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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为理论关切，以现代性风险及其应对为主要问题，以吉登斯应对现代性风险的乌托邦现实主义思路为研究重点，通过文献和比较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努力在以下问题上寻求突破：一是如何理解吉登斯对现代性的理解；二是如何系统把握吉登斯应对现代性风险的乌托邦现实主义思路；三是如何通过与马克思应对现代性风险思路的比较研究，既给吉登斯的乌托邦现实主义思路一适当的理论定位，又在回应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中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四是如何评价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
论文主要由导论、四个章节和结语组成。
关于对吉登斯现代性的理解，主要研究了吉登斯现代性理论中的现代性内涵、现代性的发展和现代性的风险三个问题。关于吉登斯现代性内涵的理解，国内学界较为普遍的理解是将吉登斯所界定的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作为他对现代性的理解，本文认为，这种理解并没有真正体现出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全面理解，吉登斯对现代性的理解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观念，二是制度；关于现代性的发展，吉登斯提出，在时空分离、脱域机制和现代性内在反思性三大动力机制的推动下，现代性的发展经过了简单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两个阶段，现正在全球范围内扩展；现代性的发展引发了三个后果，一是自然的终结，二是传统的终结，三是现代性的风险，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发展降低了传统意义上的风险，但却增加了人为制造的后果严重的风险，这种风险最大的特点是不可预见性。
为应对现代性的风险，吉登斯提出了乌托邦现实主义思路。因为吉登斯并未在其某部单一著作中系统展开这一思路，因此，国内关于这一思路的系统研究很少，本文试图结合吉登斯在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和《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等著作的相关论述，尝试性地对此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这一思路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要有乌托邦的理想，二是要立足于现实。关于乌托邦的理想，吉登斯以现代性的四个维度为基础，提出取代它们的后现代秩序的四个维度，即超越匮乏体系、技术的人道化、多层次的民主参与和非军事化，并指出实现的关键是取代资本主义维度的超越匮乏体系的建立；关于现实主义的应对，吉登斯认为，乌托邦理想的实现要依赖社会运动，但更离不开权力的推动。因此，乌托邦现实主义的现实推动的关键是获取权力。如何获取权力呢？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发展到今天的现实决定了过去以解放政治为特征的传统政治己逐渐失去空间，现实政治应采取以生活政治为主、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相结合的激进政治模式，并指出，哪个政党能够实现这种结合，哪一个政党将会取得现实的政权。在将其政治理论与英国政治现实结合的过程中，吉登斯逐渐形成了他关于当今社会政治理论的最新成果——第三条道路，并将其作为基本原则改造英国工党，并在实践中帮助英国工党在时隔18年以后于1997年再次取得执政地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吉登斯的现实政治理论在英国取得一定意义上的成功，并不表明吉登斯应对现代性风险的乌托邦现实主义思路距离实现不远。
在关注实现乌托邦理想的现实主义政治模式的建构的同时，吉登斯还关心现代社会中人的自我认同的实现问题。吉登斯指出，传统社会中，借助于社会中自然形成的角色定位和传统习俗的影响，人们很容易实现自我认同。现代性在终结自然和传统的同时，也终结了与之相应的人的自我认同模式，从而把人置于缺乏安全感的存在性焦虑之中。如何重构现代社会中人的自我认同模式？吉登斯提出，要在生活政治的社会背景下，借助内在参照系统的反思，通过自我设计、自我实现确定自我，通过对抽象系统的信任以及个体间相互敞开建立纯粹关系的方式重构信任新模式，从而实现现代社会中人的自我认同。
为进一步深化对吉登斯应对现代性风险的乌托邦现实主义思路的认识，本文对马克思和吉登斯应对现代性风险的思路进行了比较研究。马克思对现代性风险的批判是与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一致的，通过对黑格尔基于精神意志建立政治国家以应对市民社会问题思路的批判，马克思提出了基于实践前提的、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的革命性的应对市民社会问题的思路，即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从而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的思路。对于马克思应对现代性风险的思路，吉登斯坚决反对，并对马克思的应对思路进行了批判。通过比较，本文认为，马克思应对现代性风险的思路是基于革命前提的彻底的应对思路，在资本逻辑成为基本的存在论事实的当代，马克思主义依然具有不可超越的理论视野和不可否认的当代价值；而吉登斯的乌托邦现实主义思路则是基于资本主义现实的改良思路，因而无力从根本上改变资本的逻辑。
