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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废除核电议题和政治紧密相关，近三十年来“废核”一直是岛内各政治力量斗争的焦点。福岛核事故后，台湾社会对核电的态度转为消极，要求废核成为主流民意。2016年民进党上台后大力推动“2025非核家园”这一激进式废核政策，但执行过程中遭遇到环境、经济、民生等多重困局，台湾社会因此背负了沉重的代价，实践证明这一政策的出台是公共非理性的产物。2018年11月，“2025非核家园”政策仅推行两年就被台湾选民以“公投”方式废止。
本文以台湾地区“2025非核家园”这一非理性政策为案例，重点分析政策推出过程中各方主体表现出的非理性及背后的社会、政治原因，并对台湾地区公共政策议题设置和政策博弈行为模式进行概括。通过对公共理性、公共政策等大量理论文献的查阅，以及对台湾地区政治现状和该政策案例出台背景、原因、措施、困境等的考察，本文认为台湾“2025非核家园”政策出台的非理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政策议题选择上采取“政策理想主义”，脱离社会实际，导致政策本身缺乏可行性。二是政策被政治化，在这一政策上两党的博弈行为均出现党派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在野党利用政策向执政党施压，而执政党在反对党和选票面前妥协，这一重大社会公共政策成为了两党选举的工具。三是台湾选民民粹、无序的政策参与，排斥了沟通理性和专业理性的发挥，让这一非理性政策难以得到纠正，最终付诸实行。由上述非理性表现出发，文本对台湾社会存在公共领域非理性的原因进行了初步解释，首先岛内由于历史及政党制度原因，存在严重的政治不信任和对抗式党争。其次是强势民主下的“人民——当局”、“大众——精英”间的话语权失衡。最后是理性公共空间的缺失，包括社会心理和公共媒体两个方面。
结构上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导论部分介绍了选题缘由，对有关理论进行了综述，引入了本文的研究框架，统领后续各章的论述。第二章梳理了台湾废核政策的背景、实施情况和对政策的评价。具体包含从1985年至2015年间台湾社会反核运动发展脉络，以及2016-2018年民进党当局“2025非核家园”政策的措施、政策困境等，这一章既是对政策案例的介绍和梳理，也为政策不具备决策理性提供了证明。第三、四、五章分别从议题设定、政党运作、选民参与三个角度对政策出台原因及非理性的表现进行分析。第六章对公共非理性的原因进行了解释。结语部分总结全文，提出了一些经验和启示。
本文以台湾地区“2025非核家园”这一非理性政策为案例，重点分析政策推出过程中各方主体表现出的非理性及背后的社会、政治原因，并对台湾地区公共政策议题设置和政策博弈行为模式进行概括。通过对公共理性、公共政策等大量理论文献的查阅，以及对台湾地区政治现状和该政策案例出台背景、原因、措施、困境等的考察，本文认为台湾“2025非核家园”政策出台的非理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政策议题选择上采取“政策理想主义”，脱离社会实际，导致政策本身缺乏可行性。二是政策被政治化，在这一政策上两党的博弈行为均出现党派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在野党利用政策向执政党施压，而执政党在反对党和选票面前妥协，这一重大社会公共政策成为了两党选举的工具。三是台湾选民民粹、无序的政策参与，排斥了沟通理性和专业理性的发挥，让这一非理性政策难以得到纠正，最终付诸实行。由上述非理性表现出发，文本对台湾社会存在公共领域非理性的原因进行了初步解释，首先岛内由于历史及政党制度原因，存在严重的政治不信任和对抗式党争。其次是强势民主下的“人民——当局”、“大众——精英”间的话语权失衡。最后是理性公共空间的缺失，包括社会心理和公共媒体两个方面。
结构上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导论部分介绍了选题缘由，对有关理论进行了综述，引入了本文的研究框架，统领后续各章的论述。第二章梳理了台湾废核政策的背景、实施情况和对政策的评价。具体包含从1985年至2015年间台湾社会反核运动发展脉络，以及2016-2018年民进党当局“2025非核家园”政策的措施、政策困境等，这一章既是对政策案例的介绍和梳理，也为政策不具备决策理性提供了证明。第三、四、五章分别从议题设定、政党运作、选民参与三个角度对政策出台原因及非理性的表现进行分析。第六章对公共非理性的原因进行了解释。结语部分总结全文，提出了一些经验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