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知识分子的身份建构问题，一直是文艺学研究中的热点。何其芳的身份定位与文学创作，随着个人经历与时代风气的变化，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因此学界将何其芳“奔赴延安”作为一个转折点，此时何其芳从一个唯美派诗人，成为了投身于革命斗争与政权建设的文艺工作者。然而，何其芳的内在人格与外在身份并不是割裂的，他的转变具有前后逻辑的一致性，因此他虽然具备了多重身份与多样化的创作风格，但他的心路历程与价值观念却处于不断融合、反思与进步的进程中。因此，晚年的何其芳才能够以多重身份、多种形式进行文学创作，重构了一个“完整的何其芳”。
早年作为唯美派诗人的何其芳，陷入了五四知识分子普遍面临的“自我困境”，存在个人主义创作观念与民族主义爱国热情的矛盾。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本应该对传统文化采取完全否定的冷漠态度，以达到社会启蒙的根本目的，但因民族危机而产生的爱国情绪迫使他们保留传统的家国观，因此五四知识分子到后期产生了分裂，一部分走向了“传统文化”，一部分走向了“社会主义革命”。何其芳正是在走出北大象牙塔、返回家乡的途中，亲身经历了人世间的艰辛，为了摆脱悲观无助的爱国主义，他选择在放弃个人自由主义的写作，奔赴延安、投身革命，改变中国当下内忧外患的现状。
何其芳从个人主义诗人、转向社会主义革命者的过程，与其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感受到“自我撕裂”的知识分子不同，作为思想改造“模范生”的何其芳，他的转变过程没有参杂过多的外部因素，也不是强迫性的政治站队。何其芳在城乡视野的个人经历中主动实现了思想转变，发现了自己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不谋而合的一面，从而从个人主义诗人蜕变为无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从一名文学创作者转变为文学评论家。何其芳转变前后的创作理念与思想观念具有一致性，即便身处流行“阶级分析”与“政治批评”的文学评论界，何其芳也在文学评论中保留着早年唯美派诗人的文人气质，也使得重构“完整的何其芳”成为可能。
何其芳在经历了早年的身份的转变，以及常年的文学艺术评论工作后，晚年赋闲在家的何其芳进行了各种方式的文学创作，通过写作回忆录式的“检讨书”、构思自传式的长篇小说、重新拾起抒情诗歌中的个人话语，同时将个人主义抒情诗人、投身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与唇枪舌剑的文学评论家，三种身份重新统一到一起，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何其芳”。
早年作为唯美派诗人的何其芳，陷入了五四知识分子普遍面临的“自我困境”，存在个人主义创作观念与民族主义爱国热情的矛盾。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本应该对传统文化采取完全否定的冷漠态度，以达到社会启蒙的根本目的，但因民族危机而产生的爱国情绪迫使他们保留传统的家国观，因此五四知识分子到后期产生了分裂，一部分走向了“传统文化”，一部分走向了“社会主义革命”。何其芳正是在走出北大象牙塔、返回家乡的途中，亲身经历了人世间的艰辛，为了摆脱悲观无助的爱国主义，他选择在放弃个人自由主义的写作，奔赴延安、投身革命，改变中国当下内忧外患的现状。
何其芳从个人主义诗人、转向社会主义革命者的过程，与其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感受到“自我撕裂”的知识分子不同，作为思想改造“模范生”的何其芳，他的转变过程没有参杂过多的外部因素，也不是强迫性的政治站队。何其芳在城乡视野的个人经历中主动实现了思想转变，发现了自己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不谋而合的一面，从而从个人主义诗人蜕变为无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从一名文学创作者转变为文学评论家。何其芳转变前后的创作理念与思想观念具有一致性，即便身处流行“阶级分析”与“政治批评”的文学评论界，何其芳也在文学评论中保留着早年唯美派诗人的文人气质，也使得重构“完整的何其芳”成为可能。
何其芳在经历了早年的身份的转变，以及常年的文学艺术评论工作后，晚年赋闲在家的何其芳进行了各种方式的文学创作，通过写作回忆录式的“检讨书”、构思自传式的长篇小说、重新拾起抒情诗歌中的个人话语，同时将个人主义抒情诗人、投身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与唇枪舌剑的文学评论家，三种身份重新统一到一起，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何其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