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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立足已有研究成果，对颜延之诗歌在清代诗学背景下的接受情况进行探讨，力图立体地展现其接受的特质，及其在诗歌接受史上的定位。
清代颜延之诗歌的接受从选录、评点、拟作等多方面展开。
颜延之诗歌在清代古诗选本中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从《采菽堂古诗选》到《古诗评选》，再到《八代诗选》，选家始终致力于修正前人选本的不足之处，进而凸显自己的理论主张。在此过程中，颜诗的选与评也呈现出逐步深入的趋势，从诗歌体裁、题材的发掘进入到情感以及表现手法的探究。同时，选、评结合批评形式的盛行使得清代颜诗接受的层面更为丰富。较之前代的笼统评价，此时选者更注重对单篇作品的针对性评析，从而形成了褒贬不一的评价态度，呈现出对颜诗的不同接受态势。
颜延之诗歌评点在清代更为精细。在力求突破前人樊篱的创新意识与实证学风相结合的背景下，清代论者对颜诗的渊源、风格、地位影响有了新的看法。论者以锺嵘“源出于陆机”说为基础，从具体作品出发指出颜与陆的渊源所在，进而向上追溯，得出颜诗“嗣响《雅》《颂》”的结论。论者对于颜诗风格的阐释，并没有囿于“错彩镂金”的成说，而是发掘出其“古意”,肯定其清真高逸的一面。在与鲍、谢的比较中，论者多认为颜不如鲍，亦不如谢，但又不掩其在诗歌史中所发挥的作用。
颜延之诗歌的拟写在清代也呈现出一定规模。清代对颜诗的模拟以《五君咏》和侍宴诗为主，不仅拟诗数量有所增加，且又有变创之处。清人拟写《五君咏》，虽题材内容发生变化，但仍以承袭颜诗结构、词句、表现手法为主。清代诗人对江淹《颜特进侍宴》篇的模拟，即为对颜延之侍宴体的辗转模拟。从对江淹《颜特进侍宴》的再拟来看，清人颇得颜延之应制之“体”，且又有拓展。
总之，清代是继南朝之后颜延之诗歌接受的又一个高峰期。选录、评点、拟写等方式全面发展，对颜诗的本体辨析也更为细致深入。但其接受结果，却并非再度强化了颜延之诗歌的经典地位。在众多文学思潮的影响下，清代论者对颜诗的评价也各有侧重。颜延之诗歌的权威性已然淡化，已从六朝时期的经典沦为供清代文人学习某种题材、风格的范本之一。从而使论者有了更多评判的勇气与客观的立场，于是又间接促进了颜诗接受的持续发展，使其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
清代颜延之诗歌的接受从选录、评点、拟作等多方面展开。
颜延之诗歌在清代古诗选本中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从《采菽堂古诗选》到《古诗评选》，再到《八代诗选》，选家始终致力于修正前人选本的不足之处，进而凸显自己的理论主张。在此过程中，颜诗的选与评也呈现出逐步深入的趋势，从诗歌体裁、题材的发掘进入到情感以及表现手法的探究。同时，选、评结合批评形式的盛行使得清代颜诗接受的层面更为丰富。较之前代的笼统评价，此时选者更注重对单篇作品的针对性评析，从而形成了褒贬不一的评价态度，呈现出对颜诗的不同接受态势。
颜延之诗歌评点在清代更为精细。在力求突破前人樊篱的创新意识与实证学风相结合的背景下，清代论者对颜诗的渊源、风格、地位影响有了新的看法。论者以锺嵘“源出于陆机”说为基础，从具体作品出发指出颜与陆的渊源所在，进而向上追溯，得出颜诗“嗣响《雅》《颂》”的结论。论者对于颜诗风格的阐释，并没有囿于“错彩镂金”的成说，而是发掘出其“古意”,肯定其清真高逸的一面。在与鲍、谢的比较中，论者多认为颜不如鲍，亦不如谢，但又不掩其在诗歌史中所发挥的作用。
颜延之诗歌的拟写在清代也呈现出一定规模。清代对颜诗的模拟以《五君咏》和侍宴诗为主，不仅拟诗数量有所增加，且又有变创之处。清人拟写《五君咏》，虽题材内容发生变化，但仍以承袭颜诗结构、词句、表现手法为主。清代诗人对江淹《颜特进侍宴》篇的模拟，即为对颜延之侍宴体的辗转模拟。从对江淹《颜特进侍宴》的再拟来看，清人颇得颜延之应制之“体”，且又有拓展。
总之，清代是继南朝之后颜延之诗歌接受的又一个高峰期。选录、评点、拟写等方式全面发展，对颜诗的本体辨析也更为细致深入。但其接受结果，却并非再度强化了颜延之诗歌的经典地位。在众多文学思潮的影响下，清代论者对颜诗的评价也各有侧重。颜延之诗歌的权威性已然淡化，已从六朝时期的经典沦为供清代文人学习某种题材、风格的范本之一。从而使论者有了更多评判的勇气与客观的立场，于是又间接促进了颜诗接受的持续发展，使其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