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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鲍德里亚是后现代主义阵营的中心人物之一。作为后现代主义激进而极端立场的代表,他以新奇、多元的理论视角描述了当代的社会状况,对传统理论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和批判,从而在文化、艺术、媒介、政治等领域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作为一名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理论家,鲍德里亚的早期著作以符号学的方法补充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在1973年发表《生产之镜》之后,鲍德里亚理论立场开始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对象也从经济领域转向了媒介、艺术、政治、文化等多重视野,然而他却仍然以新的概念、方法和视角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和社会统治进行着分析和批判。因此鲍德里亚也是西方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家,他的理论里既体现了社会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种种可能方式,同时也表现出了社会批判理论后现代转向可能造成的理论的贫乏和批判的弱化。
鲍德里亚的后现代思想集中地体现在拟像、拟真和超现实等概念之中。他从符号指意关系的任意性原则出发,消除了传统哲学表征体系中稳固的二元对立结构,而认为拟像是一种没有本原、没有指涉、没有深度的存在。以拟像演化的视角考察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鲍德里亚把西方近代社会划分为仿造阶段、生产阶段和拟真阶段,并将拟真世界看成是当代社会的真实写照,也是进入后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通道。在拟真阶段里,计算机、生物技术、信息方式、媒介、模型控制等高科技领域中的符码和模型成为支配现实生活的主要因素,它决定着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进而成为整个社会的组织原则。这个由高科技的模型和符码所构成的社会新形态被鲍德里亚称之为“超现实”。在那里生物技术的DNA和信息技术的0／1二元数字成为了新的造物主,模型与现实、真实与虚假、人工物与自然物、媒介场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内爆了,我们进入了一个超现实的后现代世界。
立足于鲍德里亚的后现代思想,本文以拟像、拟真和超现实等概念作为解读其整体思想的主要线索。在对消费社会的符号学解读中,鲍德里亚认为在符号、影像主导下的消费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现实”,人的消费需要是通过社会外部力量强化和压制而形成的,它失去了与人的自然属性之间的关系；作为消费对象的物品也被剥离了其实体性指涉,成为了与所指失去关联的能指体系,物品转化为符号和符码。在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后,鲍德里亚以后结构主义的方法重新解读了政治经济学。通过消解使用价值与人类生理需要的紧密关联,为商品注入社会差异和文化意义的功能,把商品转化为符号；通过消解价值生产与人类劳动之间的深度指涉,商品的价值规律逐渐被“价值的结构规律”所取代,价值取决于符码在体系中的等级和地位,取决于符码的组织、排列而成的结构。
如果说消费社会学和符号政治经济学理论里,鲍德里亚运用的更多的是符号结构来分析商品概念,那个没有本原、消除指涉物的拟像只是一个隐约的影子,那么在此后的媒介、艺术、文化、政治等领域的分析中,拟像、拟真和超现实成为最关键的分析工具。首先,鲍德里亚把媒介看成是最重要的拟真机器,它借助于电子信息技术无与伦比的制造和流播功能,使媒介场景、信息符码侵蚀到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影像、拟像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内爆了,现实生活被转化为超现实。媒介对现实生活的渗透和重塑,对大众的灌输和压制,导致了社会主体力量的弱化甚至消失,产生了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大众和“社会性的终结"。其次,这些后现代理论的关键词也是透视政治选举和军事冲突事件的独特视角。鲍德里亚把西方民主的代议制、民意测验和民主选举看成是对大众意志的一种拟真,这些政治制度以科学体系的名义遮蔽了大众的真实意愿,将资本、权力的意志强加给了整个社会。政治领域的拟真既揭示了对大众意志表征的虚伪性,也尖锐地批判了政党轮换制所掩盖的权力垄断和虚假民主。从拟真的视角分析军事冲突事件,战争被看成是一种技术拟真,是由媒介引导和操控下的影像剧场,由此鲍德里亚质疑这种战争的真实性,并嘲讽式地宣称“海湾战争从未发生”。借助于新的分析视角,鲍德里亚想要揭示一个被技术和媒介等力量所掩盖的意识形态冲突和碰撞。拟真的战争进程既掩盖了战争的非正义和不人道,同时也成为了西方大国推行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重要途径。最后,拟像、拟真与超现实概念同样是分析文化现象的有效工具。鲍德里亚把美国的迪斯尼乐园看成“拟像世界的完美模型”,在这个完全脱离真实生活的超现实世界里,社会生活中的压迫、异化和苦难的一面被遮蔽了。在一次美国的旅行中,鲍德里亚看到了显现于电影、屏幕和影像之中的美国文化,感受到了它如同自然沙漠一样荒芜和冷漠。他把美国文化看成一个“拟真的试验场”,相对于欧洲文化,美国文化没有深度、没有原本,是一个空洞而纯粹的超现实世界。拟像、拟真与超现实概念既体现着鲍德里亚新颖而独特的后现代理论,又是其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
