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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外销画的产生背景、题材等方面进行论述，进一步提示其风格特色及没落的时代原因。
[关键词]外销画 审美情趣 中国窗口
导言
在18至19世纪，随着中国与欧洲各国的贸易交流，中国的陶瓷、丝绸等输入欧洲，从而欧洲各国普遍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国神秘的东方意识观、儒道释的宏论要义令西方思想家激动不已；而中国的丝绸、瓷器、家具、茶叶又令王公贵族乃至市井俚民趋之若狂。人总是有欲求的，对一件东西的狂热、好奇心往往会导致两种结果，一种是默默地欣赏，另一种则是想方设法的占为己有，但占有之前总是要先了解对方，进而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中国热”背后的所隐藏的正是欧洲各国对中国这块肥肉的渴望，一旦时机成熟，又有第一个吃螃蟹者，就会引发一连串的侵占，清末列强的瓜分或许源于此，当然这是后话，而在相机和摄影术尚未流行的时期，欧洲各国对中国的了解则是从一批作坊式外销画作中得到各种信息的。
一、外销画的兴衰及其审美趣味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汉唐以降，以广州为首的广东地区一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对外贸易基地。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一口通商”以来，广州更是成为西方人唯一可以前来贸易的中国港口，得海上贸易之先，广东经济日渐繁荣，并由此而带动广东文化的发展。而每年大量西方船舶集中停泊在黄埔港，广州城外也逐渐形成了以十三行商馆为中心的西洋人居住地和主要贸易场所。正如上文所述，西洋人对中国的风物充满兴趣，应各类西洋人的需求，许多能工巧匠以自己的技艺生产外销商品为海外市场服务，由此，外销画家和外销画应运而生。
商品出售必须要适应顾客的审美趣味和要求，一方面西洋人要有东方味道、中国风情，另一方面又要有西方的技法和表现力。所以，广州口岸的外销画家师法西洋画技法进行中国风情的绘画创作，其形式主要有：油画、版画、通草纸画、玻璃画、象牙细密画、水彩画和水粉画等。而创作主题也大都围绕中国市井风情、民间风物、人物肖像、港口风光、外销商品为主，另外亦有中国物品制作过程图以及少量的西方题材复制画。又为满足市场日益膨涨的需求，生产方式为大量生产，外销画家必须以作坊式的方法批量生产，个人风格被掩盖，因成行成市，他们的画作又被称为“行画”。
清初“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以摹古为能事，从学者陈陈相因，逐使中国画坛萎靡不振、了无生气。而恽南田以写生法出，遂开写生一脉，学者竞相以“生意”为审美依归遂成为画坛主流，其流派孽乳亦渐于广东推开风气。清乾隆年间檀萃作《楚庭稗珠录》：“今粤中工花卉者甚众，众手居肆，相摩而善，以鬻之外蕃，其取利丰，帮故其艺日进，设色鲜明活润，似得法吴中恽家。”①随着城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壮大，精英艺术与大众艺术的界限日渐模糊，结合画坛这种重视写生的风尚，所以广东中国画大都有妍丽入世、文质相兼、雅俗共赏的气息。另一方面，从艺术本体出发，中外美术观念的差异一直以来都成为外来艺术在与中国传统艺术结合时的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从六朝时张僧繇以外来像画手法所创作的“凹凸花”一直延续到清代画家郞世宁“中西合璧”宫庭绘画，历来就不为时人所喜。外销画这种西洋手法的绘画自然抑制了这个画种的艺术水平和思想深度，西洋画的明暗立体造型和焦点透视理法在主流画坛中被视为“非雅赏”，“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虽然与主流画坛同样得到人民的喜爱，但是因为“行画”的身份标记以及没有精神承载的工匠制作，当时画坛主流并不屑于这批在广州十三“夷馆”一带的行画家们，他们的身份使其无法进入主流。而以写生为中西生硬的结合也遭到西洋画人的不满，而购买大量外销画的西洋人只是以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的思想来看这些外销画作的，并不存在于多少审美的欣赏。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图书馆馆长向达说：“明清之际，所谓参合中西之新画，其本身实是一极怪特之形势：中国人既鄙为伧俗，西洋人复訾为妄诞，西画家本人亦不胜其强免悔恨之忱；则其不能于画坛中成新风气，而卒至觞亡，盖不待蓍龟而后知矣。”②所以，当相机和摄影术在中国广为流行的时候，西洋人不必借助于外销画来了解广州，进而了解中国，外销画自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外销画家低微的社会地位，作坊式的批量创作以及西方艺术与中国艺术截然不同的审美情趣，限制了他们在中国社会的影响。虽然，外销画家众多，但是知名的画家却寥如晨星，只是稍见传诵的中国外销画家有关乔昌（亦作关作霖、啉呱等），又有一位早期中国外销画家史贝霖，但不知是否与啉呱为同一人。关乔昌为来华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的学生，早期的外销画主流中国画师的传统国画的风格，偏西画一点的则为荷兰风格和意大利风格。在乔治·钱纳利的影响下，英国风格逐渐风靡，成为主流。
