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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丹丹：曾老师好，很高兴跟你进行这次关于珠海文学的对话。您是当代珠海文学的亲历者，当代珠海文学发生的重要文学事件都有您的身影和声音。所以，我们的对话围绕当代珠海文学的整体历史发展，及其在此过程中牵扯出来的系列问题展开，将当代珠海文学的宏观图景和局部细节呈现出来。首先想问的是，如果以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为时间起点，当代珠海文学经历了70年的发展历程，您是否可以宏观性、整体性、系统性地描述从新中国到新时代的长时段跨度中当代珠海文学的整体面貌和样态。具体而言，当代珠海文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文学制度、文学队伍、文学刊物、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等方面发生了哪些嬗变？
曾维浩：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批准，珠海县于1953年4月7日成立，主要是划出中山和东莞最靠近珠江西岸出海口的部分和100多个海岛设县，便于海防。1959年3月，珠海县撤销并入中山县。1961年4月，珠海县建制恢复。1979年3月5日，珠海县改为珠海市。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在珠海市区内设经济特区。陈述比较复杂的建制沿革，主要想说，系统地梳理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珠海文学，会显得相当单薄。70年代之前没有留下可供查阅的作品。县域内应该有些创作，但没有作品或作者进入任何文学史或者文学研究者的视野。我在80年代接触到的前辈作家谢金雄、杨创基，是50年代珠海的文学青年。谢金雄与唐亢双合作， 70年代出版长篇小说《闹海记》，在广东省内有一定反响。那时出个长篇小说很不容易。足见这两位作家在省内有些份量。这部书没有再版，我只闻其名。改革开放后，珠海文学从队伍到作品，呈现爆炸式的增长。珠海市文联成立于80年代中期，起点较高，有画院、文学创作室、杂志社，核定编制达20余人。创作室向全国招聘青年作家，有湖南来的徐晓鹤和我、贵州的杨雪萍，本地成长起来的梁潜。在广西初显锋芒的小说家李逊调入珠海市侨办，负责编辑侨刊《珠海乡音》。在江西崭露头角的王海玲调入珠海特区报社。徐晓鹤著有《院长和他的疯子们》，李逊发表过《坐在门槛上的女巫》。他们的小说其实是先锋写作，不是追潮流，而是骨子里的认知和叙述方式，可惜未被充分关注。文联主席曹何1945年参加革命，曾任粤中纵队基层干部、土改干部。80年代后期开始写作，著有长篇小说《野草魂》《紫薇湖》等。在文革前就发表过作品的陈伯坚先生主持《珠海特区报》文艺副刊，也创作了一批小说、散文。《珠海》杂志是在小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向全国征稿，主要刊发通俗小说。整个文学气氛突然就活跃起来了。珠海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一个边陲小县变成了一个设有特区的地级市，文学随之发展。与内地任何一个地级市不同的是：不只本地作者的创作复苏，还有外地作者的流入，带来勃勃生气，队伍不断壮大。全国各地作家也不断到珠海来走动。80年代珠海并没有在全国产生影响的文学作品，但几位在全國开始产生影响的青年作家调入珠海。这样说可能比较准确。
90年代，《珠海》杂志办成纯文学双月刊，刊发了大量的名家新作。莫言、徐小斌、刘醒龙、王蒙、刘心武、王安忆、邓一光都是《珠海》杂志的作者。有了这个平台，本地作者的作品就比较好展示了。那时我办了一个“珠海作家实力展”的栏目，就是通过这个可贵的平台向文学界和读者集中展示珠海的创作实力。以《干杯，女兵们》成名的主编成平，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的，眼界比较开阔，组稿资源相对丰富，也支持各种尝试。卢卫平、胡的清、丘树宏的诗歌，王海玲、梁潜的小说，邝金鼻的儿童文学，都在90年代初期推出。刊物借助地处一国两制交汇点的地利，办了个“海外华文大家”的栏目，很受关注。美国华文作家（诗人）非马的诗歌，喻丽清、刘荒田的散文都在该栏目发表。刊物还关注了珠海斗门籍美国华文作家黄运基先生的创作。90年代的《珠海》一度办得有声有色，但很短暂。1993年，珠海拥有了出版社，走小社精品的路线，也出版了一批珠海本土作家的作品。这期间里我和王海玲的小说，卢卫平、胡的清的诗歌都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在斗门成长起来的邝金鼻潜心儿童文学创作，写出了不少有影响的童话、寓言。
