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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开学季可能迟来了一些，但校招带来的一拨“灵魂拷问”还是逃不过去。裸辞、算法、酒桌文化、职场霸凌……太多让人心里痒痒的话题和关键词。
对此，未来预想图推出“年轻人职场调查”，这次的主题有些让人焦虑，但是又反映了年轻人的职场状态：什么时候，你会觉得在做的工作“没有意义”？你会担心自己的“35岁”吗？我们想问，现实和理想之间，年轻人在面临什么样的落差？
本次调查于2020年9月21日至9月28日通过未来预想图公众号（ID：D-Laho）发布完成，共回收312份问卷。其中，有95.8%的受访者年龄分布在21至39岁之间。20岁一代（21至29岁人群）与30岁一代（30至39岁人群），恰好是总受到舆论关注的“90后”与“80后”。这两代人的成长过程也不断被质疑、比较。但在职场中，不同年龄族群是否真的有很大认知差异？在这次调查中，我们以20岁一代与30岁一代为对比基准，发现了7个具有参考性的结论。
从结果来看，大多数受访者都相信，35岁求职难的现象的确存在，为此焦虑的受访者占全体的37.2%。
如果细分年龄，在21至29岁的人群中，半数受访者表示无所谓或者有信心，但有36.5%的人受“35岁”焦虑影响，而30至39岁受访者中，有34.1%的人很焦虑。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组受访者都不太常见到“35岁以上且发展不错的同事”，认为舆论太夸张的受访者分别只占7.1%和11.4%。在上海一家合资工厂担任文员的于重远说，因为公司结构、层级等缘故，他身边的人只有领导超过了35岁，他也没有考虑过怎么样才算“发展不错”。
另一方面，年龄和资历明显会影响受访者的思考方式，30%还没到30岁的人，倾向于“无所谓，走一步看一步”。相比之下，约3成的“30岁一代”不再那么随性，却也多了几分坚定与自信。
30岁的自由职业者薛成认为，没必要渲染“35岁焦虑”，公司本就是金字塔结构。他倾向将35岁看作一个人生转折点，因为家庭、公司和外部环境对个人的影响力会减弱。
在他看来，焦虑只是表象，不该绑定年龄。每个人有各自的特殊情况和偶然性。那实际上每一个节点你都焦虑，因为你总在赶进度、追别人。如果你按照自己的条件，按部就班地往前走，会存在内驱力，但不叫焦虑。
注：在本次调查分析中，“20岁一代”指的是21至29岁
3位年龄段在21至29岁之间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还不能想象这种焦虑，理由是“35岁离我还很遥远”，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只会等待，已经有人行动起来。他们通过人群，“30岁一代”指的是30至39岁人群。问卷告诉未来预想图：“希望通过现在的自己，更努力一点，改变未来的焦虑状态。”“不担心自己的认知发展，会担心自己的技术发展和身体情况，会尽可能做好准备的，不单单是为了工作。”
超过35岁，也不等于拿到了“安全屋”门票。40至49岁受访者中，也有2位表示他们焦虑职场发展。尽管已经在职场超过10年，他们似乎还没获得安全感。
何皎是毕业于上海一所大学的应届生，计划回老家考公务员。她说道：“初中时候还很不屑公务员来着，觉得十几年如一日。现在就不要说北上广了，在十八线省城赶地铁我都觉得累。公务员朝九晚五，在到处996、007的焦虑里是清流。”
何皎告诉未来预想图，像她一样焦虑的年轻人不在少数。很多人瞄上了“稳定、有保障”的公务员，千人争抢一个岗位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她所在的学院，“（考公务员）上岸率才4.9%”。这群大学生习惯把考研、考公务员成功称为“上岸”，不用“下海”创业，还能脱离“苦海”。
她和室友天天讨论是否要留在上海打拼。“30岁之后，想要买房、结婚的话，压力超级无敌大，完全受不了任何意外的发生。”她担心一场大病就能把“沪漂”们统统打回原形，更别提照顾父母和谈恋爱了，“平时完全没时间”。 “不想按部就班一条线，又觉得意外太多很没安全感。”她说。
更让她害怕的是，企业可能无法给上了年纪的员工提供保障。“效益、业绩不行就可能被辞退了，甚至一些互联网大厂因为更年轻的人加入，就辞退掉中年人。那社保怎么办？企业会给员工养老吗？”何皎说。
何皎的故事，与我们的调查结果十分吻合。大家对未来的焦虑，集中于4个方面：职业方向和工作意义、尚未稳定的情感关系、债务及养老问题。
数据显示，年轻人更容易迷失方向，约70.6%选中了“还没找到职业方向，看不到当前工作的意义”一项，相比之下，年龄大于30岁的受访者，只有45.5%这么选，更多人担心晋升空间不足。
因为人生处于不同阶段，两组人群关注的事物也不太一样。72%的30岁以下年轻人每月负债不到3000元，但36.3%的30一代每月负债超过5000元，他们有的人可能已经成家，操心子女抚养问题或者买房买车，背着贷款。
