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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涩”是中国诗学的重要概念，具有丰富的美学意蕴。在未进入文学批评之前，“涩”主要有三种用法，分别是医学上的“涩脉”、饮食中的“涩味”和书法中的“涩笔”，这三个含义奠定了后世对“涩”概念的理解和运用方式。到了隋唐时期，“涩”被运用到了文学批评领域，作为描绘诗歌音乐性不佳的术语。初盛唐的诗人们纷纷对“涩”进行抵制，认为它妨碍了对“圆”的美学追求。但正是这种抵制，给唐诗埋下了一定的隐患。
从盛唐后期开始，“涩体”日益凸显，其代表是杜甫和《箧中集》诗人群。杜甫创造了拗律以抒发自己对时局的忧虑，《箧中集》诗人们则运用“涩调”以复兴汉魏古风。中唐时期，顾况对“涩体”的发展也有所贡献，启发了韩愈、孟郊等人，后者试图用“涩调”来追求“怪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并没能持续下来。韩孟等人的做法提示了宋代诗人，可以通过“涩调”来挑战“圆美”的独尊地位，从而开辟新的诗风。
宋朝建立以后，宋人形成了自己的“平淡”的审美理想。为了在诗歌中创造这种境界，诗人们普遍同意要通过“涩”来领悟“淡”的真谛。梅尧臣师法于韩愈，试图由“奇涩”而造“平淡”。苏轼对陶渊明十分青睐，发现了“枯涩”与“平淡”的紧密联系。黄庭坚将目光投注到了晚期杜甫诗，倡言要通过“生涩”来通达“平淡”。
宋代诗学接纳了“涩”，并在一定程度上将“涩”转化成了趣味。具体表现在对“寒涩”的超越、对“苦涩”的品味和对“生涩”的欣赏三个方面。可以说，宋诗正是通过对“涩”的包容而形成自己的特质的，相比较唐诗而言，在诗歌理念上是有所进步的。但理念的发展不等于诗歌美学的提高，而只是诗学类型的转换，唐诗与宋诗各有所长，不能随便区分优劣。
对唐宋诗学“涩”概念的关注启示我们，一是要重视并加强中国文论负面概念、次级概念、辅助性概念的研究，以便于更加深入细致地揭示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之发展；二是要更加具体而微地考察文学与文论的互动关系，避免用文论发展史化约文学自身的复杂性；三是要发掘中国文学、中国文论中某些未曾言明或未曾体系化的文学思想，阐明古人的未尽之言与未言之意，从而通达往圣之妙处、先贤之心灵。
从盛唐后期开始，“涩体”日益凸显，其代表是杜甫和《箧中集》诗人群。杜甫创造了拗律以抒发自己对时局的忧虑，《箧中集》诗人们则运用“涩调”以复兴汉魏古风。中唐时期，顾况对“涩体”的发展也有所贡献，启发了韩愈、孟郊等人，后者试图用“涩调”来追求“怪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并没能持续下来。韩孟等人的做法提示了宋代诗人，可以通过“涩调”来挑战“圆美”的独尊地位，从而开辟新的诗风。
宋朝建立以后，宋人形成了自己的“平淡”的审美理想。为了在诗歌中创造这种境界，诗人们普遍同意要通过“涩”来领悟“淡”的真谛。梅尧臣师法于韩愈，试图由“奇涩”而造“平淡”。苏轼对陶渊明十分青睐，发现了“枯涩”与“平淡”的紧密联系。黄庭坚将目光投注到了晚期杜甫诗，倡言要通过“生涩”来通达“平淡”。
宋代诗学接纳了“涩”，并在一定程度上将“涩”转化成了趣味。具体表现在对“寒涩”的超越、对“苦涩”的品味和对“生涩”的欣赏三个方面。可以说，宋诗正是通过对“涩”的包容而形成自己的特质的，相比较唐诗而言，在诗歌理念上是有所进步的。但理念的发展不等于诗歌美学的提高，而只是诗学类型的转换，唐诗与宋诗各有所长，不能随便区分优劣。
对唐宋诗学“涩”概念的关注启示我们，一是要重视并加强中国文论负面概念、次级概念、辅助性概念的研究，以便于更加深入细致地揭示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之发展；二是要更加具体而微地考察文学与文论的互动关系，避免用文论发展史化约文学自身的复杂性；三是要发掘中国文学、中国文论中某些未曾言明或未曾体系化的文学思想，阐明古人的未尽之言与未言之意，从而通达往圣之妙处、先贤之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