新世纪后，卢卫平的诗歌创作呈现井喷现象，《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成为被广泛传诵的“新经典”。韦驰、唯阿的小说，陈维的儿童文学，唐不遇、谢小灵、周野、唐晓虹的诗都有一定影响。唐不遇成为有全国影响的80后诗人，最早被社会肯定。谢小灵的诗不断引起关注。裴蓓关注现实的小说《南方，爱你我说不出》《制片人》《曾经沧海》等引起反响。宁夏的陈继明十三年前调入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一直保持旺盛的创作力，2019年长篇小说《七步镇》获多个奖。山东的耿立2013年调入珠海，其散文创作高产且优质，也是获奖大户。罗春柏先生从市领导岗位上退休后，加入诗歌创作的队伍。成功企业家高志东先生一直业余时间写作诗歌。两人作品数量不多，质量不低。钟建平、盛学文、杜志峰、林葵花在企业，仍坚持写作。近年，来自东北黑土地的盛祥兰在沉寂多年后，突然发力诗歌创作，收获颇丰。来自广西的曾平标因公务员的身份，虽然写过不少报告文学，但一直很低调。2019年，其十年磨一剑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桥》相继斩获“中国好书”“全国五个一工程特别奖”，频频接受媒体采访，再也低调不起来了。紧接着，他推出了写横琴新区的《初心》。散文诗界颇有影响的蔡旭从海南退休后长居珠海，坚持继续写作。80年代之前，珠海没有文学批评。80年代后，来自湖北的李更做文学批评，继承了“骂派批评”的传统。他一直比较独特，说点事儿，与文学相关，与作家相关，与文学事件相关，有点道理但绝不像学院派那样去追求学理逻辑。他认为五四以来的文学批评，这类的不少。各派的相互批评可能成全了对方。他出版第一部个人作品集时，我们策划他为“文坛冷枪手”。他很乐意地接受了。90年代后，有来自湖南的李一安在写书评。此外，在珠海的高校教师，也有文学批评，但目前这个似乎不在珠海的统计和研究之内，不好界定。
珠海作家协会1992年注册成立。我去民政局取的登记证，自己掏钱买挂鞭炮在办公室楼下放了。自80年代起，珠海的文学队伍从量变到质变，到世纪末，按地域人口量比对，已相当不错。珠海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达35人。可能是比例最高的地区。近三十年来，珠海文学创作总体呈现增量、庞杂、复杂、多样性。现在，珠海在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等各个门类都有了全国性影响的作品和作家。跟经济社会建设一样，珠海文学从一个边陲渔村的简单叙事走向丰饶、繁复。宏观性、整体性、系统性的描述，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副教授郭海军曾写过一部《边缘的前卫—珠海特区文学创作散论》探讨。 杨丹丹：您刚刚谈了当代珠海文学的整体发展和流变。如果我们把这种总体性划分为一个个横截面，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十七年”期间的政治化写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写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商业化写作、新世纪初期的世俗化写作四个大的阶段。当代珠海文学发生了哪些典型的文学事件、文学现象、文学论争和文学作品与此相迎合和对抗，您如何认知和评价相关内容？
曾维浩：在谢金雄后来写成的《孤岛情缘》中，我们能看到较重的政治化写作遗痕。但这部书90年代出版，谢金雄先生已年过六旬，是一位长者了。作品内部体现的还是人间的爱与温暖。早期，新移民面对一片热土，主要是捕捉一些现象，反映生活观念的改变、社会的变革。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还来不及深入了解珠海，但带来各个不同地域的文化基因。王海玲的小说《东扑西扑》《热屋顶上的猫》、杨雪萍的《一天中的四季》较早涉足 “特区题材”。我也写过《都市雕塑》《强台风明天登陆》，刊物都很喜欢，但我觉得不够深入，没再多写。
