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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缩文学向度上的诗学：“地方志”因素构成的小说化与“小说意境”构成的小说化
不久前，我曾就王昕朋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选本》所选入部分诗人作品情况做了一个关于诗歌的“小说化”的简论，对“小说化”背景和“小说化”动机与功能做了一次浅显的观察。在这个基础上，诗歌的小说化已然被我强调，产生了内部的“印象化”，加之理论本身对于作品的一种“管理”式功能，“小说化”即便在大环境中还未被广泛认同，在我看来，亦已然可以在任何质疑的瞬间被再三明确陈述为一个诗歌创作实践中较为普遍和显著的趋势。我们须对“小说化”这个名称上对于“诗”本身的弱化意志进行必要的申辩：小说化，并非主要诉诸“诗”本体的弱化，或者诉诸“真的小说了”，而是反映人们开始对小说性语言中的诗意和诗境可能性之审美认同，这种包含叙事的形而上学对主观抒情的微妙回避，最终反映了时代本身对古典抒情主义的终结。“小说化”尽管是一种普遍的运动，但相对这一趋势所依赖的大量诗歌文本，林雪的“小说化”依然有其特殊和醒目的基质，这种基质，我在《或者，女博尔赫斯》中曾经论及，而在最近的这组《红缨子与平复帖》中，则愈加鲜明，而且—如果之前，我只是关注博尔赫斯在文本中进入南美洲的郁热与生猛的人间，与林雪在诗歌中回到她的故乡小镇之间，有着一种强烈的类比性：从传奇性，冒险现实主义中折射出的二元世界—丛林式的传统地带与某种先进文明之间的矛盾，原生地带的囚禁与逃亡、反抗与妥协、微澜与风云，衰颓又生动、神秘而又凡常、沉闷而又惊悸，精神的两重境界及其繁茂而凝聚的呈现，都忠实地指向“女博尔赫斯”这座深峻的丰碑;那么，现在，在《红缨子与平复帖》这里，我更关注“作家的作家”。事实上，到了林雪这里，“小说化”尽管是事实，但不再是第一事实，“诗化的小说”或者“被诗遮蔽的小说”才是第一事实。借用某种流行的说法—《红缨子与平复帖》不仅“最诗歌”，而且“最小说”。这与小说化现象中的诗歌有所不同：在后者那里，小说只是一种比喻、一种大概、一种附会的形式。而林雪实在地创造了“浓缩的小说”—众所周知，一种密度达到可供其他作家不断稀释、摄取养分培育成新的、更长的作品之小说—这一“浓缩”特质，正是那位可敬的阿根廷人作为“作家中的作家”之根本缘由。
不得不再次强调：并非所有“小说化”的诗歌都具备这种特质—在我们尚未发现其它例子之前，林雪无疑是当前拥有这一特质的最具代表性者。
以林雪诗为例，则“浓缩特质”并非在一种繁复的意象中产生，或者在多维的故事脉络与多重的结构中诞生。对繁复的意象来说，意识流将解释它对诗歌的铸造过程;多线索的故事脉络与多重结构，则倾向于一种建筑式的运作与呈现—这些从根本上来说，还未臻于“浓缩”属性。“浓缩”实际上产生于能指与复义;产生于意象之间断裂或不明的关系;产生于旋转、变化的叙述角度;产生于扑朔迷离的叙述迷宫。每一种意象，或每个事件与人物的出场，并不在上下文之间有一种可循的线索，而总是出于可意料之外。这种关于材料与元素的安排方式，带着陡峭与冒险的姿态，却并非一种任意的堆砌，而总是在一种浓郁的构成背景与文化氛围的模式里，传递给读者一种小说家与“地方志”（包括时代志）之间的常规关系。而以诗的一般篇幅而论，能够涵盖一个事件或局部事态，乃至地方的局部形态，是诗的有限性本身的说明—这种有限性所包含的内容常攸关诗人自身的精神密码，呈内向化，而非铺陈、外向，或由内而外，延展至一种社会缩影与时代命运上。