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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城乡之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现象，越来越多的农业劳动者离开农村涌入城市，进城务工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人口流动是影响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的三大因素之一，自从经历了五六十年代的死亡率下降和七八十年代的生育率下降之后，中国已经进入到人口低增长社会，人口流动将是主导今后相当时期的人口形势的主要因素。中国人口的大规模流动现象告诉我们，我国正在逐渐告别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乡土社会，开始逐步走入工业化、信息化的现代社会，这一历史进程是不可逆转的。 人口流动的过程不仅是地理空间的变换，同时也是人口在职业、收入和社会地位上的变化过程。因此，有必要将流动人口的地理空间分布、数量与规模以及性别和年龄结构同职业的变动综合起来进行考察，以求更为全面地反映人口流动的全貌。 人口流动的另一面是流动着的人口，流动人口是人口学与社会学的关注和研究对象。人口学擅长从宏观的角度对人口总体的数量、规模、结构和分布进行分析和研究，对包括人口流动在内的人口现象给予科学的解释;而社会学则能够为人口现象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提供合理的理论解释，将人口现象置于社会结构变迁的背景之中进行考察。本文将人口的空间流动和职业流动作为研究对象，从人口学与社会学的综合视角来研究和分析人口在空间流动过程中的职业变动现象。 研究通过分析具有全国代表性的2009年中国流动人口调查数据，构建人口的空间流动与职业流动的关系模型，通过空间和职业在流动前、流动中和流动后的多重比较，分析空间流动与职业流动的关系、职业的流动模式及可能对职业流动产生影响的因素。研究的主要发现是: 第一，空间流动与职业流动存在联系，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的背景之下，由乡到城的流动实质上是跨越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地区的流动，这种空间流动首先带来了人口职业上的变动，进而反映在社会地位的上升。在初次流动中，人口实现了普遍的上升性流动;再次流动中，平行式流动占据了主体，多数人难以改变自己的职业和社会地位，“梯次流动”的理想流动模型在总体中仅占据少数。除梯次流动外，研究还验证了“倒U”型、“U型”流动模式，并提出了“波形”流动的概念加以概括，波形流动反映了流动的不稳定性。 第二，多重因素都可能对职业流动产生影响:初次流动中，人口的性别、教育程度、家中有无耕地、流动原因、社会交往程度和网络关系强度是影响初职获得的重要变量;再次流动中，外出流动时间、社会交往程度和教育程度分别会对不同初职地位的人产生作用。 在讨论部分中，文章对制度性因素在人口职业流动中可能存在的影响进行了探讨，深入分析了乡城流动人口职业流动和社会流动的局限性。基于研究提出的人口流动的现实模式，本文首先提出要尊重人口流动的内在规律性，将人口流动现象视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然阶段，而非仅将其看作是无序和暂时的现象。其次，文章从社会良性运行的角度，提出要重视流动人口在职业流动中遇到瓶颈和难以上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