二、外销画的形式与特点
值得一书的是，在外销画众多形式中，版画、玻璃画和通草纸画又独具特色。版画有木版画和石版画，新式石印和铅印技术通过传教士印制宗教宣传活动而渐在中国流行，其中石印版画同样可以记录中国人物、风情，且复制方便，遂亦作为外销画流行于市场。彩色木版画在形式上与前者一样，并非手绘制成，而是木板刻制，彩色木版画包括《十竹斋笺谱》、《芥子园画传》及大量的木版书籍最先为欧洲人提供了中国传统图案，它们大都用套色印制，或在黑白版上填色，为当时欧洲“中国趣味”装饰艺术的重要素材。玻璃画是广州外销画早期的重要种类，一般镶有欧洲风格的雕花镜框，内容也大多为中国风景或人物图像等，同样也是欧洲“中国趣味”的产物。另外有一种特殊的画种，就是用华南通脱木茎髓为原料制成的通草纸作画。以这种材质和特制颜料作画，经光的折射呈斑斓缤纷的效果，造型上运用了西方绘画原理，色彩又具有中国民俗画的浓厚艳丽，从而深受当时西方人的喜爱。不过由于通草纸很容易破裂，所以很少有大尺寸的作品，加上难以保存，目前传世不多，在国内已几近绝迹。后来英国人伊凡·威廉斯于数年前携一批通草纸画来到广州，期望循着画上标注的街道门牌画铺名号寻找当年故地时，从而使通草纸画为人们所认识，并引起了许多学者和藏家的关注。目前，通草纸画散见于各大博物馆和民间收藏，其中广州博物馆和广州艺术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收藏较多。其中，广州市黄埔古村陈列馆所藏的《中国人物肖像画册》（总编号：025 登记号：H-6）所画的官员像，人物刻画惟妙惟肖。并无中国传统绘画式的题款，但作品上常以两种语言印有肖像身份的说明文字，如：“皇帝Empeor、皇娘Empress、总督Priminiseer、His lady、抚台Governor general、His lady、His lady、 举人Inferior mandarin、His lady、知府mandarin of 3rd rank bluebutton、His lady、将军Manehu Tartar General”。画作仍以中国人物画的形式来表现，只不过色彩非常地艳丽，因是不同于中国传统颜料之故，又受西画的影响，衣服皱褶处用深一层的颜色塑造立体感。其中因使用了西洋红等外来颜料，与中国传统颜料的稳定、厚重的意韵效果不同，光彩艳丽浮华。另外，画作人物的脸部在纸的背面涂上白粉（白色），使人物脸部皮肤白皙、变化细腻而丰富，这种方法仍是沿用中国传统工笔画设色的技巧。也可看作早期外销画常见的特色。见封三（图1）、（图2）、（图3）、（图4）、（图5）、（图6）、（图7）、（图8）、（图9）、（图10）、（图11）、（图12）
三、结语
据广州博物馆副馆长程存洁研究员所述，通草纸画的衰落是在19世纪后期，其时，西方顾客对通草画的兴趣已不如从前。究其原因应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西方人的趣味和观念的转变以及日本艺术成就的突显也对许多艺术家产生了全面的影响。早在1846年，相机以及摄影术已传至香港。外销画又并不能代表近代岭南绘画的成就，西方了解中国的方式自然转变。从外销画到摄影技术，表明了科学的高速发展和时代的急剧变化，摄影技术对造型艺术的巨大冲击自此而始并一直延续至今。绘画作为一种高于生活又源于生活的艺术，其表现形式自然不能仅拘于技巧的娴熟，更应该有精神层面上的升华和表现。当绘画只行使了其展现物象的功能时，势必为摄影术（其实摄影也不是只为展现物象）所淘汰。近代广州处于中国与世界的交接点，广州美术又在动荡的时局和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中生存，承载着时局的重负和思想的交汇，结合政治革命而进行的艺术革命也就应运而生了，而这个艺术革命的力量正是来自于结合革命而生的“岭南画派”。
参考文献：
[1]檀萃.楚庭稗珠录卷四.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第136——137页；
[2]向达.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载自《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第一版，第522页；
[3]程存洁.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8页。
