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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古以来就缺乏宗教信仰的中国人,无疑生存在一个空前迷茫、丧失精神凭依的时代,深刻的信仰危机和价值、意义危机已经真正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泥潭,佛教空观、老庄相对主义哲学、欧洲虚无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等多种虚无主义样态已经深刻而广泛地蔓延、渗透到了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情形之下,鲁迅与虚无主义问题的深度纠葛,他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及现代社会中固有或新近涌现出的各种虚无主义形态和自己在十年沉默至2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的严重虚无感和价值、意义危机的清理、甄别与批判,以及由于这种摒弃与克服而最终完成的自我实现和高峰体验,无疑都为走出当前的惶惑困境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激励与启示。 人本主义心理学(又称人本心理学)是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重要心理学流派,由于不满足于行为主义学派那种把人看作物理或化学实验对象的“白鼠心理学”(rat psychology)和精神分析学派那种仅仅以病态人为研究客体的“变态心理学”(abnormal psychology),以A.H.马斯洛、C.R.罗杰斯等人为主要代表的一批心理学家主张以所有人尤其是健全或优秀者为主要研究对象,注重研究人的本性、动机、潜能、成长、自由、经验、价值、尊严及创造力、生命意义等重大问题,由此形成心理学上的“第三势力”或第三思潮。按照马斯洛的自我实现心理学理论,人的需要是动机产生的最根本的心理基础,动机则是直接推动人的行为活动的内部原因和动力;其中,人的需要是一个分层次的价值系统,这是一个由基本需要(basic raeed,又称匮乏需求、缺失性需要或D-需求,指自我实现以下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自尊需要,它们的满足较强地依赖于他人和外界环境)和成长需要(growth need,又称成长需求、超越性需要或存在需要,简称B-需求,即自我实现需要)以及与上述两种基本需要交织起来、难以剥离的认知需要和审美需要所构成的复杂集团,它对“人”具有本质的规定性,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想具有完满的人性,这些需要必须同时得到满足:不过,另一方面,某种具体需要的满足程度及其在整个需要系统中所占的比例和位置却是因人而异的,需要每个个体根据自己的潜能与处境作出选择。因此,取决于需要的满足状况的快乐不仅必然会出现层次和类别上的巨大差异,实际上还能够深刻折射出一个人的生命状态和质量。 借助于以马斯洛的自我实现心理学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在将其作为主要的审视角度和研究视域,同时不拘门户偏见地将个体心理学及精神分析学等其它心理学理论也作为辅助性的参考背景的前提下,笔者试图综合呈现出一个思想与灵魂由于极具丰富性和复杂性而呈现出矛盾、悖论的表象,但却没有因此而陷入内在、深刻的混乱与虚无,而是经过不断的发展、调整形成了一个从未丧失主体性的、富有层次的有机整体的鲁迅,也就是作为自我实现者的鲁迅,一个“健康”、“正常”而充满“生趣”的伟人和天才。 文章的研究共分四个部分展开。 第一部分主要透过鲁迅所遭遇到的时代、文化、家庭及教育状况来分析其各层次需要的满足情形,并探讨其成形于生命初期的独特个人“根性”。这一由中西方多种传统文化资源与具体生活经历碰撞、交融而生成的“根性”在某种程度上“规划”了其一生的蓝图,也从一个新的角度为鲁迅何以如此区别于同时代、同阶层的中国人,甚至同家庭且年龄、经历十分相近的周作人提供了一份可能的解释。