就小说化而论，前一种情况常常反映的是“小说意境”，即浅表形式的小说;后一种才有可能抵达“小说真实”。此中特殊与一般之间的差异，也正是林雪诗歌的小说化，与其它“小说化”现象中的诗歌作品之间的关系本质。《诗刊》2020年12月号上半月刊发的王家铭的《启迪—赠张远林》;徐萧的《啜饮与劳作—给叶丹》等中的小说化意境更接近后现代散漫、无序、无意义乃至漂浮状态的日常，而不是一种从文化结构上来说体现了整体性的生活与宿命。在小说本体创作的境遇里，后一种作为小说创作的一种常规态势，常常使得小说家自身成为某一地方的文化大使，在他的作品的影响下，某个地区的风俗人情得以为世人熟知，从而他的作品又在这种情形下成为那里的一张文化品牌—这种相辅相存，在一般的“小说化”创作倾向的诗人那里，还不能说已然达到如此雄心或境界。但林雪的叙述中，就不仅给人以这种雄心付诸现实的信心，而且从其作品中领略地方风情，与从某小说家笔下领略地方情景，其效果上庶幾等同。如《那时，先生》几乎就是一部关于梁思成的传纪体小说：
相比世间仍有没未发现的隐蔽之罪/东岳庙的菩萨是完全的/那时开往缪伦的火车从不晚点/而停靠李庄的船很难到达/但也不是到不了/那时船期不定，靠岸等同于奇迹/羊街一时喧闹/月亮田有人病着/……那时草民依旧势利/而书生依旧看淡人间疾苦/菜油灯熏黑鼻孔/雨点在玻璃窗上延时出银针状/炸弹的尾流有纸鸢的幻象/十一岁的少女抬头看着，不知卧倒/那时她纯洁到没有碰触过死亡……那时正当乱世，美并无用处/却仍激活他们渴慕安宁的一切……那时终极答案如他背上的铁架/从两边支撑着他
时代场景、社会背景、地方人文与个人作为建筑家的风骨、形象栩栩浮于纸上，饱满生动，半点不虚。家国、命运、文化人的操守在短短的诗篇中被刻画得入木三分。画面感与精神纲领，作为具象和抽象的两方面，在林雪这里没有丝毫的彼此违逆，而几乎总是契合得当。更其可贵的是，“小说化”并没有冲淡林雪语言的诗性密度—比起以小说化缓冲诗歌的语言变化速度，令人不得不赞叹的是，林雪诗中语言变构速度与小说密度之间的彼此成就，以及它们共同对于诗性的创造—这种特征殊可论证“女博尔赫斯”实非浪得虚名。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将更趋向于认为，在小说与诗歌的一种双重密度下，林雪的意义更在于穿过“博尔赫斯”这一象征境域，在“作家的作家”这个具体的范畴里获得更为本体论上的，卓著的演进：那是通过创建范本把诗歌本身的小说化现象从普遍无意识和“自我否定”的状态，带向有意识的、肯定的方向性演示与引领。从而使得“小说化”不仅仅停留于一种无意识实践的现象，而成为有显著的主体实践意识并诉诸诗史叙述的流派。 想象巩义：新历史主义与后历史主义之辩
林雪的《想象巩义》，究竟是一种历史重构，还是一种美化的历史，或者文化的附文，这取决于我们对林雪创作特征的理解方式。如上文所述，一般诗歌作品中的小说化，主要表现为小说意境，或者说小说形式，带有语言造型的游戏，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倾向是这种“小说化”的“小说本质”，它与实际构成小说本体论上具有严肃言说意义的小说有别。而林雪的《想象巩义》，表面看也像是一種形式主义意志的反映，因为想象本身，就是为了要给一切固定的东西解绑，从而在无所定型中诉诸形式的多样化。然而，林雪的诗句与逻辑序列，却让人感到想象的形式主义症候是次要的，其重心在于一种历史的物质与文化构型。这种模式，将认为单纯的形式主义是不足以重现严肃的历史实体，并诉诸一种实体文化与经济的，而必须有终极的象形与图腾，将一种地方志与历史的文化渊薮呼唤到读者面前，构成地方的实体与实体的瞩目：
