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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差异演变是经济理论研究领域中一个不可避免的课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方面，我国的宏观经济呈现出越来越好的发展态势，但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在区域间的不一致性却表现得越来越突出，甚至影响到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Demurger，2001)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展基础和潜力，按照发挥比较优势、加强薄弱环节、享受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逐步形成主体功能定位清晰，东中西良性互动，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趋向缩小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所以，研究高速增长与区域生产力不平衡结构的演变关系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经济学方法论和实证研究方法思想的角度看，基本假设条件将决定实证研究的对象、内容和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其假设条件(经济运行环境)也应该是不同的，如西方经济理论主要研究相对市场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其经济运行环境与处于发展阶段(市场经济相对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是不同的；所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问题必须立足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即根据中国的特定的经济运行环境来进行分析，只有立足于此的理论研究才具有现实意义。本文认为，假设条件的提出是理论研究中最困难的工作，也是最难创新的部分。基于这样的考虑，论文首先评介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和区域理论的贡献以及其分析中国问题的局限性，本文认为其研究的假设(隐含)可以概括为，生产力平衡结构、“原发式”科技进步机制和自由市场制度；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应该依据中国经济运行现实的基本特征来抽象出理论研究的假设前提，本文认为，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理论前提主要有：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引进式”科技进步机制和国家控制力。这三个假设或者说是基本经济环境对中国宏观经济演变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提出假设条件的基础上，论文分别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对我国总量经济高速增长和区域生产力不平衡结构的演变机制(总量与结构)进行理论分析(论文的重点部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最后通过不同的计量方法对理论推论进行了验证。
(1)供给角度从供给角度来讲，论文主要讨论技术进步、资本和劳动力流动对高速增长中的区域不平衡所产生的影响。众多文献研究资料表明，中国的快速增长最主要取决于资本的快速积累。改革开放之初，为了经济发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向，资本、技术等经济资源必然要集中于经济增长优势之地，对于劳动力(人力资本)而言，由于“劳动力追逐资本”效应的作用，劳动力也会随着资本、技术的东流流向发达区域。所以，“技术跃迁”、“投资潮涌”及其区域不平衡是引起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的最重要原因，也是经济高速增长和区域生产力不平衡结构演化的重要决定因素。
从技术进步角度来看，“引进式”科技进步机制决定了我国技术进步的特点和区域技术进步路径的不同。在这种机制作用下，技术进步主要从“投中学”中获得，因而，我国的技术进步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技术进步包含在大量的投资中(内资和外资)。这就意味着，一方面，投资短期内会向引进技术的区域大幅流入；另一方面，引进技术则意味着外资的大量进入和相关配套内资的大幅增长。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资本积累中包含着越来越多的技术进步。所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和区域不平衡演变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对资本积累的快速增长(投资的快速增长)的研究。
从资本形成角度来讲，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下，“引进式”科技进步机制和国家控制力(税收政策、土地政策、金融政策等)通过投资函数对决定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投资以及其形成机制、投资规模和投资效率产生重要影响(为了说明引进技术和国家控制力的说明，本文构建了包含国家控制力和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如下所示：)。
这样，在“引进式”科技进步机制和国家控制力的作用下，一方面，投资总量的“潮涌现象”、“投资效率”的提高带来了总体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投资结构、投资效率的不平衡又决定了区域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及其演变。因此，投资“潮涌”、投资效率及其区域不平衡是引起区域间生产力不平衡程度扩大的根源，也是引起经济快速增长的根源。
从劳动力的角度而言，资本、技术快速流向沿海发达地区的同时，由于“劳动力追逐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也会随之快速流向发达地区，也就是90年代以来的“孔雀东南飞现象”。论文通过构建了两区域劳动力流动模型来论证劳动力“单向”流动以及其增长效应和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和发达地区的促进。
通过供给方面的讨论，论文得出结论：技术跃迁、投资潮涌是经济高速增长和生产力不平衡结构演化的主要决定因素，只要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存在着技术水平差异，“引进式”科技进步机制就会得以延续，高速增长中的区域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将会不断扩大。
(2)需求角度投资、消费和进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更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区域不平衡演变来讲，投资需求一直保持强劲是高速增长的直接原因，也是区域不平衡演变的决定因素，外贸的快速增长弥补的消费需求的不足，所以从需求的角度来讲，强劲的投资需求和外贸需求是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而消费需求则是制约因素。
对于消费需求，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收入差距(通过建立基于区域收入差距的二元消费函数)以及国民收入流入技术来源国的损失(每年大约1000亿元)，使得国内的消费需求总量不足，增长速度远远跟不上产能的形成速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口需求不能快速大规模增长，那么高速的经济增长只是昙花一现，而产能过剩、经济进入衰退是必然的现象。
二元消费函数如下所示：
C=(α/n+αβ1+n/n+αβ2)Y,(其中α为收入差距，n为人口比重。)对于对外贸易，国家控制力等作用下的低成本竞争使得我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极具竞争力，从而出口需求快速增长成为现实。从数量关系来看，对外贸易表现为净出口的高速增长。一方面，这从理论理论上论证了需求方面经济高速增长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而另一方面对外贸易的区域不平衡加剧了区域生产力不平衡结构的演进。外贸主要通过乘数机制、技术扩散机制、集聚机制和竞争机制对经济增长和区域生产力不平衡结构的发展产生影响。