其中,第一节为“超越病态社会的健康童年境遇”,认为虽然鲁迅所遭遇的社会文化背景自古以来就是非常不利于其中的个体去保护、发展并实现自己的天性和人格的,但他却幸运地遇到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家庭、教育环境,不仅从小就不必将吃饱穿暖之类的低层次基本需要当成主宰、支配其行为的优势需要或主要动机,从而能够进一步追求更高级的基本需要,还充分获得了爱、珍惜、尊重等方面的满足,这对他成年后独立、自主、自尊等性格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节主要讨论了少年时期祖父入狱、父亲早逝的家庭变故对鲁迅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将他从一种冰山般不可靠、不由己的“小幸运”中解脱出来,放在一种位于时代潮流前列、很大程度上可以让人自食其力并有所施展的“大幸运”中去;因此,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心理方面,家庭变革都堪称是鲁迅成长道路上至关重要的有益挫折。第三节通过对《斯巴达之魂》的分析了鲁迅在“西学”与“传统”的文化张力中根据、以自己的兴趣、倾向、关注点为尺度进行了慎重的筛选和抉择,从而形成了牢固而独特的“根性”。 第二部分着重分析留日后期鲁迅通过几篇文言论文所构建的人性理论框架和社会思想草图。从内在方面看,童年及少年时期的高规格需要层次结构导致青年鲁迅的理论和设想太偏重于较高级的基本需要而相对忽略了对当时中国人来说更基础、更优势的基本需要,以至于担负了“唯文化思想论”、“历史唯心主义”等罪名。不过,在可塑性极强、容易受外界影响和感染的青年时期,鲁迅的思想虽有一些不成熟的地方,总体上却已经初步形成了贯穿其终身的主要思想格局。其中,第一节讨论了鲁迅弃医从文、从“兴业”到“科学”、从肤廓到根柢的思想历程;第二节分析了青年鲁迅企图同时完成“立人”与“撄人”的救国计划,“毕其功于一役”的构想;第三节着重讨论他在留日后期因深受章太炎影响而走向“偏至”的具体情形。 第三部分主要讨论鲁迅所遭遇到的“年危机”及重新打开的文学缺口。回国以后,鲁迅在童年、少年及青年时代侥幸获得的较低层次基本需要的那种满足状态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和考验,他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并取得了一定效果的同时,却又陷入了致命的人生意义危机;随后,通过重新打开的文学缺口,鲁迅逐渐开始走出了那场最终将他导向虚无主义的成年危机,重新建立起了基本的生命价值体系,初步为自己的自我实现铺平了道路,但最终还是没能从总体上解决思想深处关于人性问题的内在分裂、对立和纷争。不过,通过对整个需要层次系统集团的重新调整,他已经向自我实现的目标跨出了奠基性的一大步。本章也分三节展开,第一节以“米肉”、“头发”与“礼物”为核心词语,全面呈现了鲁迅所经历的那场成年危机;第二节深入讨论鲁迅在价值与虚无中所作出的最终抉择:“生命的路”并非“差不多”;第三节详细分析了《呐喊》、《彷徨》中不仅表现为“乌合之众”与“害群之马”严重对立的世界,更记录着鲁迅那因操之过急与追求完美而导致严重分裂的内在自我。 第四部分重点讨论最终使鲁迅完成其自我实现并获得种种高峰体验的“杂文性”,其中第一节着重分析张沛君的“冤案”和《野草》的治疗与重生;第二节详细讨论作为“杂感家”的鲁迅那不自觉的“杂文化”与“杂文性”;第三节以“故事新编”为中心集中探讨了鲁迅的自我实现及高峰体验。文章认为,在完成自我实现之前,由于恰巧遭遇到一次使其心理健康面临巨大威胁的日常生活“地震”,过分追求道德自我的完美主义的鲁迅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幻灭情绪和罪恶感。经过一番生活调整和以《野草》为宣泄途径的自我心理疗治之后,鲁迅成功地重获健康,再次聚集起了一定的内在生命能量,并在不自觉的“杂文化”中找到了最充分、最有效地利用和开发自身天资、才干与潜能,同时也能让自己最“正常”、最健康、愉快、酣畅淋漓地从事着自己力所能及而富有意义的工作的最佳方式,实现了表现为“杂文性”的自我,从而以《故事新编》的自信、坦然、从容、幽默、诙谐甚至狂欢的姿态达到了生命、思想与实践的辉煌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