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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在1901年颁布书院改学堂的“上谕”，此后短短十年内，历时千年的书院被学堂取代，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在书院改制的一纸诏书颁行之后，书院并非马上就变成新式学堂，期间经历了一个过渡的情形，改制初期的学堂保留着书院的痕迹，而随着学堂的建设，书院的特色也慢慢失去。本文着重论述的是，在清末最后十年（1901-1911）中学堂和书院之间存在着的这种承袭与改变的关系。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是广州府越华书院及由其改成的广府中学堂。越华书院创办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是一所旧式科举化的书院。它在1903年10月停办，1904年2月改为广府中学堂。文中通过大量生动的场面描写，对比了越华书院原来的情形与广府中学堂成立后的状况，详细分析了广府中学堂对越华书院的承袭与改变，清晰地揭示出中学堂与书院之间的关系。
总体而言，清末最后十年（1901-1911）中学堂与书院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其一，中学堂直接承袭了书院的物质财产，包括书院的房舍和经费。其二，中学堂保留了书院的教育目标和内容。旧式书院围绕着科举考试进行教育，以儒家经史为学习内容，成为士子登科仕进的预备场所；改为中学堂后，教育目标和内容在制度层面上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但实际上，清政府实行毕业生奖励出身制度，学生入学依然冲着功名而来，课程设置仍以“中学”为主体，使得书院到中学堂的改变只是“形变而神不变”。其三，中学堂阻断了书院特色的传承。书院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一些宝贵的特色，例如尊儒重道的氛围浓厚，实行免费入学和膏火制；中学堂成立后，学潮不断爆发，师道尊严的场面不复存在，并且改行收费制，使贫民子弟对学堂望而止步，书院特色被遗弃在历史在角落里。
这三种关系是逐层深入的，反映出古老的书院在近代教育革新中所经历的蜕变过程。研究这种关系，使我们对书院及新式学校的定位有了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