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但是进入新常态以来，随着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增长缺乏内生动力，制造业单轮驱动已无法完成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生产性服务业因专业化分工而从制造业中分离出，与制造业有天然的联系，在促进制造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与生产性服务业中心，提高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是推动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举措。本文研究长江经济带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对提高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集聚水平，促进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
本文梳理了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产业协同集聚以及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和相关文献；通过描述统计的方法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地区经济增长现状、制造业发展现状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运用区位熵值法计算了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集聚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构建协同集聚指数，对长江经济带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进行测算分析；最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长江经济带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考虑外贸依存度和政府干预程度对协同集聚水平影响经济增长的调节效应。全文主要结论如下：
(1)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地区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发展态势，地区经济总量和经济发展规模持续扩大，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高。虽然总体来看区域发展不平衡，但三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太大差异。(2)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发展总体规模不断扩大，且集聚水平较高；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迅速，总体规模不断扩大，但地区差异较大，集聚水平不高。(3)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各省之间相差不大，反而长江上游地区的协同集聚指数比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还要略高一点。(4)长江经济带地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对经济增长显著正向作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指数与政府干预度的交互项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政府干预水平对协同集聚促进经济增长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有针对性地对提高长江经济带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水平和促进经济增长提出相应的建议。
本文梳理了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产业协同集聚以及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和相关文献；通过描述统计的方法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地区经济增长现状、制造业发展现状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运用区位熵值法计算了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集聚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构建协同集聚指数，对长江经济带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进行测算分析；最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长江经济带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考虑外贸依存度和政府干预程度对协同集聚水平影响经济增长的调节效应。全文主要结论如下：
(1)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地区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发展态势，地区经济总量和经济发展规模持续扩大，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高。虽然总体来看区域发展不平衡，但三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太大差异。(2)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发展总体规模不断扩大，且集聚水平较高；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迅速，总体规模不断扩大，但地区差异较大，集聚水平不高。(3)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各省之间相差不大，反而长江上游地区的协同集聚指数比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还要略高一点。(4)长江经济带地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对经济增长显著正向作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指数与政府干预度的交互项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政府干预水平对协同集聚促进经济增长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有针对性地对提高长江经济带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水平和促进经济增长提出相应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