以回应现代性风险为主要内容的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通过对启蒙理性两面性的分析，不仅为身处现代性风险的人们发出风险警报，更设身处地设计出应对风险的理性思路。他所提出的乌托邦现实主义思路以人类持续生存为目标，体现出积极应对风险的务实精神和坚信战胜风险的乐观态度。仅就其站在人类生存角度发出的风险警报和做出的应对探索，是值得我们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
论文主要由导论、四个章节和结语组成。
关于对吉登斯现代性的理解，主要研究了吉登斯现代性理论中的现代性内涵、现代性的发展和现代性的风险三个问题。关于吉登斯现代性内涵的理解，国内学界较为普遍的理解是将吉登斯所界定的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作为他对现代性的理解，本文认为，这种理解并没有真正体现出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全面理解，吉登斯对现代性的理解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观念，二是制度；关于现代性的发展，吉登斯提出，在时空分离、脱域机制和现代性内在反思性三大动力机制的推动下，现代性的发展经过了简单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两个阶段，现正在全球范围内扩展；现代性的发展引发了三个后果，一是自然的终结，二是传统的终结，三是现代性的风险，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发展降低了传统意义上的风险，但却增加了人为制造的后果严重的风险，这种风险最大的特点是不可预见性。
为应对现代性的风险，吉登斯提出了乌托邦现实主义思路。因为吉登斯并未在其某部单一著作中系统展开这一思路，因此，国内关于这一思路的系统研究很少，本文试图结合吉登斯在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和《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等著作的相关论述，尝试性地对此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这一思路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要有乌托邦的理想，二是要立足于现实。关于乌托邦的理想，吉登斯以现代性的四个维度为基础，提出取代它们的后现代秩序的四个维度，即超越匮乏体系、技术的人道化、多层次的民主参与和非军事化，并指出实现的关键是取代资本主义维度的超越匮乏体系的建立；关于现实主义的应对，吉登斯认为，乌托邦理想的实现要依赖社会运动，但更离不开权力的推动。因此，乌托邦现实主义的现实推动的关键是获取权力。如何获取权力呢？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发展到今天的现实决定了过去以解放政治为特征的传统政治己逐渐失去空间，现实政治应采取以生活政治为主、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相结合的激进政治模式，并指出，哪个政党能够实现这种结合，哪一个政党将会取得现实的政权。在将其政治理论与英国政治现实结合的过程中，吉登斯逐渐形成了他关于当今社会政治理论的最新成果——第三条道路，并将其作为基本原则改造英国工党，并在实践中帮助英国工党在时隔18年以后于1997年再次取得执政地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吉登斯的现实政治理论在英国取得一定意义上的成功，并不表明吉登斯应对现代性风险的乌托邦现实主义思路距离实现不远。
在关注实现乌托邦理想的现实主义政治模式的建构的同时，吉登斯还关心现代社会中人的自我认同的实现问题。吉登斯指出，传统社会中，借助于社会中自然形成的角色定位和传统习俗的影响，人们很容易实现自我认同。现代性在终结自然和传统的同时，也终结了与之相应的人的自我认同模式，从而把人置于缺乏安全感的存在性焦虑之中。如何重构现代社会中人的自我认同模式？吉登斯提出，要在生活政治的社会背景下，借助内在参照系统的反思，通过自我设计、自我实现确定自我，通过对抽象系统的信任以及个体间相互敞开建立纯粹关系的方式重构信任新模式，从而实现现代社会中人的自我认同。
为进一步深化对吉登斯应对现代性风险的乌托邦现实主义思路的认识，本文对马克思和吉登斯应对现代性风险的思路进行了比较研究。马克思对现代性风险的批判是与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一致的，通过对黑格尔基于精神意志建立政治国家以应对市民社会问题思路的批判，马克思提出了基于实践前提的、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的革命性的应对市民社会问题的思路，即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从而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的思路。对于马克思应对现代性风险的思路，吉登斯坚决反对，并对马克思的应对思路进行了批判。通过比较，本文认为，马克思应对现代性风险的思路是基于革命前提的彻底的应对思路，在资本逻辑成为基本的存在论事实的当代，马克思主义依然具有不可超越的理论视野和不可否认的当代价值；而吉登斯的乌托邦现实主义思路则是基于资本主义现实的改良思路，因而无力从根本上改变资本的逻辑。
以回应现代性风险为主要内容的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通过对启蒙理性两面性的分析，不仅为身处现代性风险的人们发出风险警报，更设身处地设计出应对风险的理性思路。他所提出的乌托邦现实主义思路以人类持续生存为目标，体现出积极应对风险的务实精神和坚信战胜风险的乐观态度。仅就其站在人类生存角度发出的风险警报和做出的应对探索，是值得我们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