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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基于多年经济全面发展的背景，提出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四化”耦合协同发展道路。城市群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和主要载体。因此，城市群“新四化”耦合协同发展成为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更是实现我国“新四化”发展战略的依托。关中平原城市群是西部有着“新四化”耦合协同发展巨大潜力的城市群，其耦合协同发展的推进是区域的经济需求，也是减小东西部差异化，完善我国“新四化”战略的需要。但目前来看，探索关中平原城市群“新四化”耦合协同发展的文献非常少，所以本文选取此主题可以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
本文首先以理论阐述为基础，明晰了城市群“新四化”耦合协同发展的定义及特征；其次，加入城市群下辖城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以及信息化的分析，通过构建城市群“新四化”耦合协同水平测度模型，选取关中平原城市群12个城市、2009-2018年数据，从城市群整体及下辖城市层面、“新四化”层面系统地测度关中平原城市群“新四化”耦合协同发展水平，最终得出以下结论：
关中平原城市群“新四化”各个子系统的发展现状均处于起始阶段，区域内东南部城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较高，工业化呈现中部偏东部城市发展较好的局面，较高水平新型城镇化以中部城市为主(剔除咸阳)，城市群整体信息化发展水平较均衡且西安市的辐射作用明显；城市群“新四化”耦合度发展不均衡，空间上综合表现为“西部高东部低”的特点，整体呈现出“由西向东，外圈包裹中心”的蔓延形式；城市群“新四化”协调度空间上综合表现为“南部与中心偏东部较高”的特点，整体呈现“由南向北，中心向外扩散”的蔓延形式；关中平原城市群各个下辖城市“新四化”耦合协同发展能力层次不齐，整体信息化增长水平明显强于其他“三化”，基本表现为部分“两化”耦合协同发展。综合来说，城市群中心城市的集群效应较明显，各单元联动性较弱，整体发展效益较低，“新四化”发展缺少动能，区域差距较大。最后，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本文从“新四化”耦合协同水平及各个子系统发展情况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本文首先以理论阐述为基础，明晰了城市群“新四化”耦合协同发展的定义及特征；其次，加入城市群下辖城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以及信息化的分析，通过构建城市群“新四化”耦合协同水平测度模型，选取关中平原城市群12个城市、2009-2018年数据，从城市群整体及下辖城市层面、“新四化”层面系统地测度关中平原城市群“新四化”耦合协同发展水平，最终得出以下结论：
关中平原城市群“新四化”各个子系统的发展现状均处于起始阶段，区域内东南部城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较高，工业化呈现中部偏东部城市发展较好的局面，较高水平新型城镇化以中部城市为主(剔除咸阳)，城市群整体信息化发展水平较均衡且西安市的辐射作用明显；城市群“新四化”耦合度发展不均衡，空间上综合表现为“西部高东部低”的特点，整体呈现出“由西向东，外圈包裹中心”的蔓延形式；城市群“新四化”协调度空间上综合表现为“南部与中心偏东部较高”的特点，整体呈现“由南向北，中心向外扩散”的蔓延形式；关中平原城市群各个下辖城市“新四化”耦合协同发展能力层次不齐，整体信息化增长水平明显强于其他“三化”，基本表现为部分“两化”耦合协同发展。综合来说，城市群中心城市的集群效应较明显，各单元联动性较弱，整体发展效益较低，“新四化”发展缺少动能，区域差距较大。最后，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本文从“新四化”耦合协同水平及各个子系统发展情况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