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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苏轼的题画诗及其它题画作品作全面分析，配合他其他绘画和一般文艺理论的研究，理顺他从前期稍为偏重以绘画技巧的画论，续渐演变到後期以个人修养爲主的“士入画”论的演化过程。再者，本文重塑苏轼心目中的“士人画”概念，并探讨後来由此而产生的“士夫画”与“文人画”概念，弄清其名称转变所隐含意义的转变和世代嬗递的关系，给苏轼对“文人画”论的影响和贡献作出比较公允的评价，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
本文以苏轼年青时提出“尊王抑吴”的说法开始，阐述苏轼对专业画工的纯技艺性表现，与文人参与绘画能表达画外之意，已有初步的看法，这是苏轼画论的萌芽阶段。然後，文章梳理了苏轼不同角度探讨诗歌与绘画关系的论述，最後达至“诗画一律”这个纲领，将诗歌与文学的审美原则引用到绘画上面。文章继而研究文同对苏轼的启发，文同的仕宦生涯、处世态度，以至与竹的紧密相处，显示他与竹同道，能够“寓道於竹”，苏轼就是从中领会“技”与“道”的关系。文章然後重组苏轼的“士人画”概念，论证苏轼在不同场合提出看似零碎的画论，与他的“士人画”论存在的关系，以及这些画论与他的文学理论的关连，最後归纳出苏轼“士人画”论。然後，文章追溯苏轼提出“士入画”论的缘起，和分析这些论述出於苏轼的客观条件，进而研究苏轼“士入画”论在南宋的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南宋两部重要画论着作-“宣和画谱”和“画继”。最後，文章探讨苏轼“士人画”论在元明两朝的演化，研究的方向聚焦在元朝赵孟頫的“士夫画”论和明朝董其昌的“文人画”论上。董其昌的“文人画”论尤其是研究重点，因爲，自从“文人画”此名一出，它就兼并了苏轼的“士人画”论。文章剖析了董论的特点，并指出其论与苏论的不同之处。
本文的结论是：苏轼看似零碎的画论，其实都可归结在他的“士人画”论之下，“士人画”论的纲领是“诗画一律”，因爲绘画和诗歌或更广义的文学的共通性，使两者有可以共用的技法和审美要求，就是表现“文人思致”和“技道相通”，其贡献是将绘画的地位和层次提高。“文人画”论虽然兼并了“士人画”概念，但两者重点其实有很大差异，前者由“士人画”重视“文人思致”转移到纯绘画的技法探讨，并加入文人意趣这元素，虽然丰富了绘画理论，但与苏轼“士人画”的概念已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