90年代，我在《珠海》杂志开办了个“特区梦寻”栏目，以口述实录的方式，记录闯特区的人的事迹和心路历程，主要是深圳、珠海、海南的故事，影响较好。来自宁夏的女作家白梦成为这个专栏的主力作者。1991年，由《特区文学》发起，联合《珠海》《天涯》《厦门文学》《潮声》一起举办深圳、珠海、海南、厦门、汕头“五特区文学笔会”，轮流作东。第一届在深圳办，第二届在珠海办，最后一届在海南。早期的笔会探讨了“打工文学”。把“特区梦寻”也归并到“打工文学”的范畴。 这个话题，深圳讨论得比较深入。它的背景是中国的先锋写作式微，新写实主义流行的时候。关注改革的作品常领风骚。如果参加过这些笔会，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特区写作者的发言基本上远离权威话语，各说各的，一片嘈杂。五特区的写作者已经不关注那些宏大叙事。所以珠海没有“新写实主义”作家或作品，其它特区好像也没有。内地出现一批写改革艰难的作品。珠海没人写，因为没题材。珠海没有多少困难的老企业，新兴的许多企业每年都在积极招工，似乎没有就业难的现象，只有你愿意干什么的选择。商业化写作对珠海没有太大的影响。本土成长起来的作家梁潜写过两部走市场的书。孙雄的长篇小说原名《黑海红流》，反腐败的，在职场小说流行时，被书商改为《公务员升职记》，市场反映不错。来自甘肃的唐达天写的长篇小说《一把手》，在官场小说流行期间，取得不俗的发行业绩。
珠海的文学创作室于80年代末期撤销。写作者不像内地作者，没太有以写作安身立命的想法。珠海整个的文学创作与内地的主流文学话语既谈不上迎合也谈不上对抗，在我看来，是疏离。在内地作家关注企业改革时，特区写作者认为那应该是企业家讨论的事情，写作应该关注新生事物关注心灵。新世纪以来，这种疏离减弱了。因为内地走过了国企改革的阵痛，社会经济建设与特区也越来越相近了。这也符合当年办特区的预期。
杨丹丹：当代珠海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保持发展一致性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自我的差异性和独特性。近期，“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提出和倡导为当代珠海文学提供了新的契机，成为新的文学创作增长点和延伸空间，您认为这一概念提出的历史合法性和现实合理性在哪里，这种区域性和地方性文学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意义是什么，如何为其划定边界？当代珠海文学作为“粵港澳大湾区文学”的一部分，在文学主题、文学人物、文学题材、文学叙述等方面形成了哪些独特的文学经验？
曾维浩：我在《花城》杂志的笔会上说，希望“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如果用一些力量、资源去推动，确实可以找到文学的增长点。大湾区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然后是一个经济概念，到现在是一个国家战略。我不太清楚您提的“历史合法性”是指什么。是指到这么一个时间节点，应该有这个概念提出来吗？文学创作可能是不讲历史合法性的。现实合理性应该是有的。就是大湾区这样的一个城市群，这样的一个经济总量，在一国两制的交汇处，观念、生活形态、地域文化以及四十年来多种文化碰撞交融形成的一些东西，应该会在文学中呈现出来。比如我们提到巴黎塞纳河的左岸，意味着什么？中山大学哲学教授钱捷先生三年前与我交谈，就提出过类似的看法：珠江口西岸文化，有什么样的特质？珠江口东西岸有什么样的异同？很值得研究。我觉得现在不确定它的边界最好。比如民国时期的上海，既有鲁迅“且介亭”的杂文写作，也有布尔乔亚作家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左联作家茅盾的《子夜》，鸳鸯蝴蝶派作家在那里办《礼拜六》。特殊时期，张爱玲又是另一种写作。但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上海出了很多作品很多文学名家，但并没形成什么“上海文学”。反而是意识形态统一后根植于特定地域本土的“荷花淀派”“山药蛋派”，在风格上可以拿出来说事。可是我们无法否定上海当年的丰富性、包容性、创新性。珠海与全国各地一样，现在关注的主要是GDP，是经济社会建设，并不关心文学。在文学主题上，我选择关注人类文明的尴尬，王海玲关注特区的生活现实，卢卫平关注底层个体生命的生存感受，胡的清关注个人内心感受，陈继明选择诗性叙事，耿立选择对历史与现实的追问，正努力写着的韦驰天马行空地在建立自己庞大的叙事体系，唐不遇选择精致而镌永的诗意。个体地看，我们的创作很不同。但放到一个更宽广的视域下，还是都与珠海这块土地有关，与在大湾区生活有关。文学主题、文学人物、文学题材、文学叙述等方面，应该没有什么独特的文学经验。如果有，也只是个体的，而不是地域整体的。