我想象在巩义遇到一个/会剪纸的人/人们剪纸时是沉默的/如山峰沉迷于剪纸/剪出长纹和太阳纹/而不知日月长/如果有歌唱如河洛/河面为鼓，波浪为弦/待金石轰然相碰，俯首都是/渺小凡人口口相传的段子/……我想象黑鹳今年又飞来了/遮天蔽日、集体左转/散落于黄河湿地……在巩义，出土的玉蚕是一部/宏大戏剧中的多么微小的一环/在这份克制的沉默里/有谁认领所有后见之明的自负……（参见林雪：《想象巩义》）
《想象巩义》，也许对于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参照。上世纪80年代诞生的新历史主义，对过去的历史主义有着充分的解构意志，沃尔夫的《没有历史的欧洲人民》、朗西埃的《以历史之名》、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的敌人》及《历史主义的贫困》，都趋向于将从前的历史学家著述看成是一种“不可靠、不足信的历史”。因为，如朗西埃所认为，在那里，主要是统治阶级的历史，而不是讲人民的历史;主要是历史学家的演讲的历史，而不是“事实的历史”。那么，“想象历史”是否可理解为—更不是历史的正统构成方式，而只能诉诸想象本身呢？关于这一点，文学的悖论与历史叙述的悖论之间将为我们道出真理：文学的想象，恰恰是要补充旧历史主义所遗漏的内容;想象就是质疑，想象就是诉诸内心真实的理解与认知，想象就是对贫困的历史部分进行富裕化、丰厚化，和具细化。而历史叙述，则无论如何不能把想象当成事实。尽管历史学家可能把想象伪装为事实，并通过文学想象来充实这种“事实属性”。历史学家也许是无意识地伪装，也许是有意识地诉诸伪装，而且，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中心原则是他的历史观的正义。林雪作为诗人，对于巩义的想象，既有凡人（人民）的意志，也有对古典文化与历史结构的信仰和今日社会理性对于历史的反省成分—这种“庄重的想象”，与形式主义想象的轻盈构成对比，诉诸于确定的、厚重的意义实体的意志，远非形式主义或解构主义本身的不确定所能言喻。这一“所指”性能，与新历史主义意绪，将共同构成林雪的后历史主义。也就是与普遍的反历史主义与后现代、解构文化思潮与体系有所差异，后历史主义是在此基础上的综合与扬弃式的递进。
然而上文亦曾提到，关于“能指”对“浓缩”的功能支撑。姑妄言之，林雪的上述“所指”，是在后历史主义向度上，通过其对社会发展的科学主义而指向“确定”;在文学的维度上，无疑，想象依然保有其超验与经验的两重“能指”。其次，在想象的各环节之间，突如其来的意象，并不对上下文做出一种严格的交代，在这种断裂带上，能指依然将产生其丰富的线索与意绪。但是，我们之所以把这种诗歌中常见的意境断裂（常常作为意象的转折与更新，呈现陌生化审美刺激），依然视为“小说化”结构，乃是因为，在林雪这里，整个意象领域，是作为地方人文图景而呈现的、显著的“地方志”语境，作为小说的一种内在陈述意志，将力主“小说化”本身对林雪的这种“断裂”进行意义涵盖。
中国俊杰式文人内传与大纲：云间志、红缨子、平复帖
