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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事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意义。在多数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时，群体性事件容易发展为阶级斗争，但在绝对贫困消灭之后，群体性事件通常仅仅表现为维权斗争，因此有可能以理性的方式加以化解。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大转型时期，原有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变，带来了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动。这是一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巨大变革，必然引起各种矛盾的生成、转化、加剧乃至对抗。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不断增多的趋势，并且在规模、频率、范围和强度上都呈现惊人的增长态势。国内外敌对势力借机浑水摸鱼，或试图分裂国家，或试图颠覆政权。为此，有的人忧心忡忡，把群体性事件当作纯粹消极的病态现象，甚至视为不治之症。笔者认为，这完全没有必要。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中国已经在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民生建设不断推进，中国正在消灭绝对贫困现象，这就使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发生了重大改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群体性事件是挑战，更是机遇。只要科学发展观贯彻得好，群体性事件不仅不会破坏稳定，反而会起到促进中国社会加速实现转型的积极作用。因此，研究我国当前群体性事件的现状和特点，探索其形成的深层原因以及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总结现实处置中的成功经验与失误教训，针对将来一段时期的发展态势提出指导原则和对策，这对于顺利实现社会转型，构建和谐、稳定的小康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力图结合社会转型背景，跳出仅分析处理流程的圈子，为从根本上化解社会冲突、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提供理论上的指导。这要求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出发，立足于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在生活理性化的高度上分析相关问题。
所谓“生活理性化”，针对的是群体性事件中的非理性现象，包括事件当事人的非理性行为和事件处置者的非理性判断。这都不利于事件的解决，更不是使群体性事件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推动和促进因素。生活理性化理论建立在全部西方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它不仅标志着把理性认识的理论推进到理性生活的理论，而且意味着把理性生活理论推进到人性生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运用于小康社会建设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通常所谈的“理性”都是指理性认识，即围绕概念、判断、推理展开的认识形式。康德把它概括为理性的理论功能，即所谓的“理论理性”。但在西方哲学史上，人被当作“理性动物”，因此，在实践哲学或道德哲学中，存在着以理性制约本能的理论，这一意义上的理性体现的是理性的实践功能，康德称为“实践理性”。费希特把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统一起来，黑格尔在此基础上把康德的理性称为消极理性(辩证理性)，把费希特的理性发展为积极理性(思辨理性)，试图构建一种理性生活。由于只有绝对精神才可能有这样一种生活，因此这种理性生活的理论遭到费尔巴哈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赞同费尔巴哈对感性的强调，但批评他忽视了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把理性辩证法运用到感性生活的改造中，从而不是像黑格尔那样把生活理性化，或像费尔巴哈那样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实现人的社会化，而是把生活人性化，或在人类社会的基础上实现人的社会化。因此，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把理性理解为人性的一个方面，期待通过人道主义的自我否定和自然主义的自我否定建立一种既符合自然、又符合人的社会生活。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家庭既是基本的生产单位，又是基本的消费单位。这是一种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尚未分化的生活。但古希腊城邦把公共生活即城邦生活和私人生活即家庭生活区别开来，亚里士多德把城邦生活当成理性生活的典范加以研究，从而使实践理性独立出来。古罗马建立了私法体系，从而为近代市民社会的理性建构打下了基础。正如韦伯指出的那样，市民社会意味着生活本身的工具理性化。无论是经济人，还是政治人、社会人等等，作为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都是这种工具理性化的人，也就是马克思早年所称的异化的人。在这种状态下，不仅劳动是异化劳动，而且异化劳动使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发生了异化。在成熟时期，马克思把这表述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随着生产方式的演进，人类社会的对抗形式以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而告结束，从此以后将进入人类社会的时期，即扬弃了市民社会状态的人类社会状态。
目前中国的社会转型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极好印证。只有在这一视野中研究群体性事件，才能找到化解群体性事件的有效途径。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大转型时期，原有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变，带来了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动。这是一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巨大变革，必然引起各种矛盾的生成、转化、加剧乃至对抗。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不断增多的趋势，并且在规模、频率、范围和强度上都呈现惊人的增长态势。国内外敌对势力借机浑水摸鱼，或试图分裂国家，或试图颠覆政权。为此，有的人忧心忡忡，把群体性事件当作纯粹消极的病态现象，甚至视为不治之症。笔者认为，这完全没有必要。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中国已经在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民生建设不断推进，中国正在消灭绝对贫困现象，这就使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发生了重大改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群体性事件是挑战，更是机遇。只要科学发展观贯彻得好，群体性事件不仅不会破坏稳定，反而会起到促进中国社会加速实现转型的积极作用。因此，研究我国当前群体性事件的现状和特点，探索其形成的深层原因以及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总结现实处置中的成功经验与失误教训，针对将来一段时期的发展态势提出指导原则和对策，这对于顺利实现社会转型，构建和谐、稳定的小康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力图结合社会转型背景，跳出仅分析处理流程的圈子，为从根本上化解社会冲突、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提供理论上的指导。这要求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出发，立足于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在生活理性化的高度上分析相关问题。
所谓“生活理性化”，针对的是群体性事件中的非理性现象，包括事件当事人的非理性行为和事件处置者的非理性判断。这都不利于事件的解决，更不是使群体性事件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推动和促进因素。生活理性化理论建立在全部西方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它不仅标志着把理性认识的理论推进到理性生活的理论，而且意味着把理性生活理论推进到人性生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运用于小康社会建设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通常所谈的“理性”都是指理性认识，即围绕概念、判断、推理展开的认识形式。康德把它概括为理性的理论功能，即所谓的“理论理性”。但在西方哲学史上，人被当作“理性动物”，因此，在实践哲学或道德哲学中，存在着以理性制约本能的理论，这一意义上的理性体现的是理性的实践功能，康德称为“实践理性”。费希特把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统一起来，黑格尔在此基础上把康德的理性称为消极理性(辩证理性)，把费希特的理性发展为积极理性(思辨理性)，试图构建一种理性生活。由于只有绝对精神才可能有这样一种生活，因此这种理性生活的理论遭到费尔巴哈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赞同费尔巴哈对感性的强调，但批评他忽视了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把理性辩证法运用到感性生活的改造中，从而不是像黑格尔那样把生活理性化，或像费尔巴哈那样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实现人的社会化，而是把生活人性化，或在人类社会的基础上实现人的社会化。因此，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把理性理解为人性的一个方面，期待通过人道主义的自我否定和自然主义的自我否定建立一种既符合自然、又符合人的社会生活。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家庭既是基本的生产单位，又是基本的消费单位。这是一种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尚未分化的生活。但古希腊城邦把公共生活即城邦生活和私人生活即家庭生活区别开来，亚里士多德把城邦生活当成理性生活的典范加以研究，从而使实践理性独立出来。古罗马建立了私法体系，从而为近代市民社会的理性建构打下了基础。正如韦伯指出的那样，市民社会意味着生活本身的工具理性化。无论是经济人，还是政治人、社会人等等，作为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都是这种工具理性化的人，也就是马克思早年所称的异化的人。在这种状态下，不仅劳动是异化劳动，而且异化劳动使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发生了异化。在成熟时期，马克思把这表述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随着生产方式的演进，人类社会的对抗形式以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而告结束，从此以后将进入人类社会的时期，即扬弃了市民社会状态的人类社会状态。
目前中国的社会转型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极好印证。只有在这一视野中研究群体性事件，才能找到化解群体性事件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