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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在长期与瘟疫斗争中，把一些当令预防措施发展为民俗节日，不仅点缀着一年的工作节律，也引领着生活情趣，包括饮食、起居、服饰、旅游等，从中也展示了高雅的民族文化，除疫祛灾成为民俗节日的常见活动。
农历正月初一为一年之始，除国之祭天、家之祭祖之外，民间每岁首要饮屠苏酒以除疫气。宋朝文学家苏辙的《除日》诗道：“年年最后饮屠苏，不觉年来七十余。”说的就是这种风俗。过年时人们有喝屠苏酒去病强身的风俗。
屠苏是一种草名，也有人说，屠苏是古代的一种房屋，因为在这种房子里酿的酒，所以称为“屠苏酒”。据说屠苏酒是汉末名医华佗创制的，其酿方为将大黄、白术、桂枝、防风、花椒、乌头、附子等中药入酒中浸制。这种药具有益气温阳、祛风散寒、避除疠疫之邪的功效。后由唐代名医孙思邈流传开来的。
每年腊月，孙思邈总是要分送给众邻乡亲一包药，告诉大家以药泡酒，除夕进饮，可以预防瘟疫。孙思邈还将自己的屋子起名为“屠苏屋”，以后，经过历代相传，饮屠苏酒便成为过年的风俗。古时饮屠苏酒，方法很别致。一般人饮酒，总是从年长者饮起；但是饮屠苏酒却正好相反，是从最年少的饮起。也就是说合家欢聚饮屠苏酒时，先从年少的小儿开始，年纪较长的在后，逐人饮少许。有人不明白这种习惯的意义，董勋解释说：“少者得岁，故贺之；老者失岁，故罚之。”
这种风俗在宋朝仍很盛行，如苏轼在《除夜野宿常州城外》诗中说：“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苏轼晚年虽然穷困潦倒，但精神上却很乐观，他认为只要身体健康，虽然年老也不在意，最后罚饮屠苏酒自然不必推辞。这种别开生面的饮酒次序，在古代每每令人产生种种感慨，所以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至清代，这一习俗仍不衰。今天人们虽已不再大规模盛行此俗，但在节日或平时饮用这药酒的习俗仍然存在。
农历二月二为“引龙回”的“熏虫日”。农历二月二多在惊蛰前后，此时龙欲升天开始活动。《千金月令》记载：“惊蛰日，取日灰糁门限外，可绝虫蚁。”明代刘若愚的《酌中态》记载：“二月初二日，各家用黍面枣糕，以油煎之，或白面和稀摊为煎饼，名曰‘熏虫’。”传说这一天是黄帝生日，据《帝京景物略》记载：“二月二，曰龙抬头，煎元旦祭余饼，熏床炕，曰熏虫儿，谓之引龙虫不出也。”除有“龙抬头”和“引龙回”的卫生习惯外，和正月三十“送穷”相接，二月二为“迎富日”。农村从这天开始田间劳动，家谚曰：“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
农历三月三为上已节，起自周公。汉成帝时，官民皆祓禊于东流水上，以水盥洁，祛邪疾，祈福祉。这一天住城中人踏青，在唐代上已节皇帝赐侍臣细柳圈，云：“戴之免虿毒瘟疫。”后世小儿在清明戴柳圈也来源于此。
农历五月五为端午节。古代在端午日午时，切菖蒲以泛酒中，饮之可辟瘟疫之气，故约蒲节。《帝京岁时纪胜》曰：“五月五日细切蒲根，拌以雄黄曝以浸酒，饮余则涂抹儿童面颊、耳鼻，并挥洒床间帐，以避毒虫。”这一天，士人还于郊野或演武厅走马较射，谓之藉柳。传说师旷在这一天采艾占病，为采艾日。又传说因五日午时，头柄星正掩五鬼，送药行业在此时制百药，无不灵验，是古代的制药日。这天以五彩丝系臂上，谓之“续命缕”，可辟兵及鬼，令人不病。又以石榴、葵花、菖蒲、艾叶、栀子花插瓶中谓之五瑞，可辟除五毒（蛇、壁虎、蜈蚣、蝎子、蟾蜍，民间百姓多用此说）。“榴花角黎斗时新，今日谁家酒不樽。堪笑江湖阻风客，却随蒿叶上珠门。”这首古诗是描述当时人们欢度端午佳节的种种习俗。端午节前后，人们除了吃粽子、插艾叶之外，还要给孩子们带上香囊。
农历六月六为天贶节。传说这天为大禹的生日，故又称神诞节。《燕京岁时记》曰：“京师于六月六抖晾衣服、书籍，谓可不生虫蠹”。据《宋史·真宗记》和宋·赵升《朝野类要》所载，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六月六，天书降，诏以此日为天贶节。这一天要辟恶驱蛊。
