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2004到2008年,连续5个中央一号文件都锁定“三农”问题,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收入问题。收入问题表现为农民收入增长比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农民负担沉重而且呈现累退性。论文重点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与农民收入的关系,试图从财政的视角,构建改善农民收入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与保障机制。论文的研究有助于学习与落实近五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有助于理解与贯彻近五年中央的强农惠农政策,为统筹城乡发展与建立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提供有益的帮助。
论文首先进行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研究,然后重点实证分析农民收入问题,而后针对不同的公共产品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进行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最后提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保证机制。考虑到公共产品与收入问题十分庞杂,论文通过文献研究与实证分析找到影响农民收入的主要公共产品,确定了三个研究对象,即农村教育、农村基础设施与农村行政管理,其中农村教育与基础设施对农民收入有一个正方向影响,而农村行政管理的过度供给将对农民收入有一个负方向影响,这正是论文独特结构设计的体现。在写论文期间,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确定财政支农投入的方向更加肯定了论文的研究框架论文的特点首先表现为全面、特色化研究农民收入问题,论文从收入的绝对量、相对量、结构量与负担量入手,致力于收入问题的综合评价。论文提出构建收入导向的农村公共产品运作机制,它是以农村各个主要公共产品为因变量,分析它们对农民收入的四个指标的影响,结合市场需求,设计出公共产品的供给与保障机制。论文研究方法的特点体现在：理论分析、定量的弹性分析、乘数分析以及动态分析等多种方法并用。
论文研究的新颖之处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流动人口的教育供给机制。农民工流动与农村中择校问题的盛行,引发当前流动人口条件下的农村教育供给问题。农村义务教育的免费提供,不能解决农村中择校问题,以及农村教育承担比城市教育高的机会成本与高风险问题。论文利用排序选择模型实证分析,得出农村教育中学生流动性增加与由私人承担的教育费用的增加呈正相关的结论。根据现行的教育经费保障制度,中央财政在东部地区承担教育经费的比重较少,而大多数流动到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子女接受当地的免费教育,这一方面会加重流入地政府(东部地区)的负担,另一方面会扩大农村学生到教育资源相对好的城市中借读现象,结果只会使流入地政府隐藏信息与偏好,减少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供给。面对人口流动所需求的流动性教育资源,论文认为教育供给的形式应该是流动性好的货币近似物,即教育供给以教育券的形式发放给学生,这能使教育资源产权得到充分鉴定。教育券的终身制与实名制设计保障学生自主选择学校与接受教育时间,使教育资源通过竞争得到优化配置。 (2)在农村基础设施研究中,论文重点研究农产品市场供给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论文基于博弈理论分析,发现农产品市场获得的一定财政补贴才能得以供给,而且在政府监管的概率大于一定数值时,商贩均衡策略才会对农民诚实守信,论文用小样本数据得出农产品市场供给程度与农民收入之间呈正相关结论。
(3)针对农村基础设施的融资机制,论文提出财政资金的引导机制,它包括了财政补贴、税费优惠、地方发债、中央贴息、以奖代拨等多种机制。论文特色分析了非资金资源的动员机制,它包括投工投劳,以工代资机制、土地出让融资机制、龙头企业的带动机制、标准体系的动员机制以及制度激励机制等多种机制。针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产品,论文提到了质押贷款、低息贷款、建立投资基金、发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彩票等创新性服务措施。
从宏观与微观方面概括论文的内容：
(1)宏观研究。论文利用宏观数据研究教育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论文发现,设定全国31个省市农村居民的教育边际收入倾向相同,则教育带来的自发收入存在显著的差异。利用双对数模型发现教育年限每增加1％,收入将增加0.4％。从Period SUR方法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从2000-2005年间,教育带来的自发收入也在逐年的增加,最低的当属2000年为-0.15,而最高为2005年的0.2。
论文通过宏观数据分析电力、农田水利、邮电及通讯等农村基础设施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实证的结果表明：对第一产业的产值、对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对家庭经营性收入作用最明显的都是农业机械动力,而邮政与城乡收入比负相关。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每增加1％,农业生产值增加0.115％。当农村经济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农业产值以0.043的调整力度使之回到均衡状态。长期来看,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对农业生产总值的增长有稳定的推动作用。
将各个公共产品联立,研究其对农民收入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总量提高并不是构成农民纯收入增长的因素。从财政支农结构看,农业科技三项、支农支出与农民纯收入之间存在明显正方向的同期效应与长期稳定效应。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与农民纯收入之间具有负方向的同期效应与长期效应,这是由于农业科技三项、支农支出的较大正效应掩饰了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的效应；同时是由于农业基本建设支出需要的配套资金很大比例由农民承担造成的结果。目前具有长期显著正效应的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占财政支农支出比重很低,仅为1％水平,财政支农在结构上不够合理,是影响财政支农收入效应的重要原因。
在农村行政管理的研究中,原本设想它的过多供给对农民收入应该有一个负方向的影响,由于缺乏官方与内部数据,论文采用农村机构数量来代替农村行政费用,通过2004年与2005年的全国各地的截面数据分析,我们得不到农村机构数量和农民人均税费支出对农民人均收入有显著影响的结论。
(2)微观研究。根据1997-2006年对永济市80个农户的抽样调查,论文发现农户间收入的基尼系数先下降后又逐步上升。论文利用泰尔指数分析,发现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的差距,说明收入分配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两极,而抽样组别间的差距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农户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比重逐渐增加,财产性收入比重逐渐显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农户的经营性收入比重很高,工资性收入比重很低。论文利用集中率分析出农户收入结构差距主要来自于工资性收入的差距与经营性收入差距。论文发现农户负担呈现了明显累退趋势,贫困型与温饱型农户实际负担率较高,而且负担量均已超过最高上限,小康型农户的实际负担趋于合理,富裕型农户的负担最轻。
论文根据重点在永济市进行的问卷调研,分析农民收入导向的农村公共产品。实证分析表明影响农户家庭收入的重要因素是流动性劳动力的数量,农户收入越高,他对经济合作组织、农村教育、资金以及农产品市场需求的概率越高。农户收入低的人更需要进行创业培训,更需要政府对接受后义务教育的贫困学生实施稳定补贴政策。农村村级基础设施建设急需加大国家的投入,村中“一事一议”筹资操作很困难。促进农村发展首要的问题是解决技术与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并且需要纯朴的民风民俗,需要重视农民的文化产品。壮大农村经济关键是发展规模经济与农村经合组织。论文借鉴外国经验,提出了通过以下公共产品作用机制：包括法律保障机制、特色化产业的规模效益机制、农业保险的风险规避机制、补贴引导机制、农村教育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机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能力提升机制、农业科技的产品质量提升机制以及金融支持机制来改善农民收入。总之,通过整篇论文的研究,我们得出增加农村教育与农村基础设施供给能促进农民收入,农村行政管理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的结论。从宏观分析看,长期稳定的改善农民收入的财政支出依次是：农业科技三项支出、支农支出、农业补贴、农业基础设施支出。从微观分析看,为了提高农民收入,政府最需要供给的是生产性资金、农产品市场、职业培训以及农村经合组织；而农村最需要的是国家对道路与农田水利的投入,以及纠正民风民俗的投入。最后论文提出构建农民收入导向的农村公共财政运作机制,借鉴国外的财政经验,深化农村公共财政理论,推进农村公共财政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