作者简介：邝以明（1980—），男，广州市海珠区文物博物管理中心研究部主任、十香园纪念馆馆长。
[关键词]外销画 审美情趣 中国窗口
导言
在18至19世纪，随着中国与欧洲各国的贸易交流，中国的陶瓷、丝绸等输入欧洲，从而欧洲各国普遍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国神秘的东方意识观、儒道释的宏论要义令西方思想家激动不已；而中国的丝绸、瓷器、家具、茶叶又令王公贵族乃至市井俚民趋之若狂。人总是有欲求的，对一件东西的狂热、好奇心往往会导致两种结果，一种是默默地欣赏，另一种则是想方设法的占为己有，但占有之前总是要先了解对方，进而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中国热”背后的所隐藏的正是欧洲各国对中国这块肥肉的渴望，一旦时机成熟，又有第一个吃螃蟹者，就会引发一连串的侵占，清末列强的瓜分或许源于此，当然这是后话，而在相机和摄影术尚未流行的时期，欧洲各国对中国的了解则是从一批作坊式外销画作中得到各种信息的。
一、外销画的兴衰及其审美趣味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汉唐以降，以广州为首的广东地区一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对外贸易基地。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一口通商”以来，广州更是成为西方人唯一可以前来贸易的中国港口，得海上贸易之先，广东经济日渐繁荣，并由此而带动广东文化的发展。而每年大量西方船舶集中停泊在黄埔港，广州城外也逐渐形成了以十三行商馆为中心的西洋人居住地和主要贸易场所。正如上文所述，西洋人对中国的风物充满兴趣，应各类西洋人的需求，许多能工巧匠以自己的技艺生产外销商品为海外市场服务，由此，外销画家和外销画应运而生。
商品出售必须要适应顾客的审美趣味和要求，一方面西洋人要有东方味道、中国风情，另一方面又要有西方的技法和表现力。所以，广州口岸的外销画家师法西洋画技法进行中国风情的绘画创作，其形式主要有：油画、版画、通草纸画、玻璃画、象牙细密画、水彩画和水粉画等。而创作主题也大都围绕中国市井风情、民间风物、人物肖像、港口风光、外销商品为主，另外亦有中国物品制作过程图以及少量的西方题材复制画。又为满足市场日益膨涨的需求，生产方式为大量生产，外销画家必须以作坊式的方法批量生产，个人风格被掩盖，因成行成市，他们的画作又被称为“行画”。
清初“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以摹古为能事，从学者陈陈相因，逐使中国画坛萎靡不振、了无生气。而恽南田以写生法出，遂开写生一脉，学者竞相以“生意”为审美依归遂成为画坛主流，其流派孽乳亦渐于广东推开风气。清乾隆年间檀萃作《楚庭稗珠录》：“今粤中工花卉者甚众，众手居肆，相摩而善，以鬻之外蕃，其取利丰，帮故其艺日进，设色鲜明活润，似得法吴中恽家。”①随着城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壮大，精英艺术与大众艺术的界限日渐模糊，结合画坛这种重视写生的风尚，所以广东中国画大都有妍丽入世、文质相兼、雅俗共赏的气息。另一方面，从艺术本体出发，中外美术观念的差异一直以来都成为外来艺术在与中国传统艺术结合时的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从六朝时张僧繇以外来像画手法所创作的“凹凸花”一直延续到清代画家郞世宁“中西合璧”宫庭绘画，历来就不为时人所喜。外销画这种西洋手法的绘画自然抑制了这个画种的艺术水平和思想深度，西洋画的明暗立体造型和焦点透视理法在主流画坛中被视为“非雅赏”，“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虽然与主流画坛同样得到人民的喜爱，但是因为“行画”的身份标记以及没有精神承载的工匠制作，当时画坛主流并不屑于这批在广州十三“夷馆”一带的行画家们，他们的身份使其无法进入主流。而以写生为中西生硬的结合也遭到西洋画人的不满，而购买大量外销画的西洋人只是以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的思想来看这些外销画作的，并不存在于多少审美的欣赏。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图书馆馆长向达说：“明清之际，所谓参合中西之新画，其本身实是一极怪特之形势：中国人既鄙为伧俗，西洋人复訾为妄诞，西画家本人亦不胜其强免悔恨之忱；则其不能于画坛中成新风气，而卒至觞亡，盖不待蓍龟而后知矣。”②所以，当相机和摄影术在中国广为流行的时候，西洋人不必借助于外销画来了解广州，进而了解中国，外销画自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外销画家低微的社会地位，作坊式的批量创作以及西方艺术与中国艺术截然不同的审美情趣，限制了他们在中国社会的影响。虽然，外销画家众多，但是知名的画家却寥如晨星，只是稍见传诵的中国外销画家有关乔昌（亦作关作霖、啉呱等），又有一位早期中国外销画家史贝霖，但不知是否与啉呱为同一人。关乔昌为来华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的学生，早期的外销画主流中国画师的传统国画的风格，偏西画一点的则为荷兰风格和意大利风格。在乔治·钱纳利的影响下，英国风格逐渐风靡，成为主流。