绝大多数作家，在当下可能都遇到相似的问题：文学边缘化。进入体制，你就不再是一个什么作家，而是单位的科员或科长、主任或处级副处级干部。不进入体制，当自由撰稿人生存更困难。写作者自以为心灵强大，但生活得十分卑微。以韦驰的写作体量，似乎他应该在更利于写作的地方，可他只是报社的专职校对。唯阿是公安局的资深科员。珠海不但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上可以与发达国家比，在对待本土作家的态度上也可以与发达国家比。在文学平台建设上，珠海没有经验，只有教训。文学刊物从无到有，再到无……出版社建立起来，经营18年就出事被吊销了。一言难尽。至今，我认为珠海并没有自己独特的文学。 杨丹丹：您所说的这种独立性能否在新生代作家写作中实现突破？进入新世纪以来，“80后”“90后”作家作为中国当代文坛的鲜活力量，展现出强劲的冲击力，广东省的王威廉、陈崇正、蔡东、陈再见等青年作家已经得到当代文坛的高度认同。您能够介绍一下珠海青年作家的整体创作情况，以及未来具有更大发展空间的代表性作家和写作方向吗？
曾维浩：较早关注到王威廉、陈崇正、郑小琼等人的创作。相对来说，珠海陆域面积1732平方公里，人口基数有限，2018年的统计是189万人。80后诗人，目前产生全国性影响的，是出生于1980年的唐不遇（也不惑之年了），他对自己的诗作质量要求近乎荷刻，精心琢磨每一字句。1987年出生的万琼兰诗歌感觉很好，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珠海近年来的主要创作力量是诗人。诗歌活动比较多。1996年出生的王弘毅（笔名托尼）早慧，2013年在花城出版社出版30万字的长篇小说《代号黑寡妇》，2016年出版长篇小说《银字塔》，现攻读“创意写作”硕士。出生于山东荷泽的90后作家石岱去年来到珠海，增强了青年作家的力量。毕业于珠海职业技术学院的李楠属90后，也写了些不错的散文。至于未来的发展空间，我不敢妄加猜测，只能说拭目以待。像王威廉创作的高度、宽度、密度、深度，是很多人难以企及的。郑小琼的诗歌创作也是少有的个案。要达到王威廉、郑小琼、陈崇正、蔡东、陈再见的影响，他们还得努力！我和同龄人写着写着也成前辈了，很希望珠海有90后的作家崛起，甚至到处打探有没有更基层的优秀写作者被埋灭。但是有些失望。在文化建设上，珠海这些年来更倾向于硬件，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也许这是个大趋势。每一个市民文化活动中心都建得很漂亮，也确实为社区文化活动提供了高大上的场所。但没有本土刊物和创作室，这就给珠海想要当作家的年轻人提出更高的要求：要么你靠稿费能活得很滋润，要么你已经达到了财务自由。想发表作品，得投到大刊名刊去。珠海有陈开祥主编的《金土地》季刊、钟建平主编的《大湾》文学双月刊，都未获国内统一刊号。刊物办得很努力，但影响很有限。珠海年轻作者的空间其实是越来越逼仄。我也只能祝福！
杨丹丹：您作为当代珠海作家的领军人物和优秀代表，能否结合您的创作历程和创作经验，为珠海文学独特性和创新性提供一种可能，为珠海青年作家提供一种参照和借鉴。
曾维浩：这是个坑。我可不跳！中國人讲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所以写作者不存在什么领军人物。莫言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是不是中国作家的领军人物？我看不是！虽然他贵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恐怕很少人会认为他带着一支队伍在写作。我当然不敢算珠海作家的领军人物、优秀代表。在珠海，早期还有些文学理想，后来刊物改企业，又合并，打卡上班，基本上为谋生活疲于奔命。当然，我不否认自己是珠海较早写出有全国性影响作品的写作者。1998年在《花城》发表的长篇小说《弑父》，被列入全国文学年度排行榜。这个榜单全国各地的报纸都刊登过。多位有影响的评论家撰文评介过这部作品。这也是过往的事儿了。据说曾国藩的奏折里称：臣屡战屡败，一位师爷给他改成臣屡败屡战。我连屡败屡战都谈不上。后来写了部长篇小说《离骚》，在《花城》发表后被《中华文学选刊》选载过。我做过出版，知道这种图书发行量不大，经济效益也谈不上。我写得不多，一是生活所迫，写作不是我的职业，是业余，编辑才是职业;二是我不太将就，只按自己意图写东西。当然也是创作力有限。人到中年后，就没有左冲右突的锐气了。近期在《花城》发表的非虚构《一个中国人在中国》，写了六年。一直想写的一个东西。在珠海这片土地上活着，近年不断地回乡，蓦然回首，发现从湘西山村走到今天，个人生存细节也可见证国家社会发展。《花城》只选载了很少的一部分，居然被列入《收获》年度排行榜，有些意外。我每写点东西，虽然不获什么大奖，总还能受到鼓励。算起来，基本上十年冒个泡。我的经验是：写吧。不写，泡都冒不出一个来。
