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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各种经学史研究论著，因为聚焦于公羊学史上专书、专人的考察，所以都集中地讨论汉代与清代中叶以后的公羊学，而对魏、晋到清初的公羊学问题鲜有论及。但如果考虑到中唐以后经学风气出现转变，尤其北宋以来春秋学名曰“弃传从经”，实为“阴本《公》《穀》”，那么，在这种《春秋》通学的新格局下，公羊学的发展模式是否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以新的面貌与形态继续留存在经学史上？本文尝试提出“《公羊》思想”的研究视角，以两宋为例考察《公羊》思想的延续与发展，呈现公羊学在宋代的特殊表现形态，丰富公羊学史的书写。
公羊学将《春秋》理解为孔子所作的新王之法，通过“三科九旨”等释经原则与方法，传递出“大一统”“尊王”“攘夷”“复仇”“经权”等重要思想。在《春秋》通学的学风背景下，宋儒不拘门户、兼采三传、以义解经，面对政治上加强皇权、抵御外族、抗金复仇等现实需求，遂运用《公羊》思想解读《春秋》，为当代政治统一提供思想依据。
宋儒继承并发展了《公羊》“大一统”思想。《公羊》“大一统”义兼具时间与空间意义上的一统，是在“存二王”、“通三统”前提下的“尊王”。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时代需求下，宋儒喜言“大一统”，但他们对“大一统”的理解，不再具有汉唐公羊学“存二王”、“通三统”的内涵，而是保留和强化了空间意义上的“尊王”。宋儒《春秋》经解中的“大一统”思想以“王命”为核心，强调君王的绝对权力，对公羊学“大一统”内涵中的批判性与包容性有所弱化。
《公羊》“大居正”思想也在宋代产生深刻影响。《公羊传》在隐三年宋宣、穆让国事件中阐发“君子大居正”之义，具体的说，“居正”是指国家定嗣立君必须符合“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原则；宽泛来说，是指国君的道德、行为守正，国家的法律、礼制守正。这两层含义都在宋代持续产生影响，且与两宋政治变迁息息相关。从政权的内部更替看，太祖、太宗兄终弟及，此后帝统完全落于太宗一脉，因此北宋诸儒在解读《春秋》宣、穆兄终弟及的问题上显得敏感而曲折，更为了维护弟之一脉的统治合法性，提出对“居正”的重新理解。而南宋诸儒多推崇《公羊》“大居正”，这与高宗以后君位重归太祖一脉不无关系。从外部看，在多民族林立的坏境中，为了明确赵宋王朝在血缘、道德上居于中原正统，宋儒以“居正”作为正统论的注脚，将《公羊》“居正”所论一国内部的传承原则，扩大为判定前后甚至平行政权孰为正统的标准之一。
《公羊》的攘夷思想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强化。公羊学的夷夏思想与三世、内外等概念相联系，在动态、渐进地体系中区分夷夏，层次分明，蕴含丰富。宋代民族矛盾尖锐，宋儒尤其强调夷夏之别，因此他们摒弃了《公羊》三世脉络下夷狄渐进于中原的动态构成；独取其中“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提法与内涵，无论是对攘夷、尊王关系的论述，还是对华夏、夷狄内外之分的强调，都颇见公羊学的影响。相应的，宋儒较少采纳《公羊》进夷狄之说，只有当夷狄能够忧中国、援中国才许进夷狄。
《公羊》的复仇思想在宋代也非常流行。本于诛讨乱臣贼子、维护君臣之义的目的，公羊学认为臣子应复君父之仇，更有九世、百世仍可复仇的说法。宋儒推重公羊学复仇思想的内在原因，亦在于对父子君臣之伦理纲常的强调。他们注意以尊尊规范亲亲，当复仇中父子、君臣之伦出现矛盾时，主张君的神圣性不可侵犯。但《公羊》九世复仇思想在两宋的发展情况有所不同，北宋时期的学者基本采取排斥态度，多由经传本身出发，由对《公羊传》本身理论体系的批评反对九世复仇说；至于南宋，由于宋、金世仇的现实原因，《公羊》九世复仇思想相当程度地流行于朝野之间，士人或借由九世复仇疾呼抗金复仇、以雪国耻，或通过批评九世复仇而主张休养安定、以图来日，《公羊》九世复仇思想俨然成为南宋春秋学与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乃至个人生命与理想的寄托。
宋儒对《公羊》经权思想也有所继承与发展。《公羊》的经权思想侧重于从行为层面规范行权，其所谓“权者反经”，首先是指权在行为层面上“背反”于经，其次是指原则层面上“归返”于经。宋儒对经权思想的讨论，虽并非仅针对春秋学而发，但皆无法绕过公羊学提出的理念。程颐、朱子皆针对公羊学“反经”的说法提出疑虑，认为“权者反经”的说法将助长乱臣贼子以“权”自饰，故程颐以“义”规范“权”，认为权一旦合“义”便是经；朱子则将“义”上移一层，以“义”规范“经”“权”，既强调了原则层面“义”的最高本体性，又避免了将经、权混为一谈的缺陷，而他的理论架构实与公羊学大同小异。此种以“义”定“经”“权”的理论也反映在宋儒的《春秋》经解中。宋儒以尊王及君臣之义为标准，一致批驳为以下犯上、弑君出君、不秉君命等行为辩护的说法，拒不承认这些行为属于行权的范畴；但对于为了国家存亡、宗庙祭祀等民族大义，而不得已对尊王与君臣之义有所违背的行为，宋儒又默认或嘉奖其行权。