后现代主义一方面以多元而崭新的视角反思和拒斥西方传统理念,另一方面也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和统治基础进行着剖析和批判。就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言,马克思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批判理论是后现代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源泉之一。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以辩证法和实践作为其本质特征,对西方理性形而上学和资本主义制度展开了猛烈的批判。马克思的批判是以政治经济学分析为基础,并最终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使哲学批判和唯物史观内生于政治经济学,因此,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实质上是一种经济哲学批判。继承着马克思主义对传统形而上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开始反思启蒙理性所带来的灾难后果,并着重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展开了社会批判理论。他们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文化和技术,将社会批判的论域从经济基础转向了上层建筑,强调文化和科学技术对经济基础领域的渗透作用。后现代主义一方面继续将批判矛头对准了西方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拒斥传统哲学的理性中心主义、本质主义、宏大叙事和同一性等观念。另一方面,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也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揭示资本统治的技术模式及其带来的人性异化和精神压制,从而为理解和批判当代资本逻辑的运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因此,某些后现代主义理论里同样承接着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继续展开对西方理性霸权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和批判,由此也使探讨社会批判理论后现代转向成为可能。
鲍德里亚的思想是后现代主义理论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同时也对当代西方社会批判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后现代思想同样有着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反叛和内省。他提出的那个没有本原的拟像、失去现实指涉物的超现实世界就是对传统哲学本质主义的消解,而由技术生成的DNA合成物正在促使主体的优势转向客体,主体概念将在超现实世界中被客体所取代。值得关注的是,鲍德里亚的分析同样关注着经济生活的各种现象,并由此展开了各种社会批判理论,从而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批判融入了更多的后现代元素。在鲍德里亚那里,经济活动的主要领域从生产转向了消费,而人们的消费对象也从物品转向了符号、转向了没有本原的拟像,最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必须转向符号的指意模式分析,才能更深刻地把握和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由于将社会理论批判从经济基础转向上层建筑,在对文化、技术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中忽视甚至否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后现代主义在为社会批判理论提供更宽广、更多元的理论视角的同时,也表现出单一的技术决定论、价值的虚无主义和消极的宿命策略等种种缺陷。最终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深陷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而导致了社会批判理论的软弱与退化。
鲍德里亚的后现代思想集中地体现在拟像、拟真和超现实等概念之中。他从符号指意关系的任意性原则出发,消除了传统哲学表征体系中稳固的二元对立结构,而认为拟像是一种没有本原、没有指涉、没有深度的存在。以拟像演化的视角考察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鲍德里亚把西方近代社会划分为仿造阶段、生产阶段和拟真阶段,并将拟真世界看成是当代社会的真实写照,也是进入后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通道。在拟真阶段里,计算机、生物技术、信息方式、媒介、模型控制等高科技领域中的符码和模型成为支配现实生活的主要因素,它决定着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进而成为整个社会的组织原则。这个由高科技的模型和符码所构成的社会新形态被鲍德里亚称之为“超现实”。在那里生物技术的DNA和信息技术的0／1二元数字成为了新的造物主,模型与现实、真实与虚假、人工物与自然物、媒介场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内爆了,我们进入了一个超现实的后现代世界。
立足于鲍德里亚的后现代思想,本文以拟像、拟真和超现实等概念作为解读其整体思想的主要线索。在对消费社会的符号学解读中,鲍德里亚认为在符号、影像主导下的消费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现实”,人的消费需要是通过社会外部力量强化和压制而形成的,它失去了与人的自然属性之间的关系；作为消费对象的物品也被剥离了其实体性指涉,成为了与所指失去关联的能指体系,物品转化为符号和符码。在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后,鲍德里亚以后结构主义的方法重新解读了政治经济学。通过消解使用价值与人类生理需要的紧密关联,为商品注入社会差异和文化意义的功能,把商品转化为符号；通过消解价值生产与人类劳动之间的深度指涉,商品的价值规律逐渐被“价值的结构规律”所取代,价值取决于符码在体系中的等级和地位,取决于符码的组织、排列而成的结构。