珠海这一百多年来，有很多值得书写的东西，是题材的富矿。澳门有四百多年中西交汇的历史。珠海处于一国两制的交汇点。把相关的东西挖掘一下，可能文学独特性、创新性也随之显现。文学越来越边缘化，形成影响力越来越难。写作者可能不要有太高的期望。当然，我和我的同龄写作者一直愿意尽绵薄之力支持年轻作者写作，并希望他们的作品产生全国性影响，走向经典，走进经典。希望，但不敢奢望。
曾维浩：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批准，珠海县于1953年4月7日成立，主要是划出中山和东莞最靠近珠江西岸出海口的部分和100多个海岛设县，便于海防。1959年3月，珠海县撤销并入中山县。1961年4月，珠海县建制恢复。1979年3月5日，珠海县改为珠海市。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在珠海市区内设经济特区。陈述比较复杂的建制沿革，主要想说，系统地梳理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珠海文学，会显得相当单薄。70年代之前没有留下可供查阅的作品。县域内应该有些创作，但没有作品或作者进入任何文学史或者文学研究者的视野。我在80年代接触到的前辈作家谢金雄、杨创基，是50年代珠海的文学青年。谢金雄与唐亢双合作， 70年代出版长篇小说《闹海记》，在广东省内有一定反响。那时出个长篇小说很不容易。足见这两位作家在省内有些份量。这部书没有再版，我只闻其名。改革开放后，珠海文学从队伍到作品，呈现爆炸式的增长。珠海市文联成立于80年代中期，起点较高，有画院、文学创作室、杂志社，核定编制达20余人。创作室向全国招聘青年作家，有湖南来的徐晓鹤和我、贵州的杨雪萍，本地成长起来的梁潜。在广西初显锋芒的小说家李逊调入珠海市侨办，负责编辑侨刊《珠海乡音》。在江西崭露头角的王海玲调入珠海特区报社。徐晓鹤著有《院长和他的疯子们》，李逊发表过《坐在门槛上的女巫》。他们的小说其实是先锋写作，不是追潮流，而是骨子里的认知和叙述方式，可惜未被充分关注。文联主席曹何1945年参加革命，曾任粤中纵队基层干部、土改干部。80年代后期开始写作，著有长篇小说《野草魂》《紫薇湖》等。在文革前就发表过作品的陈伯坚先生主持《珠海特区报》文艺副刊，也创作了一批小说、散文。《珠海》杂志是在小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向全国征稿，主要刊发通俗小说。整个文学气氛突然就活跃起来了。珠海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一个边陲小县变成了一个设有特区的地级市，文学随之发展。与内地任何一个地级市不同的是：不只本地作者的创作复苏，还有外地作者的流入，带来勃勃生气，队伍不断壮大。全国各地作家也不断到珠海来走动。80年代珠海并没有在全国产生影响的文学作品，但几位在全國开始产生影响的青年作家调入珠海。这样说可能比较准确。
90年代，《珠海》杂志办成纯文学双月刊，刊发了大量的名家新作。莫言、徐小斌、刘醒龙、王蒙、刘心武、王安忆、邓一光都是《珠海》杂志的作者。有了这个平台，本地作者的作品就比较好展示了。那时我办了一个“珠海作家实力展”的栏目，就是通过这个可贵的平台向文学界和读者集中展示珠海的创作实力。以《干杯，女兵们》成名的主编成平，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的，眼界比较开阔，组稿资源相对丰富，也支持各种尝试。卢卫平、胡的清、丘树宏的诗歌，王海玲、梁潜的小说，邝金鼻的儿童文学，都在90年代初期推出。刊物借助地处一国两制交汇点的地利，办了个“海外华文大家”的栏目，很受关注。美国华文作家（诗人）非马的诗歌，喻丽清、刘荒田的散文都在该栏目发表。刊物还关注了珠海斗门籍美国华文作家黄运基先生的创作。90年代的《珠海》一度办得有声有色，但很短暂。1993年，珠海拥有了出版社，走小社精品的路线，也出版了一批珠海本土作家的作品。这期间里我和王海玲的小说，卢卫平、胡的清的诗歌都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在斗门成长起来的邝金鼻潜心儿童文学创作，写出了不少有影响的童话、寓言。
