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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文明和谐的向往源远流长。从大同社会、理想国、乌托邦、太阳城到实业制度的种种社会蓝图设计，无不凝聚着人们渴望超越现实社会的不和谐状况、试图创造新的和谐文明的理想主张。在当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窘况。文明发展当中的深层次矛盾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日趋加剧，使文明的和谐发展越来越成为关切人类自身命运的紧迫问题。身处文明研究倍加增温的新世纪之始，更要以应对挑战的姿态，坚持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去考察文明和谐发展的走向，进一步阐发马克思主义的文明理论。 本文主体结构分为四个部分，一共四章。 第一部分分别以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为线索梳理了从古代开始直至近代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和谐理念的流变。伴随着对客观世界的科学认识与实践体验，人类对和谐理念的认知不约而同地从最初朦胧的感性认识发展为今天较系统的深刻理性认识。又由于不同的文明历程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和谐理念在不同文明中又展现出独特的风格。东方文明擅长综合思维，因此和谐理念比较丰富。在古代中华文明中，有关和谐理念的关注与讨论相对集中于先秦、秦汉和宋明三个历史时期。和谐思想的萌芽产生在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探索世界本体的过程中，他们提出了“和实生物”、“和而不同”等万物生成的唯物观点，形成了《易经》中以独具特色的“阴阳”矛盾范畴来表达万物变易的辩证思维，并将对和谐思想的把握运用到了社会政治、伦理等领域加以发挥。秦汉时期的和谐理念因秦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迫害受到了冲击，又因汉朝“独尊儒术”的确立得到恢复。但这一时期的和谐理念总的表现为僵化地看待事物对立面的和谐存在、排斥对立面在斗争中的互相转化，使其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宋明时期的和谐理念分别沿着“中庸之道”与“不畏其争”的两种路线发展，反映了皇权专制统治加强下思想发展的逻辑特点，代表着中国古代哲学的较高水平。西方文明擅长分析思维的特点并不影响和谐理念在其中的蓬勃生长。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以“隐藏的和谐”来表达事物对立面既斗争又统一的辩证思想，毕达哥拉斯作出了“和谐就是一定的数的比例关系”的论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命题等都是古希腊和谐思想的典型代表，这些观点饱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因素，至今仍有价值。中世纪欧洲的文化思想由基督教占据统治地位，经院哲学的神学家们从形式上提出“美即和谐”，认为世界按照上帝的安排表现为整体的和谐秩序。西方近代早期的和谐思想，关注事物整体性中质的差异的统一，并产生了“和谐系统”的思想雏形，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反对神权斗争的需要和自然科学繁荣发展的趋势。 第二部分转入马克思主义关于文明和谐观的理论阐述。马克思主义从唯物史观的视角考察文明和谐发展的走向，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视为推进文明由低向高发展的动力，客观地反映了文明演进冲突与和谐交织的辩证统一过程，从而将人类的和谐文明理想由空想变成了科学。首先，马克思主义的文明和谐观是建立在对和谐理念的科学认识之上的。马克思主义总结了哲学史上由来已久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成果，明确提出了世界统一于物质的唯物主义命题，这一哲学上的物质基本原理为科学的和谐理念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辩证法，系统地揭示了事物发展对立统一的规律，哲学范畴上关于矛盾的根本观点是科学和谐理念的核心。马克思主义还以系统的观点看待自然界和社会，为科学和谐理念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和谐理念贯彻到历史观上所形成的文明和谐观描绘了文明和谐发展的辩证图景。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是建立在人们物质实践活动的基础之上的，人类文明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唯物史观坚持以经济分析的方法来探讨文明发展的规律，认为在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中贯穿着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变迁的运动，因而文明演进呈现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从冲突、对抗到相互适应、协调运行的循环上升过程。马克思主义正是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抗中产生的不和谐状况不满而要求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以达到文明和谐的状态，因而马克思主义详尽分析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作用与局限性，并且设想了共产主义文明的新形态，为客观而全面地描绘了文明发展的历史轨迹。本章最后落脚到探讨马克思主义文明和谐观的研究方法上，挖掘深藏在理论自身的最高和谐境界。唯物史观本身由历史决定论与历史辩证法这两个统一的有机理论内涵构成，在考察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坚持了社会历史观和主体价值观双向视角的统一，在评价文明的发展程度上实现了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人的发展状况双重尺度的统一。 第三部分着力于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与近现代西方文明观进行对比。近现代史上出现的几次文明研究热潮表明，关注人类命运与历史变迁是近现代文明理论的聚焦点。文明理论批评家们不满于文明危机导致的不和谐现状，在追求和谐文明的理想导引下纷纷提出各种警世救亡的理论主张。形成于启蒙运动时期的文明理性进步倾向和怀旧浪漫倾向分别以伏尔泰和卢梭的思想观点为代表，奠定了近现代文明理论中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两种不同流派争论的基础。经历过世界大战给人类文明带来巨大创伤的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继承启蒙主义悲观消极派的观点，从文化视角来考察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通过预测文明衰败和解体的可能性表达了对人类文明前景的担忧。另一些文明批判理论家们则从人本主义的立场出发深入地批判了逐步扩大化的工业文明危机，精神分析学派分析了文明进步使人付出的代价，存在主义反思人韵存在的危机，法兰克福学派揭露了人的全面异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文明出现了知识经济、全球化等新态势。与此相应，后现代主义主张解构现行社会，罗马俱乐部提出了“增长的极限”，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大行其道喧嚣一时。在近现代众多的文明理论当中，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作为一种超越性的理论，科学阐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指导着人们追求文明和谐的理想社会。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理论优越性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透过文化的迷雾找到了文明的物质根基，真正实现了物质与精神的和谐统一;二是澄清了人们对科技的各种误解，从而树立起科技与人文和谐共存的科学观念;三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对人的地位做了科学定位，为人们认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提供了正确思路;四是落脚到政治经济分析法找到了造成文明危机的历史根源，并超越道德批判的一般认识主张通过改造现实的社会关系来解决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使人类对文明和谐的向往走出了乌托邦的困境，为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指明了现实可行的道路。 第四部分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来谈马克思主义文明和谐观的当代形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国际环境呈现的复杂状况与内部建设所处的转型阶段，都决定着和谐文明建设是摆在当代中国人面前的一大重要课题。当代的和谐文明建设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文明和谐观的指导，马克思主义赋予了文明科学的涵义从而确定了和谐文明是相对于蒙昧野蛮的一种理想指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自然统一论、世界一体论、社会系统论又对不同层面的和谐文明实践作出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和谐文明建设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的和谐社会。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应该合理借鉴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发展理论及其经验教训，选择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坚持多元文明平等交流的原则，争取外部和谐的国际环境;总结党在历史上走过的弯路，探索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和谐发展的道路。 文明和谐发展始终是人类强大的价值诉求，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正是引领人们逐步实现这一理想的科学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也正是立足本国国情实现经济、政治和文化协调发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共同进步的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论者，现阶段明确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体现了中国实践发展的时代要求，这一奋斗目标的确立必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