈给我洗澡的那个铝质的大盆，还有一个我曾经戴过的花环。在父亲的讲述中，我的脑袋里还显影一样地出现了我家房后面茂密的芭蕉树，还有缠在我身上的那一股菠萝的蜜香味……小小的我就知道，瑞丽这个美丽的词汇是附着在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还有歌声“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就是我的家……祖国要我守边防，打起背包我就走”的旋律。在我生长的过程中，父亲总是会对我说起，我两岁的时候，每当营房里的官兵列队集合高唱军歌，我就会站在队列的前面，挥动着小小的双臂当“指挥”。有一次，我居然在煞有介事地履行“指挥”的工作时，当众尿湿了裤子。
在我三岁的那一年，一纸命令把父亲调到了与瑞丽相距一千多公里的楚雄的一所陆军野战医院工作。我们全家，也就是我的父母和我，还有妈妈肚子里的弟弟，一起经过了七天七夜的长途旅行，来到了爸爸新的营房。对于这次旅行我没有任何记忆，但现在想来，父母在这次旅行中一定是经历了千辛万苦的。
从此以后，瑞丽成了我们家说到的最多的一个地名，我们家的人谁也没有再去到那个地方。父亲离休以后，在说到今后的很多计划的时候，总有一个项目，就是带着我们全家再次回到瑞丽去。父亲离休已经十多年了，但是这个计划总是因为这样和那样的原因，没有实现。
去年年底，一个儿童文学笔会邀请我参加，在他们的出行计划里，有到瑞丽的安排。尽管还有其他要去的地方，而且那些都是我多次去过的地方，但就因为有瑞丽之行，我接受了邀请。之后等待出行的日子，每天都有些兴奋和紧张。
到达瑞丽的时间，是11月当中的某一天的下午，一直照耀在我们头顶的太阳，已经滑到了西边的天穹，这时的阳光是金色的，我看到的第一眼瑞丽小城，就是笼罩在一片金色之中的。当我看到那些建筑和街景的时候，我才发现对于瑞丽我真的没有一点记忆或者说我记忆里的瑞丽是另外的样子。
还没有去下榻的酒店，我们一行人就被带到了边境管理站，将要在这里办理第二天过境到缅甸的有关手续，因为我是现役军人，我无权因私跨出国境，所以当大伙在一个屋子里办理手续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管理站的后院里。后院很新，因为所有的建筑都很新，与我见过的很多城市的建筑几乎一样，只是院子里赫然生长着七八株茂盛的芭蕉树，芭蕉树高大张扬，阔大的芭蕉叶像一张婴儿小床一样。我紧盯着这些芭蕉树，一些模糊的记忆像一张浸泡在显影液里的底片一样，渐渐清晰起来，不过始终没有清晰成一张精美的图片，总是那么模糊那么陈旧，还很潮湿。听妈妈说，当年我们居住的房子后面就是一片芭蕉树，我对妈妈说，我有记忆。我发现我的记忆总是在父母的叙述中呈现，这时眼前的芭蕉树似乎在一种记忆里的声音中，与记忆里的场景重合了。我的心咯噔了一下，我知道我真的到了瑞丽了，到了我花朵一样的童年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了。
第二天一早，同行的伙伴们就整装待发准备过境了，他们对我说了很多安慰的话，我也一副难舍难分的样子，坚决要求送他们到国门口。到了姐告，就到了国门了，我目送着他们鱼贯进入那个对我紧闭的小门，和他们挥手告别，站在我身边的司机小合，把我拉到了一处立着铁栅栏的地方，指着对面对我说：那就是缅甸了。我看到了一样的植物和土地的颜色，我在想是谁、在什么时候、凭着什么，把一样的土地和一样的植物甚至一样肤色的人分成了两个区域。
我站在姐告的界碑下面给父母拨通了电话，妈妈告诉我当年每逢赶街的日子，她就背着我从姐告到对面去玩，我曾经见过那时的我的一张照片，我穿着傣族的裙子，头上像傣族姑娘一样盘着一个半圆的花环，那时的我眼窝深陷，眼睛很圆很大，有些异族的模样。妈妈在那里买回了很多日后我们家常用的日用品，那时妈妈是一个边防军人的妻子，而那时的父亲也像现在的我一样，在严格的纪律下面没有走出过国门。只是那时我实在是太小了，所以，当我把目光投向那个我在童年的时候曾经去过的地方的时候，我没有丝毫的记忆。
可是，我依然对瑞丽这个边境小城充满了好奇和兴趣。
那一天，我独自走在瑞丽的街上，这是我见过的人最少的城市了，在长长的街道上，极少见到行人，来往的车辆也非常少。我找到了新华书店，我准备买一张瑞丽地图带回去给我的父母。在书店里我看到了我出版的新书《天香百合》，我把它买了下来，并要服务员给我盖上瑞丽书店的章子，我捧着这本我非常熟悉的书，我忽然有些激动，我很庸俗地想了很多事。
我举着那张地图，走在安静的街道上，那张地图其实很简单，也是我见过的所有城市地图里线条和圆点最少的地图。我信步走在大街上，我的脑袋一直在努力、在搜索，无论怎样，在这里毕竟度过了我生命中的三个年头。可是，我脑袋里的记忆库里，对这片土地没有印象。我只是在卖杂货的那一条街上，看到了我们家曾经用过的那种独特的铝锅和我们从小在里面洗澡的独特的铝质大盆，它们的确是属于瑞丽的，经过了30多年的日月，它们的模样没有一点变化，我久久站在杂货店的门口，老板以为我要买他的东西，告诉我这些铝制品都是从外面进来的。我真的很想再买回一只锅去，是这些模样独特的日用品，让我记忆里的瑞丽和眼前的瑞丽最接近重合。