新世纪后，卢卫平的诗歌创作呈现井喷现象，《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成为被广泛传诵的“新经典”。韦驰、唯阿的小说，陈维的儿童文学，唐不遇、谢小灵、周野、唐晓虹的诗都有一定影响。唐不遇成为有全国影响的80后诗人，最早被社会肯定。谢小灵的诗不断引起关注。裴蓓关注现实的小说《南方，爱你我说不出》《制片人》《曾经沧海》等引起反响。宁夏的陈继明十三年前调入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一直保持旺盛的创作力，2019年长篇小说《七步镇》获多个奖。山东的耿立2013年调入珠海，其散文创作高产且优质，也是获奖大户。罗春柏先生从市领导岗位上退休后，加入诗歌创作的队伍。成功企业家高志东先生一直业余时间写作诗歌。两人作品数量不多，质量不低。钟建平、盛学文、杜志峰、林葵花在企业，仍坚持写作。近年，来自东北黑土地的盛祥兰在沉寂多年后，突然发力诗歌创作，收获颇丰。来自广西的曾平标因公务员的身份，虽然写过不少报告文学，但一直很低调。2019年，其十年磨一剑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桥》相继斩获“中国好书”“全国五个一工程特别奖”，频频接受媒体采访，再也低调不起来了。紧接着，他推出了写横琴新区的《初心》。散文诗界颇有影响的蔡旭从海南退休后长居珠海，坚持继续写作。80年代之前，珠海没有文学批评。80年代后，来自湖北的李更做文学批评，继承了“骂派批评”的传统。他一直比较独特，说点事儿，与文学相关，与作家相关，与文学事件相关，有点道理但绝不像学院派那样去追求学理逻辑。他认为五四以来的文学批评，这类的不少。各派的相互批评可能成全了对方。他出版第一部个人作品集时，我们策划他为“文坛冷枪手”。他很乐意地接受了。90年代后，有来自湖南的李一安在写书评。此外，在珠海的高校教师，也有文学批评，但目前这个似乎不在珠海的统计和研究之内，不好界定。
珠海作家协会1992年注册成立。我去民政局取的登记证，自己掏钱买挂鞭炮在办公室楼下放了。自80年代起，珠海的文学队伍从量变到质变，到世纪末，按地域人口量比对，已相当不错。珠海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达35人。可能是比例最高的地区。近三十年来，珠海文学创作总体呈现增量、庞杂、复杂、多样性。现在，珠海在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等各个门类都有了全国性影响的作品和作家。跟经济社会建设一样，珠海文学从一个边陲渔村的简单叙事走向丰饶、繁复。宏观性、整体性、系统性的描述，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副教授郭海军曾写过一部《边缘的前卫—珠海特区文学创作散论》探讨。 杨丹丹：您刚刚谈了当代珠海文学的整体发展和流变。如果我们把这种总体性划分为一个个横截面，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十七年”期间的政治化写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写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商业化写作、新世纪初期的世俗化写作四个大的阶段。当代珠海文学发生了哪些典型的文学事件、文学现象、文学论争和文学作品与此相迎合和对抗，您如何认知和评价相关内容？
曾维浩：在谢金雄后来写成的《孤岛情缘》中，我们能看到较重的政治化写作遗痕。但这部书90年代出版，谢金雄先生已年过六旬，是一位长者了。作品内部体现的还是人间的爱与温暖。早期，新移民面对一片热土，主要是捕捉一些现象，反映生活观念的改变、社会的变革。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还来不及深入了解珠海，但带来各个不同地域的文化基因。王海玲的小说《东扑西扑》《热屋顶上的猫》、杨雪萍的《一天中的四季》较早涉足 “特区题材”。我也写过《都市雕塑》《强台风明天登陆》，刊物都很喜欢，但我觉得不够深入，没再多写。
90年代，我在《珠海》杂志开办了个“特区梦寻”栏目，以口述实录的方式，记录闯特区的人的事迹和心路历程，主要是深圳、珠海、海南的故事，影响较好。来自宁夏的女作家白梦成为这个专栏的主力作者。1991年，由《特区文学》发起，联合《珠海》《天涯》《厦门文学》《潮声》一起举办深圳、珠海、海南、厦门、汕头“五特区文学笔会”，轮流作东。第一届在深圳办，第二届在珠海办，最后一届在海南。早期的笔会探讨了“打工文学”。把“特区梦寻”也归并到“打工文学”的范畴。 这个话题，深圳讨论得比较深入。它的背景是中国的先锋写作式微，新写实主义流行的时候。关注改革的作品常领风骚。如果参加过这些笔会，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特区写作者的发言基本上远离权威话语，各说各的，一片嘈杂。五特区的写作者已经不关注那些宏大叙事。所以珠海没有“新写实主义”作家或作品，其它特区好像也没有。内地出现一批写改革艰难的作品。珠海没人写，因为没题材。珠海没有多少困难的老企业，新兴的许多企业每年都在积极招工，似乎没有就业难的现象，只有你愿意干什么的选择。商业化写作对珠海没有太大的影响。本土成长起来的作家梁潜写过两部走市场的书。孙雄的长篇小说原名《黑海红流》，反腐败的，在职场小说流行时，被书商改为《公务员升职记》，市场反映不错。来自甘肃的唐达天写的长篇小说《一把手》，在官场小说流行期间，取得不俗的发行业绩。