通过需求方面的分析，论文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区域之间消费需求差异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生产了正向影响，二者在不平衡发展中形成了循环；同时，内需不足时，外贸需求的强劲支撑沿海地区和全国经济增长，而对外贸易的空间分布不平衡也会导致区域生产力不平衡结构的进一步演化。
(3)中国数据的经验验证在这一部分，论文通过VEC模型、SVAR模型和投入产出等不同的计量方法，采用1980-2007年中国31省市相关的宏观经济数据，对理论演绎进行经验验证。
首先，通过数据论文验证了基本假设条件的存在；其次，供给方面，技术进步的数据说明，地理位置具有优势的东部区域在“投中学”的技术进步是非常明显的，呈现出刘霞辉(2006)2所分析的“S”型趋势，本文将之称为“技术跃迁”(如图6-6所示)。伴随着东部区域的技术跃迁，区域之间产业影响力系数和产业感应力系数表明东中西之间的技术联系越来越弱，东部与中、西部技术进步差距可达50和60倍；国家控制力的区域效应，技术跃迁等因素吸引投资大量流向东部区域，形成“投资潮涌”。据本文测算，1981-2006年期间，东部区域的投资规模、人均投资增长、投资效率改善速度均快于中、西部区域；仅占11省市的东部区域投资比重为60％以上，年平均投资效率分别是中部和西部的1.6和1.7倍。引进技术、投资以及投资效率的区域不平衡以及国家控制力对其影响，以及东部技术跃迁、投资潮涌的过程中，劳动力追逐技术、资本流入东部的不平衡现象，更加重了东部与中、西部区域生产力的不平衡演变；技术跃迁、投资潮涌和劳动力单向流动必然会产生高速经济增长。最后，对于消费需求，收入是影响消费规模的最重要的因素。本文主要从收入总量和收入结构两个方面分析其对消费的影响。一方面，由于技术进步而带来每年大约1000亿元的国民收入的流失导致了近800亿元的消费规模的减少；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区域收入结构不平衡通过对全社会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来影响最终消费规模。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低廉劳动力等因素形成的对外贸易的强劲，支撑了经济高速增长。根据本文的测算，对外贸易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不断增加，2006年已经达到了50％。在外贸的快速发展中，引进技术的区域差异带来的对外经济活动的区域不平衡，以及区域进出口贸易方式和产品结构发展的不平衡。
实证分析基本验证了本文关于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不平衡演变的内在联系和演变机制的理论推论，SVAR模型的结构式脉冲响应结果表明，东部区域经济增长对于总体经济增长相比中西部影响更为显著，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东部区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在仅注重经济增长效率的增长观下，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会导致区域间不平衡的进一步扩大。只要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存在着技术水平差异，只要存在引进技术科技进步机制得以延续，中国区域间生产力不平衡将会不断扩大，区域差距的总体趋势也是持续“发散”。
与此同时，中国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中日益出现的问题使区域不平衡演变与高速增长的面临可持续性的挑战。比较突出的问题有：1.消费需求不足对国民经济的制约；在净出口持续增长，区域间收入的不平衡和国民收入流失引起的过低的消费率以及与之相伴的高储蓄率使得国内需求相对不足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长期过度依赖投资的增长；那么在净出口不能持续增长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最终会受消费增长制约。2.“引进技术”客观上促进了本国技术水平的快速提高，但是区域之间技术断层则更有严重，东、中、西的产业联系也说明了这个问题。3.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不平衡演变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的约束。
论文最后针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如：持续降低的消费需求、屡治屡犯的环境污染、不断枯竭的自然资源等等，对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下区域宏观调控进行了初步研究，强调了结构性调控的重要性。在具体的调控措施中，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加强中央政府区域宏观调控，突出结构性政策的必要性。(1)加强区域投资调控，成立区域投资基金，继续提高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服务能力；(2)加大对中、西部区域的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其利用效率；(3)实行差别化的金融政策。(4)培育中、西部区域金融市场；第二，推行区域增长与区域自主创新并重的发展模式。(1)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高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2)加强区域自主创新，提高东部区域产业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力系数，逐步转变技术进步方式。(3)完善激励微观主体自主创新的制度体系--制度是最深层次的动力和激励；第三，刺激消费需求--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经济长期发展的最终动力。(1)提高居民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中西部区域的社会保障；(3)改善居民住房、医疗等；第四，转变“增长第一”的价值体系，树立生态风险的新观念。观念的转变才是经济持续发展，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本文对我国高速经济增长和区域生产力不平衡结构的演变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理论分析和经验验证，论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和贡献体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根据中国宏观经济最基本的特征--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多元经济结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问题进行研究。生产力不平衡结构是我们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显著的基本宏观特征，它与平衡结构一起对发展中国家(不成熟市场)和发达国家(成熟市场)两类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经济特点进行了概括总结。
第二，提出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进步方式的不同，并将此作为研究我国宏观问题的基本假设条件。我国技术进步主要依靠“引进技术”，发达中国家主要依靠“原发技术”，“引进式”科技进步机制和“原发式”技术进步机制决定了发展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路径和方式的不同，同时也就决定了经济增长方式特点的不同。“引进式”科技进步机制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区域生产力不平衡结构演变有着重要影响。
第三，提出中国与其他国家显著不同的特征之--国家控制力。论文定义了国家控制力的概念，分析了国家控制力作用对经济增长和区域生产力不平衡演变的重要影响，并用政策优惠指数实证和论证了中国国家控制力的区域效应以及其对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投资(投资规模及投资效率)的重要影响。
第四，从理论和数量两个方面全面论证了由于“引进技术”而导致了国民收入的流失，国民收入流失进而影响我国总体消费规模。据本文测算，每年大约有1000亿元的国民收入由于“引进技术”而流失，这是影响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五，构建了基于区域收入差距的二元消费函数，从理论和数据方面分析和论证了收入差距对我国消费需求的影响，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每年我国基本上有700-850亿元的消费缺失。
第六，从生产力不平衡结构研究我国自然资源和区域环境承载力的不平衡发展以及其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揭示了其对于我国经济和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