这次到瑞丽去，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地是我们曾经住过的边防老二团的营房。很巧的是，在菜市街我见到了一个来采购的小兵，我问他知道老二团的营房在哪吗？他告诉我他们现在住的营房据前辈们说就是一个老营房的原址，他热情地为我带路，我们坐了一段出租车来到了部队。这个连队的指导员是我们刊物的热心读者，他告诉我，我要找的老营房在城市的北面，尽管没有找对地方，指导员还是留我在连队吃了午饭。接着，我又打了一辆出租车向北奔去。司机是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人，他告诉我他知道那个老营房的地址，路上我给父亲打了电话，父亲告诉我从部队进城门要下一个很大的坡，司机一听更加肯定地说，就是那儿了。
父亲还告诉我，进城的地方有一个古老的城门，过了一会儿，车停了下来，司机告诉我，这就是老城门的地方。我转着头四下一看，根本就没有城门的影子，只有一块高约一米，宽约五十公分的石碑歪歪斜斜地立在路边，我走近一看，上面依稀能看出“北城门”几个字。父亲在电话里还说，每到星期天，他就会骑着自行车从北门进城，买回一些新鲜的鱼肉改善一下生活，尽管那时父亲和母亲都住在同一个营区，但是，父亲只有到了周末才能回到我和母亲住的小屋来。每到周末的时候，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从团部的托儿所里接出来，然后抱着我回到母亲那里。
汽车爬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坡，接着一个建筑得相当规范的部队营房出现在我的眼帘里，一个士兵正在站岗。他看了我的证件以后，我被允许进营房，司机和车等在外面。一个值班干部接待了我，他告诉我他是副营长，姓杨。我把自己的来意告诉了他，他说他的父亲也是老二团的，叫杨大荣，曾经是红色堡垒连的连长。我当即又给父亲打了电话，果不其然，父亲不仅知道杨大荣，而且还很熟悉，他说当时杨大荣还是一个班长，后来官至军分区司令员。我把电话交给了杨副营长，他们通了很长时间的话，父亲大概是问了一些他父亲杨大荣的现在的情况。收了电话，杨副营长告诉我，老二团的营房一间也没有了，现在的营房都是新盖的。
我多少有些失望，杨副营长看出了我的失望，他指着一片地基告诉我，那些就是老营房的地基，我站了上去，极目望去，四周一片葱绿，长满了灌木丛，一棵高大的大青树立在山顶。杨副营长说，大青树是老的，我仰头看去，树冠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我走了过去，摸到了树干，我不知道，我的手印会在40年后在这里重叠吗？
杨副营长不时地指点着一些地方让我看，我在那些杂草丛中看到的仅仅是岁月的样子，岁月就是这样的，它不管你的记忆里有没有它，它都依然存在。我想在岁月的记忆里一定有过那个头顶上戴着花环，穿着傣族筒裙的小姑娘吧。
再一次到姐告的时候，是当天下午去迎接我的伙伴们，他们或许是怕我伤心，告诉我那边是多么的破烂不堪，完全是时光倒流了几十年的感觉.公路破烂，汽车破烂，吃得无法下肚。我只是静静地听着他们叙说，《北京日报》的彭俐给我带回了一个手工缝制的跨包，鲜红色的，我特别喜欢。这个鲜丽的包包，真是与那些破烂很难联系在一起。
父亲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随部队进驻云南边疆的，起先在边境一带征战剿匪，后来驻守边关。我是在襁褓中被父母抱到瑞丽的，我在瑞丽学会了走路、说话。后来我们就离开了。我把瑞丽之行当成是一次旧旅，是一次重返，可是，这个旧旅的所有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崭新的。在瑞丽停留的40多个小时的时间里，我呼吸着这方土地上的丝丝缕缕的空气，我不断地告诉自己，这是我生长过的地方。不过，这个声音是单向的，没有回音。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感觉，好像是一个古董百宝箱里装着的是MP3和数码相机。关上是一种韵味，打开是别样风情。
瑞丽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记忆是一种韵味，现实是万般风情。
人生中总是会有那么几次旧旅，因此，人生中也就会有很多种韵味和很多种别样风情。我想，这样的人生岂不很丰富多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