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谶是中国古代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现象,历来的典籍记载了大量的谶语,其源头完全可上溯至先秦时期。人们对于谶语,往往指斥其为虚假妖妄,恳切的研究甚鲜,且最早仅及于秦汉,对于先秦的谶语,则多所否认或忽略。实际上,先秦谶语是十分兴盛的,并且具有完全不同于后世的、极其独特而深厚的文化蕴含。本文试图对先秦谶语作一番系统而深入的探究,旨在论证其文化的独特性,揭示其文化内涵和意义,并将它置于从先秦到汉代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以求对其文化演变的历程作出比较合理的描述。
谶者,验也。它指的是一个由预言到应验的具体的事件过程。谶语则是表达谶验事象之预言的部分,可以说是一种带有浓厚神秘性的应验了的预言。谶和谶语所指往往是一体的,神秘预验性和政治关联性是其最主要的品质。谶语的名目多种多样,如谶谣、谣谶、谶诗、诗谶等,它们一般也只是角度、侧重点、应用范围的不同。和谶纬相比,谶产生于原始文化,而谶纬则专指汉代。先秦谶语是汉代谶纬最主要的来源之一。其内容庞杂,从语言形式来看,可分为有韵和无韵;从载体来看,可分为卜筮、梦占、星占、物占、言语礼仪活动等,它们都是不同的谶象,同时也是各种不同的文化符号,与谶是交叉的关系;从文化演变的阶段来看,则可粗略地分为原始时期、春秋时期、战国时期三个阶段。
谶产生于原始文化语境之中,和原始占卜关系密切。本质上,它是观念信仰的产物。在漫长的原始时期,对神灵的信仰自然促生出谶验的观念,这一时期的谶,往往表现为神降、巫降、《山海经》式的神怪物象,以及占卜预言的实现。它们集中反映了原始思维的特征,即人们对语言神秘魔力的崇拜,及其交感世界观。我们将谶语文化功能转变的时间确定在以《国语》、《左传》为代表的春秋时期。周公“制礼作乐”所开启的,是一个伟大的文化革新,它揭开了转变旧文化、创造新文化的历史大幕。这种趋势发展到春秋时期,达到了历史的顶峰。此时,贤人君子们纷纷登台,他们借助于“神道设教”,对天命、鬼神、谶等旧文化观念进行价值转换,逐渐建立起一种崇德尚礼、注重民本的新文化。不幸的是,其所采用的神道设教的方式,难以取得根本性的突破,而政治环境的变化,也给文化革新以致命的打击。战国时期的政治斗争,重新唤回了神秘化、虚妄化的谶,使之变成不同政治力量相互斗争的工具。实际上,谶语先天性地与政治存在某种密切的关联,它总是暗示着政治洪流中不同家国、族群及个体命运的兴衰沉浮。这是谶语的一个根性。汉代大一统后,权力无限制地膨胀,统治阶级要寻找受命的根据,而士人阶层则要限制君权,他们同时利用谶语等进行神道设教,谶纬最终应运而生。
先秦谶语对文学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谶语所体现的是一种隐喻的思维方式,这点和文学是相通的。诗谶是先秦诗歌的特殊的存在状态,它包括谣谶、部分押韵的繇辞以及带有谶性色彩的赋诗引诗。最早的诗歌是原始巫术宗教的产物,带有极其强大的神秘性力量,因此可通过诗歌预断未来。谣谶最早也是巫术化的,后来却被古人视作妖异、荧惑下凡,成了政治言说的手段。神圣权威的《诗经》,也经历了从神灵祭祀到政治劝谕的转变,它一面仍保留着古老的神秘与神圣,这实际上是赋诗引诗能够预兆命运的依据,而另一方面,它又始终承载着时代政治和文化的内容,是政治和文化的符号。在这一点上,史传也是如此。史家继承和融合了巫卜的文化功能,他们巧妙地运用谶验叙事,通过记述谶验故事,编纂“史传事验”,意在总结历史经验,加强现实政治戒劝,建构时代文化。先秦谶语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可以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题材和主旨,在后世的谣谶、谶验故事以及文人诗谶当中,道德、政治、对命运的哀叹,都是不老的主题;二是结构和叙事,谶验极利于安排结构和组织叙事,这对后世小说的影响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