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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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通过前,我国法律仅在侵权领域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导致国内部分学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是认定违约和侵权责任的标准之一。但随着生活中以精神享受为主要内容的合同大量涌现,仅依据责任竞合理论,通过侵权之诉对当事人的精神损害予以救济,将无法解决单纯由违约引发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因此,需要对传统的精神损害救济模式作出调整,以便能够为违约精神损害提供合理的救济途径。学界关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争议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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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通过前,我国法律仅在侵权领域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导致国内部分学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是认定违约和侵权责任的标准之一。但随着生活中以精神享受为主要内容的合同大量涌现,仅依据责任竞合理论,通过侵权之诉对当事人的精神损害予以救济,将无法解决单纯由违约引发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因此,需要对传统的精神损害救济模式作出调整,以便能够为违约精神损害提供合理的救济途径。学界关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争议由来已久。持“否定说”观点的学者认为,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违背了合同的可预见性原则和预期利益原则,同时还会增加当事人的缔约风险,不利于促进交易达成。且依据我国法律规定,精神损害必须通过侵权之诉获得救济,故不支持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持“肯定说”观点的学者则认为,法律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应当立足当下,一方面在客观上承认违约造成的精神损害后果,一方面在遵循限制性原则的基础上,在一定条件下实现对违约精神损害的救济。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大多数法官对这一请求持否定态度,但也存在少数法官从维护个案正义的角度出发,结合具体案情对当事人提出的赔偿请求予以支持,由此造成了法院判决结果不一的矛盾。《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六条之规定是我国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了违约造成的精神损害可以获得赔偿。这一规定表面上为解决上述矛盾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实际上其自身仍存在请求权的权利基础不明、权利救济存在真空地带等诸多问题。通过分析国内外关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学说可知,违约责任的赔偿范围包含精神损害。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必须是自然人,因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本身不具有精神利益,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要求必须存在违约行为,违约行为是产生违约责任的前提;要求必须产生严重的精神损害结果,否则不予赔偿;要求违约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即违约方的行为客观上造成或加重了精神损害后果的发生。同时,为了防止产生滥诉现象,还应当对其适用范围加以限制,只有以精神享受为内容的合同以及与当事人的精神安宁紧密相关的合同才可以适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最终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额时,应当在遵循减损原则、可预见性原则、最高额限制原则以及过错与责任相当原则的前提下,采用酌定赔偿法,参考受害人遭受精神损害的程度、违约方的获利情况以及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确定最终的赔偿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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