越来越多人把同辈压力（peer pressure）挂在嘴边。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87年一篇研究青少年群体关系和自尊心的论文里，作者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心理学教授B.Bradfnrd Brown。他发现，假设一个同辈团体对个人施加影响，会促使其改变态度、价值观或行为，遵守团体准则。
我们发现，本次调查受访者在这一项的选择分布更多集中在“竞争压力”。44.6%的受访者更关注自己与同辈在个人能力上的差距，约4成人表示没能进顶尖大公司或心仪的公司，但同辈做到了。
无论哪个年龄段，受访者都可能受困于同辈压力，但会随着年龄和资历增加渐渐缓解。自己有没有同辈优秀、为什么同辈先抓住了网梦机会……20多岁的受访者，近半数还在反复怀疑自己。一旦过了30岁，虽然分别还有27.3%、30.7%的受访者仍在纠结，但也有一些人已经释然。
29岁的何承君就“想通了”。他在北京的互联网公司当研究员，这是他“北漂”的第7个年头。何承君和未来预想图分享了一个故事：一个比他小一两岁的朋友，学历和工作能力都不如他，但后来去了非常有名的大公司，顺利升职，现在年薪70万元。
“如果是去年，我肯定会很有压力，想着为什么她能这么厉害，能够升职什么的。”他说。但2020年开年疫情来袭，何承君被迫闷在家里，思考了足够长时间。“我慢慢觉得，应该活个明白，过自己喜欢的生活。”他自认虽然工资买不了房，但也够在北京生存。
同辈压力不—定是自己给的，也可能来自“别人家的孩子”。
今年23歲的李想，因为迷茫于就业方向，2019年4月至今，在家待业了一年。辞职前，李想会和父母抱怨职场，他们非但不理解，还会反过来批评她：“你要不要反思—下，是不是自己有问题。”关于她回家休息的决定，父母始终不赞成，双方经常吵架。每当冲突爆发，父母就搬出“别人家的孩子”向李想施压。“我也搞不明白，为什么父母身边有那么多‘优秀的小孩’，怎么都能上好大学，都一毕业就在好公司待着了。”李想说，父母的言语攻击、冷暴力让她逐渐放弃沟通。
李想归纳了家庭矛盾点：父母不能忍受你偏离大众的“进度”，认为人不能闲在家里。“如果我之前在读书，想和他们申请gap（休学）一年，他们只会反对，因为那等于不务正业。”
最近，她打算找工作，尽快离开父母。“我自认为是个很灵活的人，觉得每个（公司）都试一下，最后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地方就行了。我总是说自己还年轻，我什么都能试。”李想说。
对此，未来预想图推出“年轻人职场调查”，这次的主题有些让人焦虑，但是又反映了年轻人的职场状态：什么时候，你会觉得在做的工作“没有意义”？你会担心自己的“35岁”吗？我们想问，现实和理想之间，年轻人在面临什么样的落差？
本次调查于2020年9月21日至9月28日通过未来预想图公众号（ID：D-Laho）发布完成，共回收312份问卷。其中，有95.8%的受访者年龄分布在21至39岁之间。20岁一代（21至29岁人群）与30岁一代（30至39岁人群），恰好是总受到舆论关注的“90后”与“80后”。这两代人的成长过程也不断被质疑、比较。但在职场中，不同年龄族群是否真的有很大认知差异？在这次调查中，我们以20岁一代与30岁一代为对比基准，发现了7个具有参考性的结论。
受访者年龄
受访者性别
受访者职场资历
受访者所在行业
受访者工作地
Point 1“35岁焦虑”确实存在，但年齡与资历影响着思考方式
从结果来看，大多数受访者都相信，35岁求职难的现象的确存在，为此焦虑的受访者占全体的37.2%。
如果细分年龄，在21至29岁的人群中，半数受访者表示无所谓或者有信心，但有36.5%的人受“35岁”焦虑影响，而30至39岁受访者中，有34.1%的人很焦虑。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组受访者都不太常见到“35岁以上且发展不错的同事”，认为舆论太夸张的受访者分别只占7.1%和11.4%。在上海一家合资工厂担任文员的于重远说，因为公司结构、层级等缘故，他身边的人只有领导超过了35岁，他也没有考虑过怎么样才算“发展不错”。
另一方面，年龄和资历明显会影响受访者的思考方式，30%还没到30岁的人，倾向于“无所谓，走一步看一步”。相比之下，约3成的“30岁一代”不再那么随性，却也多了几分坚定与自信。
30岁的自由职业者薛成认为，没必要渲染“35岁焦虑”，公司本就是金字塔结构。他倾向将35岁看作一个人生转折点，因为家庭、公司和外部环境对个人的影响力会减弱。
在他看来，焦虑只是表象，不该绑定年龄。每个人有各自的特殊情况和偶然性。那实际上每一个节点你都焦虑，因为你总在赶进度、追别人。如果你按照自己的条件，按部就班地往前走，会存在内驱力，但不叫焦虑。
你对于当前讨论度很高的“35岁焦虑”怎么看？
