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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天主教进入中国是“西学东渐”的开始，但真正大规模的“西学东渐”是在晚清。 晚清之前长期的闭关锁国使中国与外界的接触极少，中国人对德国的了解微乎其微，虽然有德籍传教士和零星的德国人在华生活传教，但这些接触数量很小，中国人对德意志作为国家没有认识，还不能称其为中德交流。 晚清时期是中国人开始走出国门、接触世界、认识世界的转型期，也是中德交往变得频繁密切的关键时期。除了传教士外，还有很多德国商人、教师、军人、来华外交官等在中国生活工作，中国人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德国人。中国也开始向德国派遣外交官、留学生。中德之间的交流扩展到外交、军事、经济、教育、文化等不同领域，这一时期的中德文化交流与碰撞对于直至今日的中德关系发展都有着很深的影响。 晚清时期也是中德文化碰撞、思想交流最为激烈、最为活跃的时期。不仅是德国先进的军事技术被洋务派主动引入中国，德国的教育制度、哲学思想和政治体制也为中国学界所青睐。虽然中国采取拿来主义，但德国思想来到中国，相遇有着几千年根基的儒家思想，德国文化碰撞中国传统文化，其间的冲突、误解、吸收、融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过程。我选择晚清这一历史时期作为本文研究的时段重点，力图通过对晚清时期中德史料的梳理与研究，考察晚清时期中德之间几个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和影响较大的人物，分析和揭示这些历史事件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特别是其中所反映出的中西文化碰撞。 本文主要关注鸦片战争之后的洋务运动时期，为保持研究和分析的连续性，本文也兼顾了这之前和之后研究对象的发展，这分别主要体现在第一章和第五章中。 洋务运动时期是德国刚刚崛起而中国努力寻找崛起之路的时期。正如JohnSchrecker在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主义:德国在山东》一书中所说，德国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弱国如何通过计划与努力，快速有效地增强自身实力”1的模式。李鸿章等洋务派大臣把德国看作中国富国强兵的榜样，希望以德为师来实现其强国之梦想。同时，洋务派想借助德国的力量“以夷制夷”，制衡其他在华的西方列强国家。而德国愿意支持中国的军事和工业的现代化发展，因为一个发展军事和工业的中国将为德国提供巨大的市场。双方关系的互利性使得双边合作得到迅速发展。本文第二章梳理和分析德国在晚清时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和影响。 胶州湾事件之前，德中交往没有出现很大障碍。俾斯麦政府实行柔和的对华政策，俾斯麦在1881年曾明确表示:“只要我仍是帝国宰相，就不会奉行殖民政策。”2俾斯麦政府领导下的德国从未以武力威胁中国，中国人认为德国不同于其他欧洲列强，是可以信赖的伙伴。德国在中国朝野树立了“最友善的西方国家”的形象3。在俾斯麦1890年被迫下台后，威廉二世的对华政策逐渐变得强硬。 洋务派对德国的好感使他们没有认识到殖民者扩张和掠夺的共性，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德法俄三国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还给中国，李鸿章评价说“三国帮我出力，俄法各有私意，德无所图”4。1896年李鸿章访德时对德皇威廉二世说“中德之友谊，实较诸此外有约各国，更形洽比矣。”5他评价中德之间友谊要超过其他任何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回国后，李鸿章预言“二十年总可无事，总可得也”6。认为至少可以维持二十年相安无事。然而仅仅一年之后的1897年，德国便借口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害事件，出动海军，强占胶州湾。胶州湾事件宣告李鸿章“以夷制夷”外交政策的失败。 为什么德国对华方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由温和走向强硬？为什么李鸿章会做出错误的判断？本文的第三章从胶州湾事件入手，通过梳理晚清中德关系史中的几个代表性事件和核心人物，分析历史事件深层的文化根源，从中西差异、文明冲突和文化碰撞的角度揭示偶然事件的必然性，以及李鸿章的文化误解与胶州湾事件的关系。 胶州湾事件的导火索是曹州教案，晚清时期不断发生的教案也是中西冲突的焦点。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被解禁，拥有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特权，他们的传教方式与利玛窦、汤若望等17、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非常不同。天主教的排他性使它在中国始终没能像佛教一样本土化，部分传教士刻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也激化了中西文化的冲突。本文第三章也将根据“曹州教案”等具体历史事件分析宗教冲突的根源和结果。 晚清时期中德间的思想交流与碰撞也不乏代表人物，晚清驻德外交使节日记中所体现出的中西文化碰撞，辜鸿铭、王国维、卫礼贤等中西学者对于儒家思想和西方现代思想的笔论，都展示这一时期中德学术界激烈的思想碰撞。本文第四章重点就在于中德学术思想界的文化碰撞，同时分析德国教育思想对晚清时期中国教育体制的冲击和影响。 总之，本文尝试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国近代史与德国的关系，从文化碰撞的角度审视历史事件中的深层文化根源，分析晚清时期中德文化碰撞与交流对于中德关系的影响。 另外，一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德国出兵占领青岛，之后又是八国联军暴行中的一员，为什么在此之后从李鸿章、梁启超、康有为到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蔡元培等仍对德国抱有好感，认为它不同于其他列强;为什么德国在中国的形象直至今日一直是比较好的。本文尝试对比晚清时期中国在德文化行为以及德国在华文化行为，分析文化政策背后的文化差异，发现教育与文化的投入最具可持续性，德国在华积极的文化政策和文化行为对其文化形象有正面影响，从某种程度上修复和改善了德国在胶州湾事件及八国联军后的负面形象。 本文在研究材料的选择上，重点放在梳理晚清时期中方、德方的相关历史材料，包括官方档案及外交史料、晚清时期外交使节的日记、德国外交部档案中的中国史料存档。其他有关中德官方及民间接触的记载、报纸、杂志等媒体，以及相关的报导、游记、中外学者研究这一时期的有关文章、书籍等，也都作为本文参考借鉴的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