二、外销画的形式与特点
值得一书的是，在外销画众多形式中，版画、玻璃画和通草纸画又独具特色。版画有木版画和石版画，新式石印和铅印技术通过传教士印制宗教宣传活动而渐在中国流行，其中石印版画同样可以记录中国人物、风情，且复制方便，遂亦作为外销画流行于市场。彩色木版画在形式上与前者一样，并非手绘制成，而是木板刻制，彩色木版画包括《十竹斋笺谱》、《芥子园画传》及大量的木版书籍最先为欧洲人提供了中国传统图案，它们大都用套色印制，或在黑白版上填色，为当时欧洲“中国趣味”装饰艺术的重要素材。玻璃画是广州外销画早期的重要种类，一般镶有欧洲风格的雕花镜框，内容也大多为中国风景或人物图像等，同样也是欧洲“中国趣味”的产物。另外有一种特殊的画种，就是用华南通脱木茎髓为原料制成的通草纸作画。以这种材质和特制颜料作画，经光的折射呈斑斓缤纷的效果，造型上运用了西方绘画原理，色彩又具有中国民俗画的浓厚艳丽，从而深受当时西方人的喜爱。不过由于通草纸很容易破裂，所以很少有大尺寸的作品，加上难以保存，目前传世不多，在国内已几近绝迹。后来英国人伊凡·威廉斯于数年前携一批通草纸画来到广州，期望循着画上标注的街道门牌画铺名号寻找当年故地时，从而使通草纸画为人们所认识，并引起了许多学者和藏家的关注。目前，通草纸画散见于各大博物馆和民间收藏，其中广州博物馆和广州艺术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收藏较多。其中，广州市黄埔古村陈列馆所藏的《中国人物肖像画册》（总编号：025 登记号：H-6）所画的官员像，人物刻画惟妙惟肖。并无中国传统绘画式的题款，但作品上常以两种语言印有肖像身份的说明文字，如：“皇帝Empeor、皇娘Empress、总督Priminiseer、His lady、抚台Governor general、His lady、His lady、 举人Inferior mandarin、His lady、知府mandarin of 3rd rank bluebutton、His lady、将军Manehu Tartar General”。画作仍以中国人物画的形式来表现，只不过色彩非常地艳丽，因是不同于中国传统颜料之故，又受西画的影响，衣服皱褶处用深一层的颜色塑造立体感。其中因使用了西洋红等外来颜料，与中国传统颜料的稳定、厚重的意韵效果不同，光彩艳丽浮华。另外，画作人物的脸部在纸的背面涂上白粉（白色），使人物脸部皮肤白皙、变化细腻而丰富，这种方法仍是沿用中国传统工笔画设色的技巧。也可看作早期外销画常见的特色。见封三（图1）、（图2）、（图3）、（图4）、（图5）、（图6）、（图7）、（图8）、（图9）、（图10）、（图11）、（图12）
三、结语
据广州博物馆副馆长程存洁研究员所述，通草纸画的衰落是在19世纪后期，其时，西方顾客对通草画的兴趣已不如从前。究其原因应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西方人的趣味和观念的转变以及日本艺术成就的突显也对许多艺术家产生了全面的影响。早在1846年，相机以及摄影术已传至香港。外销画又并不能代表近代岭南绘画的成就，西方了解中国的方式自然转变。从外销画到摄影技术，表明了科学的高速发展和时代的急剧变化，摄影技术对造型艺术的巨大冲击自此而始并一直延续至今。绘画作为一种高于生活又源于生活的艺术，其表现形式自然不能仅拘于技巧的娴熟，更应该有精神层面上的升华和表现。当绘画只行使了其展现物象的功能时，势必为摄影术（其实摄影也不是只为展现物象）所淘汰。近代广州处于中国与世界的交接点，广州美术又在动荡的时局和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中生存，承载着时局的重负和思想的交汇，结合政治革命而进行的艺术革命也就应运而生了，而这个艺术革命的力量正是来自于结合革命而生的“岭南画派”。
参考文献：
[1]檀萃.楚庭稗珠录卷四.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第136——137页；
[2]向达.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载自《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第一版，第522页；
[3]程存洁.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8页。
作者简介：邝以明（1980—），男，广州市海珠区文物博物管理中心研究部主任、十香园纪念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