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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文学创作在八九十年代的台港文学界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本文以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前期台港两地几乎同时出现的同性恋文本为例作一比较研究，选取的有代表性的作家是邱妙津、朱天文和李碧华。台湾和香港所具有的被殖民的历史、边缘的地理以及相对隔离的文化处境自然使台港两地的作家在书写处于非中心地位的同性恋现象具有了某些相似性。在三位女作家同中有异的文字书写中，看到，同性恋族群经历了由刚浮出地表的孤寂到渴望被认可的狂欢再到跳出男女关系藩篱的超越的发展阶段，进而实现了为人类的爱情文明和进步进行探索的努力。 论文整体由引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和结语五部分构成。 引言部分在综述台港地区同性恋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邱妙津、朱天文和李碧华的同性恋小说分别从台湾和香港的文化现实出发，勾画出同性恋族群所处的有同有异处境。同性恋问题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和文化价值被作家个性化的眼光予以重新的阐释，为进行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能性。 第一章的主题是"孤寂之爱"。承接引言的论述，本章将对台湾和香港作家的同性恋文本所反映的同志爱情的孤寂性进行阐述。孤独是人类文化发展中一个恒久的主题，反映在同性恋爱情中却自有不同的色彩。从内容上看，同志爱情的孤寂性从根本上说来自于正统伦理道德文化的排斥。邱妙津笔下女同志的孤寂体现出自身内化和社会外加的双重压制，同性情欲正是欲露未露之时，反映了当时台湾文化对同性恋的态度变化，悲情溢于言表。朱天文笔下男同志的孤寂则是情欲过度消费后的空寂和茫然，带有后现代文化的颓废特征。李碧华笔下的男女同志则戴有古典和近代历史人物的面具，他们从一开始就被埋没在一个不可见的世界中，内心的苦闷郁积累累。从形式上看，三位作家都采用了一种小说与寓言结合的文体，虚构性与象征性互为载体，尤其是寓言形式的运用正好与同性恋爱情的隐蔽性与暗示性相契合。 第二章的主题是"狂欢之旅"。同性恋者在正统伦理道德文化的压制下，一方面内心会产生难以抑制的孤寂，另一方面也会有反弹，不甘于绝望。他们亦渴望被理解被接受，使自己的爱情得到伸张。这在三位作家的小说中也有很明显的反映。综合看来，三位作家对同性恋文学的狂欢特征有两种描写面貌:一种是从同志情欲与"光明正大"的身份政治诉求结合的角度切入，一种是从同志情欲与隐秘变异的兽、妖、戏子/鬼等的面目相结合的角度入手，两者亦庄亦谐，极尽反讽戏拟噱耍之能事，将同性恋情欲颠覆、解构传统伦理的文化品格和狂欢之态穷形尽相地展露出来。形式上，三位作家的小说文本不约而同地杂糅了各种文体样式，互文性与包容性丛生，体现了巴赫金所提及的"嘉年华"狂欢风格。 第三章的主题是"超越之道"。在书写同性恋情的孤寂性和狂欢性上，邱妙津、朱天文和李碧华大体上经历了相似的过程，同性恋书写在她们笔下最终成为探索人性价值冲突与社会文明发展的手段。这使她们的同志文本具有严肃的文学意义。在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交织的二十世纪末，三位作家分别通过对同性恋的写作探索了人性救赎的路径。女作家的身份让她们的视角独具一格。邱妙津以自身的女同志身份苦苦探求着艺术、人性与爱情完美结合的世界，她的超越之道是自杀式的死亡。朱天文借着男同志的寂寞寓言达到阴性书写美学的张扬，以此颠覆一切既定文化（包括男权文化与异性恋文化）模式，以书写来告慰孤寂的灵魂。李碧华则以超脱的眼光透视世事人情，同性恋情欲书写不过是其文学世界的一种尝试。文字书写不同程度上成为作家探索人性超越的风向标。 结语部分重申了作家对同性恋文学书写的意义。文学最终是人学，它表现的是人类的生活，人性的复杂，社会的发展。通过对同性恋文学的探索明白，在这个文学天地里，需要对人性之爱与美的呼唤，需要对人类的存在情境，对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做深层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