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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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几年来,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成为行政审判改革中一个重要的风向标,是对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数量增多、纠纷类型复杂多变以及纠纷解决机制过于单一等问题的积极回应。也正是这种方向的指引下,于201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为“《行政诉讼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为调解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开辟了通道。行政诉讼调解是指行政审判过程中,在中立第三方的主持之下,由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进行协商、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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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几年来,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成为行政审判改革中一个重要的风向标,是对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数量增多、纠纷类型复杂多变以及纠纷解决机制过于单一等问题的积极回应。也正是这种方向的指引下,于201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为“《行政诉讼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为调解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开辟了通道。行政诉讼调解是指行政审判过程中,在中立第三方的主持之下,由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进行协商、谈判,最终达成纠纷解决合意的一项制度。中国行政诉讼中是否能够适用调解,在立法层面上经历了从“禁止”到“原则禁止,例外允许”的转变。这样的一种转变,实际体现了行政审判注重化解行政争议的倾向,而不是单纯坚持以往的一判了之。尽管该规定只是将可适用调解的案件范围限定在三类案件,即行政赔偿、补偿及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案件,却是对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具体落实。在实质性化解争议理念的指导下,行政诉讼调解关切当事人的真实利益诉求,争取以当事人协商的形式解决纠纷,既有利于妥善化解矛盾,也有利于防止诉讼程序空转,增强行政诉讼化解纠纷的能力。但就目前行政诉讼调解的制度设计和司法实践看,该制度虽以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为追求,但是难以充分发挥其对纠纷实质性化解的强大功能,一方面体现为制度供给不足,也即制度设计本身尚未完善;另一方面体现在行政诉讼调解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调解和撤诉混用、人民法院将法定调解案件委派给行政争议调解中心、过度依赖诉前调解机制等情形。这些问题抑制了行政诉讼调解的实施,使得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无法发挥实质性化解纠纷的功能。基于此,本论文将立足于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与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选取实质性解决纠纷作为研究切入点,在此视角下对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展开研究,并在对当前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结合当前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地方法院对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具体实践,健全行政诉讼调解的结案方式、审慎对待诉前调解机制、出台行政诉讼调解专项司法解释、增设行政诉讼辅助机制、强化对调解的监督与瑕疵救济以及提高行政机关参与积极性六个维度提出完善方案,力求让行政诉讼调解制度能够充分发挥实质性解决行政纠纷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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