如果说消费社会学和符号政治经济学理论里,鲍德里亚运用的更多的是符号结构来分析商品概念,那个没有本原、消除指涉物的拟像只是一个隐约的影子,那么在此后的媒介、艺术、文化、政治等领域的分析中,拟像、拟真和超现实成为最关键的分析工具。首先,鲍德里亚把媒介看成是最重要的拟真机器,它借助于电子信息技术无与伦比的制造和流播功能,使媒介场景、信息符码侵蚀到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影像、拟像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内爆了,现实生活被转化为超现实。媒介对现实生活的渗透和重塑,对大众的灌输和压制,导致了社会主体力量的弱化甚至消失,产生了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大众和“社会性的终结"。其次,这些后现代理论的关键词也是透视政治选举和军事冲突事件的独特视角。鲍德里亚把西方民主的代议制、民意测验和民主选举看成是对大众意志的一种拟真,这些政治制度以科学体系的名义遮蔽了大众的真实意愿,将资本、权力的意志强加给了整个社会。政治领域的拟真既揭示了对大众意志表征的虚伪性,也尖锐地批判了政党轮换制所掩盖的权力垄断和虚假民主。从拟真的视角分析军事冲突事件,战争被看成是一种技术拟真,是由媒介引导和操控下的影像剧场,由此鲍德里亚质疑这种战争的真实性,并嘲讽式地宣称“海湾战争从未发生”。借助于新的分析视角,鲍德里亚想要揭示一个被技术和媒介等力量所掩盖的意识形态冲突和碰撞。拟真的战争进程既掩盖了战争的非正义和不人道,同时也成为了西方大国推行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重要途径。最后,拟像、拟真与超现实概念同样是分析文化现象的有效工具。鲍德里亚把美国的迪斯尼乐园看成“拟像世界的完美模型”,在这个完全脱离真实生活的超现实世界里,社会生活中的压迫、异化和苦难的一面被遮蔽了。在一次美国的旅行中,鲍德里亚看到了显现于电影、屏幕和影像之中的美国文化,感受到了它如同自然沙漠一样荒芜和冷漠。他把美国文化看成一个“拟真的试验场”,相对于欧洲文化,美国文化没有深度、没有原本,是一个空洞而纯粹的超现实世界。拟像、拟真与超现实概念既体现着鲍德里亚新颖而独特的后现代理论,又是其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
后现代主义一方面以多元而崭新的视角反思和拒斥西方传统理念,另一方面也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和统治基础进行着剖析和批判。就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言,马克思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批判理论是后现代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源泉之一。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以辩证法和实践作为其本质特征,对西方理性形而上学和资本主义制度展开了猛烈的批判。马克思的批判是以政治经济学分析为基础,并最终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使哲学批判和唯物史观内生于政治经济学,因此,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实质上是一种经济哲学批判。继承着马克思主义对传统形而上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开始反思启蒙理性所带来的灾难后果,并着重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展开了社会批判理论。他们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文化和技术,将社会批判的论域从经济基础转向了上层建筑,强调文化和科学技术对经济基础领域的渗透作用。后现代主义一方面继续将批判矛头对准了西方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拒斥传统哲学的理性中心主义、本质主义、宏大叙事和同一性等观念。另一方面,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也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揭示资本统治的技术模式及其带来的人性异化和精神压制,从而为理解和批判当代资本逻辑的运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因此,某些后现代主义理论里同样承接着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继续展开对西方理性霸权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和批判,由此也使探讨社会批判理论后现代转向成为可能。
鲍德里亚的思想是后现代主义理论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同时也对当代西方社会批判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后现代思想同样有着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反叛和内省。他提出的那个没有本原的拟像、失去现实指涉物的超现实世界就是对传统哲学本质主义的消解,而由技术生成的DNA合成物正在促使主体的优势转向客体,主体概念将在超现实世界中被客体所取代。值得关注的是,鲍德里亚的分析同样关注着经济生活的各种现象,并由此展开了各种社会批判理论,从而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批判融入了更多的后现代元素。在鲍德里亚那里,经济活动的主要领域从生产转向了消费,而人们的消费对象也从物品转向了符号、转向了没有本原的拟像,最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必须转向符号的指意模式分析,才能更深刻地把握和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由于将社会理论批判从经济基础转向上层建筑,在对文化、技术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中忽视甚至否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后现代主义在为社会批判理论提供更宽广、更多元的理论视角的同时,也表现出单一的技术决定论、价值的虚无主义和消极的宿命策略等种种缺陷。最终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深陷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而导致了社会批判理论的软弱与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