组诗的命名，有时出于随机，有时却可能别有蕴藉。全观林雪的这组《红缨子与平复帖》，之所以以分标题“红缨子”与“平复帖”作为主题，却不以其它分标题命名，其中原因，虽不重要，却可能帮助读者理解诗人之志。比较之下其他诸如”云间志”“香无邪”“想象巩义”等，或者都不足以成为诗人精神的自我指认;而总题中的两者，恰恰是较为中庸的两个名称，既不过于高淡，也不过于愤世。观“云间志”乃谈论古代隐逸高士的精神之书;“香无邪”豪侠中略有妩媚;“五粮之尊”过于雄风与物质;“那时，先生”乃极颂仰之意，凡此种种，显然均不及“红缨子”与“平复帖”来得契合诗人从容与独立之志。然而，所有这些小标题下所涉及的，无疑均是中国文人传世精神中极为高俊的风范写照。丈夫之气、家国之虑;名士风流、遗世独立;淡泊处，可致远;广博则可怀天下;智虑乃可平乱治国;大师风尚，博学高伟……都堪为古典中国最具代表性的风度与文化自述。无论如何，已届中年的林雪，作为曾经的女性主义创作一派，近年作品已然可谓雄风渐至，自2019年一组作品让我们见诸“女博尔赫斯”之风采之后，今年之遇林雪，其《红缨子与平复帖》已更加展露雄健之风。当然，这种“雄健”不是从语言风度上来说的，而是从内容本身所贯注的精神上而论。《红缨子与平复帖》多次谈酒，其中风韵，极有高古之相，令思魏晋。从《云间志》到《那时，先生》等篇，可以看出林雪的诗述理想中集文豪、大师、名士、国士之象形与图腾，境界高远阔大，而在文辞上又极近雍容之气。虽然是“小说化”“浓缩小说”的典范，实际却近于“大说”。然而林雪的此一“大说”，却是绵延历史之“大说”，也是泱泱中国文人文统之大意，堪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精神图腾。这种关注本身，使得林雪的诗气象或整体审美风度与后现代日常吟诵中的诗人区分开来。
章闻哲，本名章文哲。1973年出生于浙江诸暨。诗人，自由文艺评论人。前《黄河诗报》主编、评论员。著有《中国社会主义美学探微》系列，和《散文诗社会》《梦、艺术、人本主义》《文学彼岸：从“花间派”到峭岩诗歌》《所有制文化谱系与主体—当代诗歌美学探微》等多部著作。
不久前，我曾就王昕朋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选本》所选入部分诗人作品情况做了一个关于诗歌的“小说化”的简论，对“小说化”背景和“小说化”动机与功能做了一次浅显的观察。在这个基础上，诗歌的小说化已然被我强调，产生了内部的“印象化”，加之理论本身对于作品的一种“管理”式功能，“小说化”即便在大环境中还未被广泛认同，在我看来，亦已然可以在任何质疑的瞬间被再三明确陈述为一个诗歌创作实践中较为普遍和显著的趋势。我们须对“小说化”这个名称上对于“诗”本身的弱化意志进行必要的申辩：小说化，并非主要诉诸“诗”本体的弱化，或者诉诸“真的小说了”，而是反映人们开始对小说性语言中的诗意和诗境可能性之审美认同，这种包含叙事的形而上学对主观抒情的微妙回避，最终反映了时代本身对古典抒情主义的终结。“小说化”尽管是一种普遍的运动，但相对这一趋势所依赖的大量诗歌文本，林雪的“小说化”依然有其特殊和醒目的基质，这种基质，我在《或者，女博尔赫斯》中曾经论及，而在最近的这组《红缨子与平复帖》中，则愈加鲜明，而且—如果之前，我只是关注博尔赫斯在文本中进入南美洲的郁热与生猛的人间，与林雪在诗歌中回到她的故乡小镇之间，有着一种强烈的类比性：从传奇性，冒险现实主义中折射出的二元世界—丛林式的传统地带与某种先进文明之间的矛盾，原生地带的囚禁与逃亡、反抗与妥协、微澜与风云，衰颓又生动、神秘而又凡常、沉闷而又惊悸，精神的两重境界及其繁茂而凝聚的呈现，都忠实地指向“女博尔赫斯”这座深峻的丰碑;那么，现在，在《红缨子与平复帖》这里，我更关注“作家的作家”。事实上，到了林雪这里，“小说化”尽管是事实，但不再是第一事实，“诗化的小说”或者“被诗遮蔽的小说”才是第一事实。借用某种流行的说法—《红缨子与平复帖》不仅“最诗歌”，而且“最小说”。这与小说化现象中的诗歌有所不同：在后者那里，小说只是一种比喻、一种大概、一种附会的形式。而林雪实在地创造了“浓缩的小说”—众所周知，一种密度达到可供其他作家不断稀释、摄取养分培育成新的、更长的作品之小说—这一“浓缩”特质，正是那位可敬的阿根廷人作为“作家中的作家”之根本缘由。
