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随着互联网新技术的发展，网络参与更加广泛网络热点事件频发，由于网络的匿名等特性，现实网络空间中存在舆情的群体极化现象。群体极化现象往往与社会热点事件、公众诉求和政府行政等密切相关，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不断爆发的背景下，网络舆情的群体极化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然而网络舆情群体极化的相关前期研究将关键问题锚定在了网络热点事件的内生逻辑如何，关键影响因素如何等难点问题上。在方法上多使用单案例研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随着互联网新技术的发展，网络参与更加广泛网络热点事件频发，由于网络的匿名等特性，现实网络空间中存在舆情的群体极化现象。群体极化现象往往与社会热点事件、公众诉求和政府行政等密切相关，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不断爆发的背景下，网络舆情的群体极化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然而网络舆情群体极化的相关前期研究将关键问题锚定在了网络热点事件的内生逻辑如何，关键影响因素如何等难点问题上。在方法上多使用单案例研究，相关研究的所发现的舆情群体极化影响变量的稳健性水平与内生逻辑的宏观程度还不能很好地满足网络舆情极化治理研究。
本文基于信息生态视角，在梳理和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信息、信息人、信息技术、信息环境和政府回应五个要素出发提炼出“事件类型”、“公众诉求”、“意见领袖”、“首发方式”、“媒体报道倾向性”、“谣言”和“政府回应”七个解释变量，并在《中国互联网舆论分析报告》选取2013年—2018年间42起网络热点事件，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进行变量识别与逻辑抓取。研究发现：①网络舆情在多种因素组合影响下的群体极化有三种路径组合逻辑，即公众诉求型、公共事件型和报道倾向型路径组合。②根据简约解得到最短路径组合为“公众利益诉求*政府回应不及时”，这与当前学界提出的政府网络舆情“压力——回应”模式的研究相一致，也符合我国特色网络舆情现状。③事件类型、公众诉求、首发方式和意见领袖等是关键因素，对网络舆情的群体极化产生重要影响。④“政府回应”存在于所有网络舆情群体极化路径组合中，也即政府回应这一变量是网络舆情群体极化的必要条件。这与我国独特的网络舆情环境密切相关，不论从文化、新媒体发展还是从制度而言，事件发生后社会公众都期盼政府回应。基于此，本文从舆情预警、引导和治理三个角度以及更新理念、构建机制和提升回应能力提出网络舆情治理的对策建议。
其他文献
现代经济活动中，随着证券市场的高速发展以及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投资行列中。但是，中国股市走势图“急升急降长盘恒”的特点反映出市场投资的不理智、不健康。据Wind数据对比近十年中美股市估值水平的走势，呈现出很大的分化：从权重蓝筹股方面，A股上证50指数近十年市盈率平均值为10.44倍，道指成分股近十年平均市盈率为17.35倍，权重蓝筹股的A股估值水平大幅低于美股。但另一方面，A
政社关系在国内外一直都是颇受关注的社会科学议题，对于我国的政社关系研究而言，目前学界的研究大都是尝试性或描述性的，是在国外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总结我国经验、发现问题。现有的研究都无法清晰或者全面的解释我国政社互动关系的现状，其中有一点现实因素就是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方因文化、经济背景的差异使得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互动关系的类型太多样化，因此基于某一个地方的政社互动关系研究具备可操作性和针对性。重庆市作
当前，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爬坡上坎的关键时期，在农村各类事业逐步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很突出，构成乡村治理的最大阻力。农民专业合作社虽然是乡村的一类经济组织，但在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之中，日渐发展成为创新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载体，深深嵌套于中国的乡村治理体系之中。尤其是随着新时期精准扶贫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深具益贫性、互助性特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推动乡村社会各方力
粤港澳大湾区是由珠三角9个城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组成的城市群，它是三大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之一，是中国改革开放新阶段的重要示范，是建设“一带一路”战略枢纽、构建“走出去，引进来”双向平台的重要支撑。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最具开放性和经济活力的地区，此地已建立多年合作基础，但距离世界一流湾区的发展目标仍然有较长距离。在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个法律体系的异质城市群内，如何实现要素便利流通、资源高效
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转变成更加关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经济在快速发展中忽略了环境保护，近年来出现了雾霾、温室效应等社会上整体性问题，社区内则长期存在卫生脏乱、噪音污染、绿植稀少等环境问题。社区是社会基层治理中最基础的单位，民众主要的生活场所，其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其生活的幸福指数高低，良好的社区环境治理是社会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石，所以近年社区环境治理引
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强调证据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主张将严谨有效的证据纳入到政策制定、评估以及改进的过程中,从而提高政策制定科学性以及公共政策质量。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自上世纪末于英国产生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迅速盛行，受英国实践启发以及自身国情需要，美国自本世纪初以来在吸取和借鉴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大力推行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经历了产生、发
社区作为社会生活共同体同时也是社会治理中最基础的单元，在最末梢的位置上承接着经济社会体制变革带来的震荡，发展和完善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基础的社区治理，对于实现我国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随着单位制解体和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日益分化使得基层社会中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基层社会治理的碎片化和复杂化问题也导致社区治理面临着种种困境。 为此，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对基层社会治理的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断深入，“一带一路”倡议进入换挡提速、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其中对“一带一路”影响力排名前50位的企业中，央企和地方国企分别占比36%和20%，公共资本为沿线国家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合作和技术方案做出重大贡献，为沿线产能承接国家增加就业、开发人力资源、发挥比较优势提供有力支持。同时应该看到，“一带一路”公共设施项目具有投
中国是五年规划(计划)实施时间最长且最成功的国家，发展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可以追溯到1953年的“一五”计划，至今已经编制和实施了十三个五年规划。作为重要的发展工具和手段，五年规划在调节政府与市场关系和改善宏观调控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围绕五年规划的学术研究在不断的深入和拓展，规划实施绩效评估是其中一个重点的研究方向，这有助于从规划的执行与落实过程中把握政策的效果。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统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的“治理有效”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一步。由于我国乡村社会的特殊性，乡村治理融合了正式力量与非正式力量，是现代因素与传统因素相结合，是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与自下而上的非正式规范相互协调的过程。乡村社会经过长期的发展仍然保留着些传统性因素，正是乡村社会的这种传统性因素的存在，使得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存在并作用于乡村社会中，并且对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