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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清政治和经济互动的内在逻辑正是新政治经济学的突出特征，而对多种利益相互博弈格局的深入考察则成为新政治经济学分析和解释经济社会现象的切入点。值得关注的是，最终的博弈均衡往往偏离社会最优标准，这一点在再分配领域表现得尤为集中。再分配的无效率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方面，再分配是政治过程的产物，因此，它不同于经济市场上的初次分配，它会引起政治参与人之间的激烈冲突。因此，再分配具有零和博弈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是一种负和博弈，因为各政治参与人的影响活动必然造成实际资源的消耗。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市场也经济市场并不同质，政治市场上的交易成本高昂，所以科斯式谈判经常失效，这会使有利可图的政治契约无法缔结和实施（对于涉及根本利益调整的再分配契约来说尤其如此），潜在的帕累托改进机会也消失殆尽。无效率的再分配政策降低了参与人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激励。就此而言，无效率的再分配难遂人愿。 令人遗憾的是，在大多数公共选择和公共财政文献中，再分配和效率是被分开处理的。这些文献假定在先前某个时刻已经公正地做出了再分配决策，然后再集中分析如何改进资源配置效率这一问题。这一分析的问题在于:它割裂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潜在地假定了政治均衡和经济均衡可以相互独立地被决定。但是，政治和经济是相互影响的，政治均衡和经济均衡必须被同时决定。即使有效率的再分配政策可以构成经济均衡，它也未必能够成为政治均衡。这是因为，不同的再分配政策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而不同的资源配置又会带来不同的权力配置。进一步地，不同的权力配置又会带来迥异的未来再分配政策。这是参与利益博弈的政治参与人所必须考虑的。也就是说，他们不仅要考虑再分配对效率的影响，而且更要考虑当前再分配对未来再分配的影响。于是，不禁要问:在政治经济互动的条件下，再分配必然导致无效率吗？促使有效率再分配政策出台的因素又是什么？ 基于这一考量，本文考察了再分配、利益集团和权力之间的内在关联，构建了一个有关无效率再分配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以揭示无效率再分配政策出现和持续的根源。这一分析框架的基点就是:利益集团对其享有的不对称政治权力的行使和维护造成了再分配政策的无效率，而有效的分权可以改变这一局面。其实，隐含在这一基本命题之后的，正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因果关系链条。现有的再分配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和权力理论侧重分析了这一因果关系链条中的某些环节，但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综合的分析框架。现有的再分配理论表明，正是政治承诺能力的缺乏造成了无效率的再分配政策被采纳，但是，它对政治承诺能力缺乏的根源却没有进一步深究下去。现有的利益集团理论则阐述了利益集团对政治过程无所不在的影响，但是，它往往将利益集团的政治权力等同于集体行动能力，而对政治权力的经济来源却语焉不详。在经济分析中，权力被视为施加成本的能力，这种能力源自对某些关键资源的掌握，但是，这一基于关键资源的权力理论却往往囿于对最基本的社会经济组织--企业的分析，而没有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考察不同社会阶层政治权力的动态变化。国内对再分配问题的研究大多囿于规范层面上的公平与效率之争，而缺乏对影响再分配效率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实证考察。 本文试图在新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将这些相互分离的理论研究综合起来。幸运的是，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这一切入点就是无效率的再分配。这是因为，无效率再分配的根源在于政治承诺能力的不足;政治承诺不足的原因又在于利益集团享有了过多的政治权力，它们偏好并且能够促使无效率的再分配政策被采纳;而利益集团的政治权力又源于其对关键资源的掌握。而且，资源配置格局的调整亦会影响权力配置的格局，影响政治承诺能力的可得性，进而决定再分配政策的效率特征。这样，就解开了这一层层递进的因果关系链条:关键资源→政治权力→无效率再分配。这一链条很好地契合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交互影响，揭示了无效率再分配政策得以采纳和持续的根源。 在此，扼要阐述这一因果关系链条是有益的。在政治舞台上，不同政治参与人享有的实际政治权力存在差异，利益集团掌握了过于集中的实际政治权力。实际政治权力是法律政治权力(de jure political power)和事实政治权力(defacto political power)相互影响的结果。前者指经由政治制度配置的政治权力，后者则指基于对某些关键资源控制权的政治权力。利益集团之所以享有过多的政治权力，不是因为政治制度的规定，而是因为其对那些关键资源的掌握。一旦在初始的资源禀赋配置中占得先机，利益集团也会对事实政治权力进行投资。这样，即使政治制度变化可能会部分削弱这些利益集团的法律政治权力，它们业已享有的实际政治权力却不变甚至加强。实际政治权力的不对称分布损害了政治承诺的可信性，因为这赋予了那些主宰政治过程的利益集团过多的自由裁量空间。而可信的政治承诺恰恰是达成有效率的政治契约（特别是再分配契约）所不可或缺的。因此，政治承诺能力的缺乏就会使得潜在的效率增进机会无法实现。为恢复有效率的再分配，就必须恢复政治参与人的政治承诺能力。这样，从增进效率的角度来说，削弱利益集团的实际政治权力就成为题中应有之意了。 鉴于实际政治权力的双重性，可以双管齐下地对利益集团进行遏制:通过宪政构筑适度分散的权力格局，削弱利益集团的法律政治权力;通过自由市场培育可与利益集团抗衡的力量，削弱利益集团的事实政治权力。两者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如果说宪政体制旨在削弱利益集团权力的法律基础的话，那么市场竞争则旨在削弱利益集团权力的经济基础。正如英国光荣革命的案例告诉人们的，前者也许需要某种历史偶然性（例如，突发的战争和财政危机），不能完全指望既得利益集团自愿的放权，后者则可以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内在逻辑（竞争促使资源向最有效率的地方流动），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今天更是如此。无疑，两者都会形成适当的权力分立的局面，避免实际政治权力的过分集中，从而阻遏利益集团对政策制订过程的过度影响，增进更为广泛的社会利益。进一步地，本文分析表明，政府的引入也未改变人们的基本结论:分权不仅制约了利益集团，也制约了政府本身;这些赋予政治参与人更多的承诺能力，从而使有效率的（再分配）政策成为可能。 亟须说明的是，本文没有详细阐述政治制度的作用，也忽略了制度内生还是外生的差异。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政治制度无足轻重（政治制度配置了法律政治权力，也决定了利用资源的激励是否扭曲），而是因为，在构筑的这一高度简化的理论框架下，即使没有政治制度的影响，利益集团的阻挠也会导致无效率的再分配政策被采纳。对于尚未采纳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的国家（特别是正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国家）来说，利益集团对政治经济均衡的影响（更遑论政府被利益集团所俘获）更是政治参与人面临的最重要的约束。从微观上来说，可以选择某个比较理想的样本来探讨再分配问题;从宏观上来说，可以分析再分配对制度改革整体取向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实现政治经济均衡的机制和路径也许并不相同，但是，政治经济交互影响的内在逻辑大致相同，本文构建的这一分析框架也基本适用。 诚然，本文是对再分配、利益集团和权力进行新政治经济学综合的一个有益尝试，但构建这一新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需要跨学科的学养和宏大的历史视角。对如笔者这样知识结构并不健全且经济基础尚待夯实的一介学子来说，这是一个难以驾驭的挑战。期望这一粗疏而肤浅的研究能够激发对于无效率再分配问题的更深入的探讨，也相信大家对这一分析框架逻辑严密性和理论适用性的真知灼见能够使笔者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