不得不再次强调：并非所有“小说化”的诗歌都具备这种特质—在我们尚未发现其它例子之前，林雪无疑是当前拥有这一特质的最具代表性者。
以林雪诗为例，则“浓缩特质”并非在一种繁复的意象中产生，或者在多维的故事脉络与多重的结构中诞生。对繁复的意象来说，意识流将解释它对诗歌的铸造过程;多线索的故事脉络与多重结构，则倾向于一种建筑式的运作与呈现—这些从根本上来说，还未臻于“浓缩”属性。“浓缩”实际上产生于能指与复义;产生于意象之间断裂或不明的关系;产生于旋转、变化的叙述角度;产生于扑朔迷离的叙述迷宫。每一种意象，或每个事件与人物的出场，并不在上下文之间有一种可循的线索，而总是出于可意料之外。这种关于材料与元素的安排方式，带着陡峭与冒险的姿态，却并非一种任意的堆砌，而总是在一种浓郁的构成背景与文化氛围的模式里，传递给读者一种小说家与“地方志”（包括时代志）之间的常规关系。而以诗的一般篇幅而论，能够涵盖一个事件或局部事态，乃至地方的局部形态，是诗的有限性本身的说明—这种有限性所包含的内容常攸关诗人自身的精神密码，呈内向化，而非铺陈、外向，或由内而外，延展至一种社会缩影与时代命运上。就小说化而论，前一种情况常常反映的是“小说意境”，即浅表形式的小说;后一种才有可能抵达“小说真实”。此中特殊与一般之间的差异，也正是林雪诗歌的小说化，与其它“小说化”现象中的诗歌作品之间的关系本质。《诗刊》2020年12月号上半月刊发的王家铭的《启迪—赠张远林》;徐萧的《啜饮与劳作—给叶丹》等中的小说化意境更接近后现代散漫、无序、无意义乃至漂浮状态的日常，而不是一种从文化结构上来说体现了整体性的生活与宿命。在小说本体创作的境遇里，后一种作为小说创作的一种常规态势，常常使得小说家自身成为某一地方的文化大使，在他的作品的影响下，某个地区的风俗人情得以为世人熟知，从而他的作品又在这种情形下成为那里的一张文化品牌—这种相辅相存，在一般的“小说化”创作倾向的诗人那里，还不能说已然达到如此雄心或境界。但林雪的叙述中，就不仅给人以这种雄心付诸现实的信心，而且从其作品中领略地方风情，与从某小说家笔下领略地方情景，其效果上庶幾等同。如《那时，先生》几乎就是一部关于梁思成的传纪体小说：
相比世间仍有没未发现的隐蔽之罪/东岳庙的菩萨是完全的/那时开往缪伦的火车从不晚点/而停靠李庄的船很难到达/但也不是到不了/那时船期不定，靠岸等同于奇迹/羊街一时喧闹/月亮田有人病着/……那时草民依旧势利/而书生依旧看淡人间疾苦/菜油灯熏黑鼻孔/雨点在玻璃窗上延时出银针状/炸弹的尾流有纸鸢的幻象/十一岁的少女抬头看着，不知卧倒/那时她纯洁到没有碰触过死亡……那时正当乱世，美并无用处/却仍激活他们渴慕安宁的一切……那时终极答案如他背上的铁架/从两边支撑着他
