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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百花时代”左翼青年的反官僚主义话语。论文认为当下的各种非历史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对这段历史的重构都没有看到左翼内部的那种历史的紧张、矛盾和焦虑，从而忽略了左翼青年知识分子内部及整个“当代历史”的那种悖论式的“自我否定机制”的作用。因此本文就是通过对当时文本的历史化考察来显影左翼青年知识分子和共和国新一代成长起来的青年学在“百花时代”的态度和政治诉求，以及他们的那种“继续革命”、否定批判的乌托邦激情和“当代历史”之间的矛盾冲突。论文将贯穿本文的“反官僚主义”问题放到建国后的历史“后果”和“百花时代”的国内外历史背景这样一个大的视野中来考察。论文把这段历史分成两段来分析，即“鸣放”之前的“反保守”(1957年整风开始之前)阶段(第一章)与整风开始之后的“反秩序”(第二章)两段。在第一个阶段中出现的一些反保守/反官僚主义的小说、话剧等正是对1955年毛泽东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和“社会主义高潮”运动的配合和呼应，从这个角度出发论文重读那些“当代文学”许多耳熟能详的作品(主要是青年左翼作家的作品)，历史化地呈现左翼内部的不断革命和更纯洁化的理想主义追求。在这一解读过程中论文将呈现当时高层政策上的分歧，并论述建国后形成的“政治终结”的官僚化状况及其与其后的“大跃进”的历史连续性。“鸣放”第二阶段的整风运动时期，论文主要选取当时北京大学青年学生响应整风运动的“五一九运动”前后的言论和大字报及北大学生的文学性刊物《红楼》为分析对象，呈现那段历史的全过程，并对当时众多复杂的言论、政论文和大字报做出三种分类。论文会对左翼青年激进派、“19世纪的幽灵”及革命温和派的主要观点和诉求进行分析，并着重探讨那些有着“继续革命”激情和“真正社会主义”诉求的青年毛泽东主义者。第二章还将初步涉及整风后的“反右”之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关联，同时呈现“当代历史”的“政治终结”与“继续革命”的那种紧张的历史矛盾，并理出一条“当代历史”“否定的循环”的历史线索，在此之中本文还将分析从“百花”时期的反官僚主义文本到“文革”前夕浩然的《艳阳天》那种相通的左翼内部的否定激情和“继续革命”冲动。第三章主要从当时的历史语境出发论述“反右”的原因，认为不论是“阳谋”论和“动机”论都具有一种本质主义的片面性，因而无法具有有效的历史说服力。论文主要从当时国际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国内确立“文化领导权”的角度说明“反右”的各种合力作用，这种合力的“耦合”深深植根于左翼革命内部的历史矛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