珠海的文学创作室于80年代末期撤销。写作者不像内地作者，没太有以写作安身立命的想法。珠海整个的文学创作与内地的主流文学话语既谈不上迎合也谈不上对抗，在我看来，是疏离。在内地作家关注企业改革时，特区写作者认为那应该是企业家讨论的事情，写作应该关注新生事物关注心灵。新世纪以来，这种疏离减弱了。因为内地走过了国企改革的阵痛，社会经济建设与特区也越来越相近了。这也符合当年办特区的预期。
杨丹丹：当代珠海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保持发展一致性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自我的差异性和独特性。近期，“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提出和倡导为当代珠海文学提供了新的契机，成为新的文学创作增长点和延伸空间，您认为这一概念提出的历史合法性和现实合理性在哪里，这种区域性和地方性文学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意义是什么，如何为其划定边界？当代珠海文学作为“粵港澳大湾区文学”的一部分，在文学主题、文学人物、文学题材、文学叙述等方面形成了哪些独特的文学经验？
曾维浩：我在《花城》杂志的笔会上说，希望“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如果用一些力量、资源去推动，确实可以找到文学的增长点。大湾区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然后是一个经济概念，到现在是一个国家战略。我不太清楚您提的“历史合法性”是指什么。是指到这么一个时间节点，应该有这个概念提出来吗？文学创作可能是不讲历史合法性的。现实合理性应该是有的。就是大湾区这样的一个城市群，这样的一个经济总量，在一国两制的交汇处，观念、生活形态、地域文化以及四十年来多种文化碰撞交融形成的一些东西，应该会在文学中呈现出来。比如我们提到巴黎塞纳河的左岸，意味着什么？中山大学哲学教授钱捷先生三年前与我交谈，就提出过类似的看法：珠江口西岸文化，有什么样的特质？珠江口东西岸有什么样的异同？很值得研究。我觉得现在不确定它的边界最好。比如民国时期的上海，既有鲁迅“且介亭”的杂文写作，也有布尔乔亚作家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左联作家茅盾的《子夜》，鸳鸯蝴蝶派作家在那里办《礼拜六》。特殊时期，张爱玲又是另一种写作。但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上海出了很多作品很多文学名家，但并没形成什么“上海文学”。反而是意识形态统一后根植于特定地域本土的“荷花淀派”“山药蛋派”，在风格上可以拿出来说事。可是我们无法否定上海当年的丰富性、包容性、创新性。珠海与全国各地一样，现在关注的主要是GDP，是经济社会建设，并不关心文学。在文学主题上，我选择关注人类文明的尴尬，王海玲关注特区的生活现实，卢卫平关注底层个体生命的生存感受，胡的清关注个人内心感受，陈继明选择诗性叙事，耿立选择对历史与现实的追问，正努力写着的韦驰天马行空地在建立自己庞大的叙事体系，唐不遇选择精致而镌永的诗意。个体地看，我们的创作很不同。但放到一个更宽广的视域下，还是都与珠海这块土地有关，与在大湾区生活有关。文学主题、文学人物、文学题材、文学叙述等方面，应该没有什么独特的文学经验。如果有，也只是个体的，而不是地域整体的。绝大多数作家，在当下可能都遇到相似的问题：文学边缘化。进入体制，你就不再是一个什么作家，而是单位的科员或科长、主任或处级副处级干部。不进入体制，当自由撰稿人生存更困难。写作者自以为心灵强大，但生活得十分卑微。以韦驰的写作体量，似乎他应该在更利于写作的地方，可他只是报社的专职校对。唯阿是公安局的资深科员。珠海不但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上可以与发达国家比，在对待本土作家的态度上也可以与发达国家比。在文学平台建设上，珠海没有经验，只有教训。文学刊物从无到有，再到无……出版社建立起来，经营18年就出事被吊销了。一言难尽。至今，我认为珠海并没有自己独特的文学。 杨丹丹：您所说的这种独立性能否在新生代作家写作中实现突破？进入新世纪以来，“80后”“90后”作家作为中国当代文坛的鲜活力量，展现出强劲的冲击力，广东省的王威廉、陈崇正、蔡东、陈再见等青年作家已经得到当代文坛的高度认同。您能够介绍一下珠海青年作家的整体创作情况，以及未来具有更大发展空间的代表性作家和写作方向吗？