时代场景、社会背景、地方人文与个人作为建筑家的风骨、形象栩栩浮于纸上，饱满生动，半点不虚。家国、命运、文化人的操守在短短的诗篇中被刻画得入木三分。画面感与精神纲领，作为具象和抽象的两方面，在林雪这里没有丝毫的彼此违逆，而几乎总是契合得当。更其可贵的是，“小说化”并没有冲淡林雪语言的诗性密度—比起以小说化缓冲诗歌的语言变化速度，令人不得不赞叹的是，林雪诗中语言变构速度与小说密度之间的彼此成就，以及它们共同对于诗性的创造—这种特征殊可论证“女博尔赫斯”实非浪得虚名。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将更趋向于认为，在小说与诗歌的一种双重密度下，林雪的意义更在于穿过“博尔赫斯”这一象征境域，在“作家的作家”这个具体的范畴里获得更为本体论上的，卓著的演进：那是通过创建范本把诗歌本身的小说化现象从普遍无意识和“自我否定”的状态，带向有意识的、肯定的方向性演示与引领。从而使得“小说化”不仅仅停留于一种无意识实践的现象，而成为有显著的主体实践意识并诉诸诗史叙述的流派。 想象巩义：新历史主义与后历史主义之辩
林雪的《想象巩义》，究竟是一种历史重构，还是一种美化的历史，或者文化的附文，这取决于我们对林雪创作特征的理解方式。如上文所述，一般诗歌作品中的小说化，主要表现为小说意境，或者说小说形式，带有语言造型的游戏，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倾向是这种“小说化”的“小说本质”，它与实际构成小说本体论上具有严肃言说意义的小说有别。而林雪的《想象巩义》，表面看也像是一種形式主义意志的反映，因为想象本身，就是为了要给一切固定的东西解绑，从而在无所定型中诉诸形式的多样化。然而，林雪的诗句与逻辑序列，却让人感到想象的形式主义症候是次要的，其重心在于一种历史的物质与文化构型。这种模式，将认为单纯的形式主义是不足以重现严肃的历史实体，并诉诸一种实体文化与经济的，而必须有终极的象形与图腾，将一种地方志与历史的文化渊薮呼唤到读者面前，构成地方的实体与实体的瞩目：
我想象在巩义遇到一个/会剪纸的人/人们剪纸时是沉默的/如山峰沉迷于剪纸/剪出长纹和太阳纹/而不知日月长/如果有歌唱如河洛/河面为鼓，波浪为弦/待金石轰然相碰，俯首都是/渺小凡人口口相传的段子/……我想象黑鹳今年又飞来了/遮天蔽日、集体左转/散落于黄河湿地……在巩义，出土的玉蚕是一部/宏大戏剧中的多么微小的一环/在这份克制的沉默里/有谁认领所有后见之明的自负……（参见林雪：《想象巩义》）
《想象巩义》，也许对于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参照。上世纪80年代诞生的新历史主义，对过去的历史主义有着充分的解构意志，沃尔夫的《没有历史的欧洲人民》、朗西埃的《以历史之名》、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的敌人》及《历史主义的贫困》，都趋向于将从前的历史学家著述看成是一种“不可靠、不足信的历史”。因为，如朗西埃所认为，在那里，主要是统治阶级的历史，而不是讲人民的历史;主要是历史学家的演讲的历史，而不是“事实的历史”。那么，“想象历史”是否可理解为—更不是历史的正统构成方式，而只能诉诸想象本身呢？关于这一点，文学的悖论与历史叙述的悖论之间将为我们道出真理：文学的想象，恰恰是要补充旧历史主义所遗漏的内容;想象就是质疑，想象就是诉诸内心真实的理解与认知，想象就是对贫困的历史部分进行富裕化、丰厚化，和具细化。而历史叙述，则无论如何不能把想象当成事实。尽管历史学家可能把想象伪装为事实，并通过文学想象来充实这种“事实属性”。历史学家也许是无意识地伪装，也许是有意识地诉诸伪装，而且，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中心原则是他的历史观的正义。林雪作为诗人，对于巩义的想象，既有凡人（人民）的意志，也有对古典文化与历史结构的信仰和今日社会理性对于历史的反省成分—这种“庄重的想象”，与形式主义想象的轻盈构成对比，诉诸于确定的、厚重的意义实体的意志，远非形式主义或解构主义本身的不确定所能言喻。这一“所指”性能，与新历史主义意绪，将共同构成林雪的后历史主义。也就是与普遍的反历史主义与后现代、解构文化思潮与体系有所差异，后历史主义是在此基础上的综合与扬弃式的递进。