通过考察宋儒对《公羊》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可见公羊学理论在宋代仍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在兼采三传、融汇众家的《春秋》通学风气下，《公羊》思想一方面为宋儒提供了重新解释《春秋》的重要命题与现成资源，另一方面通过众多学者的变造取舍，以新的面貌与形态延续和发展，在整个公羊学史上构成重要的一环。因此，对宋代《公羊》思想的考察，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宋代春秋学，对于丰富公羊学史、经学史的书写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公羊学将《春秋》理解为孔子所作的新王之法，通过“三科九旨”等释经原则与方法，传递出“大一统”“尊王”“攘夷”“复仇”“经权”等重要思想。在《春秋》通学的学风背景下，宋儒不拘门户、兼采三传、以义解经，面对政治上加强皇权、抵御外族、抗金复仇等现实需求，遂运用《公羊》思想解读《春秋》，为当代政治统一提供思想依据。
宋儒继承并发展了《公羊》“大一统”思想。《公羊》“大一统”义兼具时间与空间意义上的一统，是在“存二王”、“通三统”前提下的“尊王”。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时代需求下，宋儒喜言“大一统”，但他们对“大一统”的理解，不再具有汉唐公羊学“存二王”、“通三统”的内涵，而是保留和强化了空间意义上的“尊王”。宋儒《春秋》经解中的“大一统”思想以“王命”为核心，强调君王的绝对权力，对公羊学“大一统”内涵中的批判性与包容性有所弱化。
《公羊》“大居正”思想也在宋代产生深刻影响。《公羊传》在隐三年宋宣、穆让国事件中阐发“君子大居正”之义，具体的说，“居正”是指国家定嗣立君必须符合“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原则；宽泛来说，是指国君的道德、行为守正，国家的法律、礼制守正。这两层含义都在宋代持续产生影响，且与两宋政治变迁息息相关。从政权的内部更替看，太祖、太宗兄终弟及，此后帝统完全落于太宗一脉，因此北宋诸儒在解读《春秋》宣、穆兄终弟及的问题上显得敏感而曲折，更为了维护弟之一脉的统治合法性，提出对“居正”的重新理解。而南宋诸儒多推崇《公羊》“大居正”，这与高宗以后君位重归太祖一脉不无关系。从外部看，在多民族林立的坏境中，为了明确赵宋王朝在血缘、道德上居于中原正统，宋儒以“居正”作为正统论的注脚，将《公羊》“居正”所论一国内部的传承原则，扩大为判定前后甚至平行政权孰为正统的标准之一。
《公羊》的攘夷思想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强化。公羊学的夷夏思想与三世、内外等概念相联系，在动态、渐进地体系中区分夷夏，层次分明，蕴含丰富。宋代民族矛盾尖锐，宋儒尤其强调夷夏之别，因此他们摒弃了《公羊》三世脉络下夷狄渐进于中原的动态构成；独取其中“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提法与内涵，无论是对攘夷、尊王关系的论述，还是对华夏、夷狄内外之分的强调，都颇见公羊学的影响。相应的，宋儒较少采纳《公羊》进夷狄之说，只有当夷狄能够忧中国、援中国才许进夷狄。
《公羊》的复仇思想在宋代也非常流行。本于诛讨乱臣贼子、维护君臣之义的目的，公羊学认为臣子应复君父之仇，更有九世、百世仍可复仇的说法。宋儒推重公羊学复仇思想的内在原因，亦在于对父子君臣之伦理纲常的强调。他们注意以尊尊规范亲亲，当复仇中父子、君臣之伦出现矛盾时，主张君的神圣性不可侵犯。但《公羊》九世复仇思想在两宋的发展情况有所不同，北宋时期的学者基本采取排斥态度，多由经传本身出发，由对《公羊传》本身理论体系的批评反对九世复仇说；至于南宋，由于宋、金世仇的现实原因，《公羊》九世复仇思想相当程度地流行于朝野之间，士人或借由九世复仇疾呼抗金复仇、以雪国耻，或通过批评九世复仇而主张休养安定、以图来日，《公羊》九世复仇思想俨然成为南宋春秋学与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乃至个人生命与理想的寄托。
宋儒对《公羊》经权思想也有所继承与发展。《公羊》的经权思想侧重于从行为层面规范行权，其所谓“权者反经”，首先是指权在行为层面上“背反”于经，其次是指原则层面上“归返”于经。宋儒对经权思想的讨论，虽并非仅针对春秋学而发，但皆无法绕过公羊学提出的理念。程颐、朱子皆针对公羊学“反经”的说法提出疑虑，认为“权者反经”的说法将助长乱臣贼子以“权”自饰，故程颐以“义”规范“权”，认为权一旦合“义”便是经；朱子则将“义”上移一层，以“义”规范“经”“权”，既强调了原则层面“义”的最高本体性，又避免了将经、权混为一谈的缺陷，而他的理论架构实与公羊学大同小异。此种以“义”定“经”“权”的理论也反映在宋儒的《春秋》经解中。宋儒以尊王及君臣之义为标准，一致批驳为以下犯上、弑君出君、不秉君命等行为辩护的说法，拒不承认这些行为属于行权的范畴；但对于为了国家存亡、宗庙祭祀等民族大义，而不得已对尊王与君臣之义有所违背的行为，宋儒又默认或嘉奖其行权。
通过考察宋儒对《公羊》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可见公羊学理论在宋代仍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在兼采三传、融汇众家的《春秋》通学风气下，《公羊》思想一方面为宋儒提供了重新解释《春秋》的重要命题与现成资源，另一方面通过众多学者的变造取舍，以新的面貌与形态延续和发展，在整个公羊学史上构成重要的一环。因此，对宋代《公羊》思想的考察，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宋代春秋学，对于丰富公羊学史、经学史的书写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