曾维浩：较早关注到王威廉、陈崇正、郑小琼等人的创作。相对来说，珠海陆域面积1732平方公里，人口基数有限，2018年的统计是189万人。80后诗人，目前产生全国性影响的，是出生于1980年的唐不遇（也不惑之年了），他对自己的诗作质量要求近乎荷刻，精心琢磨每一字句。1987年出生的万琼兰诗歌感觉很好，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珠海近年来的主要创作力量是诗人。诗歌活动比较多。1996年出生的王弘毅（笔名托尼）早慧，2013年在花城出版社出版30万字的长篇小说《代号黑寡妇》，2016年出版长篇小说《银字塔》，现攻读“创意写作”硕士。出生于山东荷泽的90后作家石岱去年来到珠海，增强了青年作家的力量。毕业于珠海职业技术学院的李楠属90后，也写了些不错的散文。至于未来的发展空间，我不敢妄加猜测，只能说拭目以待。像王威廉创作的高度、宽度、密度、深度，是很多人难以企及的。郑小琼的诗歌创作也是少有的个案。要达到王威廉、郑小琼、陈崇正、蔡东、陈再见的影响，他们还得努力！我和同龄人写着写着也成前辈了，很希望珠海有90后的作家崛起，甚至到处打探有没有更基层的优秀写作者被埋灭。但是有些失望。在文化建设上，珠海这些年来更倾向于硬件，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也许这是个大趋势。每一个市民文化活动中心都建得很漂亮，也确实为社区文化活动提供了高大上的场所。但没有本土刊物和创作室，这就给珠海想要当作家的年轻人提出更高的要求：要么你靠稿费能活得很滋润，要么你已经达到了财务自由。想发表作品，得投到大刊名刊去。珠海有陈开祥主编的《金土地》季刊、钟建平主编的《大湾》文学双月刊，都未获国内统一刊号。刊物办得很努力，但影响很有限。珠海年轻作者的空间其实是越来越逼仄。我也只能祝福！
杨丹丹：您作为当代珠海作家的领军人物和优秀代表，能否结合您的创作历程和创作经验，为珠海文学独特性和创新性提供一种可能，为珠海青年作家提供一种参照和借鉴。
曾维浩：这是个坑。我可不跳！中國人讲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所以写作者不存在什么领军人物。莫言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是不是中国作家的领军人物？我看不是！虽然他贵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恐怕很少人会认为他带着一支队伍在写作。我当然不敢算珠海作家的领军人物、优秀代表。在珠海，早期还有些文学理想，后来刊物改企业，又合并，打卡上班，基本上为谋生活疲于奔命。当然，我不否认自己是珠海较早写出有全国性影响作品的写作者。1998年在《花城》发表的长篇小说《弑父》，被列入全国文学年度排行榜。这个榜单全国各地的报纸都刊登过。多位有影响的评论家撰文评介过这部作品。这也是过往的事儿了。据说曾国藩的奏折里称：臣屡战屡败，一位师爷给他改成臣屡败屡战。我连屡败屡战都谈不上。后来写了部长篇小说《离骚》，在《花城》发表后被《中华文学选刊》选载过。我做过出版，知道这种图书发行量不大，经济效益也谈不上。我写得不多，一是生活所迫，写作不是我的职业，是业余，编辑才是职业;二是我不太将就，只按自己意图写东西。当然也是创作力有限。人到中年后，就没有左冲右突的锐气了。近期在《花城》发表的非虚构《一个中国人在中国》，写了六年。一直想写的一个东西。在珠海这片土地上活着，近年不断地回乡，蓦然回首，发现从湘西山村走到今天，个人生存细节也可见证国家社会发展。《花城》只选载了很少的一部分，居然被列入《收获》年度排行榜，有些意外。我每写点东西，虽然不获什么大奖，总还能受到鼓励。算起来，基本上十年冒个泡。我的经验是：写吧。不写，泡都冒不出一个来。
珠海这一百多年来，有很多值得书写的东西，是题材的富矿。澳门有四百多年中西交汇的历史。珠海处于一国两制的交汇点。把相关的东西挖掘一下，可能文学独特性、创新性也随之显现。文学越来越边缘化，形成影响力越来越难。写作者可能不要有太高的期望。当然，我和我的同龄写作者一直愿意尽绵薄之力支持年轻作者写作，并希望他们的作品产生全国性影响，走向经典，走进经典。希望，但不敢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