然而上文亦曾提到，关于“能指”对“浓缩”的功能支撑。姑妄言之，林雪的上述“所指”，是在后历史主义向度上，通过其对社会发展的科学主义而指向“确定”;在文学的维度上，无疑，想象依然保有其超验与经验的两重“能指”。其次，在想象的各环节之间，突如其来的意象，并不对上下文做出一种严格的交代，在这种断裂带上，能指依然将产生其丰富的线索与意绪。但是，我们之所以把这种诗歌中常见的意境断裂（常常作为意象的转折与更新，呈现陌生化审美刺激），依然视为“小说化”结构，乃是因为，在林雪这里，整个意象领域，是作为地方人文图景而呈现的、显著的“地方志”语境，作为小说的一种内在陈述意志，将力主“小说化”本身对林雪的这种“断裂”进行意义涵盖。
中国俊杰式文人内传与大纲：云间志、红缨子、平复帖
组诗的命名，有时出于随机，有时却可能别有蕴藉。全观林雪的这组《红缨子与平复帖》，之所以以分标题“红缨子”与“平复帖”作为主题，却不以其它分标题命名，其中原因，虽不重要，却可能帮助读者理解诗人之志。比较之下其他诸如”云间志”“香无邪”“想象巩义”等，或者都不足以成为诗人精神的自我指认;而总题中的两者，恰恰是较为中庸的两个名称，既不过于高淡，也不过于愤世。观“云间志”乃谈论古代隐逸高士的精神之书;“香无邪”豪侠中略有妩媚;“五粮之尊”过于雄风与物质;“那时，先生”乃极颂仰之意，凡此种种，显然均不及“红缨子”与“平复帖”来得契合诗人从容与独立之志。然而，所有这些小标题下所涉及的，无疑均是中国文人传世精神中极为高俊的风范写照。丈夫之气、家国之虑;名士风流、遗世独立;淡泊处，可致远;广博则可怀天下;智虑乃可平乱治国;大师风尚，博学高伟……都堪为古典中国最具代表性的风度与文化自述。无论如何，已届中年的林雪，作为曾经的女性主义创作一派，近年作品已然可谓雄风渐至，自2019年一组作品让我们见诸“女博尔赫斯”之风采之后，今年之遇林雪，其《红缨子与平复帖》已更加展露雄健之风。当然，这种“雄健”不是从语言风度上来说的，而是从内容本身所贯注的精神上而论。《红缨子与平复帖》多次谈酒，其中风韵，极有高古之相，令思魏晋。从《云间志》到《那时，先生》等篇，可以看出林雪的诗述理想中集文豪、大师、名士、国士之象形与图腾，境界高远阔大，而在文辞上又极近雍容之气。虽然是“小说化”“浓缩小说”的典范，实际却近于“大说”。然而林雪的此一“大说”，却是绵延历史之“大说”，也是泱泱中国文人文统之大意，堪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精神图腾。这种关注本身，使得林雪的诗气象或整体审美风度与后现代日常吟诵中的诗人区分开来。
章闻哲，本名章文哲。1973年出生于浙江诸暨。诗人，自由文艺评论人。前《黄河诗报》主编、评论员。著有《中国社会主义美学探微》系列，和《散文诗社会》《梦、艺术、人本主义》《文学彼岸：从“花间派”到峭岩诗歌》《所有制文化谱系与主体—当代诗歌美学探微》等多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