3位年龄段在21至29岁之间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还不能想象这种焦虑，理由是“35岁离我还很遥远”，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只会等待，已经有人行动起来。他们通过人群，“30岁一代”指的是30至39岁人群。问卷告诉未来预想图：“希望通过现在的自己，更努力一点，改变未来的焦虑状态。”“不担心自己的认知发展，会担心自己的技术发展和身体情况，会尽可能做好准备的，不单单是为了工作。”
超过35岁，也不等于拿到了“安全屋”门票。40至49岁受访者中，也有2位表示他们焦虑职场发展。尽管已经在职场超过10年，他们似乎还没获得安全感。
Point 2不想按部就班一条线，又觉得意外太多很没安全感
何皎是毕业于上海一所大学的应届生，计划回老家考公务员。她说道：“初中时候还很不屑公务员来着，觉得十几年如一日。现在就不要说北上广了，在十八线省城赶地铁我都觉得累。公务员朝九晚五，在到处996、007的焦虑里是清流。”
何皎告诉未来预想图，像她一样焦虑的年轻人不在少数。很多人瞄上了“稳定、有保障”的公务员，千人争抢一个岗位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她所在的学院，“（考公务员）上岸率才4.9%”。这群大学生习惯把考研、考公务员成功称为“上岸”，不用“下海”创业，还能脱离“苦海”。
她和室友天天讨论是否要留在上海打拼。“30岁之后，想要买房、结婚的话，压力超级无敌大，完全受不了任何意外的发生。”她担心一场大病就能把“沪漂”们统统打回原形，更别提照顾父母和谈恋爱了，“平时完全没时间”。 “不想按部就班一条线，又觉得意外太多很没安全感。”她说。
更让她害怕的是，企业可能无法给上了年纪的员工提供保障。“效益、业绩不行就可能被辞退了，甚至一些互联网大厂因为更年轻的人加入，就辞退掉中年人。那社保怎么办？企业会给员工养老吗？”何皎说。
何皎的故事，与我们的调查结果十分吻合。大家对未来的焦虑，集中于4个方面：职业方向和工作意义、尚未稳定的情感关系、债务及养老问题。
数据显示，年轻人更容易迷失方向，约70.6%选中了“还没找到职业方向，看不到当前工作的意义”一项，相比之下，年龄大于30岁的受访者，只有45.5%这么选，更多人担心晋升空间不足。
因为人生处于不同阶段，两组人群关注的事物也不太一样。72%的30岁以下年轻人每月负债不到3000元，但36.3%的30一代每月负债超过5000元，他们有的人可能已经成家，操心子女抚养问题或者买房买车，背着贷款。
Point 3“同辈压力”带来的负重也在逐渐变化
越来越多人把同辈压力（peer pressure）挂在嘴边。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87年一篇研究青少年群体关系和自尊心的论文里，作者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心理学教授B.Bradfnrd Brown。他发现，假设一个同辈团体对个人施加影响，会促使其改变态度、价值观或行为，遵守团体准则。
我们发现，本次调查受访者在这一项的选择分布更多集中在“竞争压力”。44.6%的受访者更关注自己与同辈在个人能力上的差距，约4成人表示没能进顶尖大公司或心仪的公司，但同辈做到了。
无论哪个年龄段，受访者都可能受困于同辈压力，但会随着年龄和资历增加渐渐缓解。自己有没有同辈优秀、为什么同辈先抓住了网梦机会……20多岁的受访者，近半数还在反复怀疑自己。一旦过了30岁，虽然分别还有27.3%、30.7%的受访者仍在纠结，但也有一些人已经释然。
29岁的何承君就“想通了”。他在北京的互联网公司当研究员，这是他“北漂”的第7个年头。何承君和未来预想图分享了一个故事：一个比他小一两岁的朋友，学历和工作能力都不如他，但后来去了非常有名的大公司，顺利升职，现在年薪70万元。
“如果是去年，我肯定会很有压力，想着为什么她能这么厉害，能够升职什么的。”他说。但2020年开年疫情来袭，何承君被迫闷在家里，思考了足够长时间。“我慢慢觉得，应该活个明白，过自己喜欢的生活。”他自认虽然工资买不了房，但也够在北京生存。
同辈压力不—定是自己给的，也可能来自“别人家的孩子”。
今年23歲的李想，因为迷茫于就业方向，2019年4月至今，在家待业了一年。辞职前，李想会和父母抱怨职场，他们非但不理解，还会反过来批评她：“你要不要反思—下，是不是自己有问题。”关于她回家休息的决定，父母始终不赞成，双方经常吵架。每当冲突爆发，父母就搬出“别人家的孩子”向李想施压。“我也搞不明白，为什么父母身边有那么多‘优秀的小孩’，怎么都能上好大学，都一毕业就在好公司待着了。”李想说，父母的言语攻击、冷暴力让她逐渐放弃沟通。
李想归纳了家庭矛盾点：父母不能忍受你偏离大众的“进度”，认为人不能闲在家里。“如果我之前在读书，想和他们申请gap（休学）一年，他们只会反对，因为那等于不务正业。”
最近，她打算找工作，尽快离开父母。“我自认为是个很灵活的人，觉得每个（公司）都试一下，最后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地方就行了。我总是说自己还年轻，我什么都能试。”李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