农历七月七为乞巧节。历史上许多名士在这一天晒衣、晒书，遂成卫生民俗。古人还认为，这一天为化生之日。以蜡做婴儿，浮水中以为戏，为妇人生子之祥。也有做泥孩儿，巧饰金珠，七夕用以馈送，为天仙送子之祥。
农历八月初一以朱墨点小儿额，谓之天炙，以厌疫。
农历九月九为重阳节。汉代时有宫人在九日这天饮菊花酒和茱萸酒，后得长寿，此后民间也在九月九日饮此二种酒。
至除夕，即是年底请傩神驱逐疫鬼，每家又有门神，传说黄帝时，有兄弟二人，名神荼、郁垒，能执鬼除疫，后世祀以为神，便画成两幅图像，贴在两扇门上，后世演为对联。传说上古西方深山中有恶鬼，名山魈，人犯之即病寒热，畏爆竹声。除夕，人以竹烧火中，噼啪有声，则惊走，火药发明后，以鞭炮代之。故除夕放鞭炮，意在祛除瘟疫。
农历正月初一为一年之始，除国之祭天、家之祭祖之外，民间每岁首要饮屠苏酒以除疫气。宋朝文学家苏辙的《除日》诗道：“年年最后饮屠苏，不觉年来七十余。”说的就是这种风俗。过年时人们有喝屠苏酒去病强身的风俗。
屠苏是一种草名，也有人说，屠苏是古代的一种房屋，因为在这种房子里酿的酒，所以称为“屠苏酒”。据说屠苏酒是汉末名医华佗创制的，其酿方为将大黄、白术、桂枝、防风、花椒、乌头、附子等中药入酒中浸制。这种药具有益气温阳、祛风散寒、避除疠疫之邪的功效。后由唐代名医孙思邈流传开来的。
每年腊月，孙思邈总是要分送给众邻乡亲一包药，告诉大家以药泡酒，除夕进饮，可以预防瘟疫。孙思邈还将自己的屋子起名为“屠苏屋”，以后，经过历代相传，饮屠苏酒便成为过年的风俗。古时饮屠苏酒，方法很别致。一般人饮酒，总是从年长者饮起；但是饮屠苏酒却正好相反，是从最年少的饮起。也就是说合家欢聚饮屠苏酒时，先从年少的小儿开始，年纪较长的在后，逐人饮少许。有人不明白这种习惯的意义，董勋解释说：“少者得岁，故贺之；老者失岁，故罚之。”
这种风俗在宋朝仍很盛行，如苏轼在《除夜野宿常州城外》诗中说：“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苏轼晚年虽然穷困潦倒，但精神上却很乐观，他认为只要身体健康，虽然年老也不在意，最后罚饮屠苏酒自然不必推辞。这种别开生面的饮酒次序，在古代每每令人产生种种感慨，所以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至清代，这一习俗仍不衰。今天人们虽已不再大规模盛行此俗，但在节日或平时饮用这药酒的习俗仍然存在。
农历二月二为“引龙回”的“熏虫日”。农历二月二多在惊蛰前后，此时龙欲升天开始活动。《千金月令》记载：“惊蛰日，取日灰糁门限外，可绝虫蚁。”明代刘若愚的《酌中态》记载：“二月初二日，各家用黍面枣糕，以油煎之，或白面和稀摊为煎饼，名曰‘熏虫’。”传说这一天是黄帝生日，据《帝京景物略》记载：“二月二，曰龙抬头，煎元旦祭余饼，熏床炕，曰熏虫儿，谓之引龙虫不出也。”除有“龙抬头”和“引龙回”的卫生习惯外，和正月三十“送穷”相接，二月二为“迎富日”。农村从这天开始田间劳动，家谚曰：“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
农历三月三为上已节，起自周公。汉成帝时，官民皆祓禊于东流水上，以水盥洁，祛邪疾，祈福祉。这一天住城中人踏青，在唐代上已节皇帝赐侍臣细柳圈，云：“戴之免虿毒瘟疫。”后世小儿在清明戴柳圈也来源于此。
农历五月五为端午节。古代在端午日午时，切菖蒲以泛酒中，饮之可辟瘟疫之气，故约蒲节。《帝京岁时纪胜》曰：“五月五日细切蒲根，拌以雄黄曝以浸酒，饮余则涂抹儿童面颊、耳鼻，并挥洒床间帐，以避毒虫。”这一天，士人还于郊野或演武厅走马较射，谓之藉柳。传说师旷在这一天采艾占病，为采艾日。又传说因五日午时，头柄星正掩五鬼，送药行业在此时制百药，无不灵验，是古代的制药日。这天以五彩丝系臂上，谓之“续命缕”，可辟兵及鬼，令人不病。又以石榴、葵花、菖蒲、艾叶、栀子花插瓶中谓之五瑞，可辟除五毒（蛇、壁虎、蜈蚣、蝎子、蟾蜍，民间百姓多用此说）。“榴花角黎斗时新，今日谁家酒不樽。堪笑江湖阻风客，却随蒿叶上珠门。”这首古诗是描述当时人们欢度端午佳节的种种习俗。端午节前后，人们除了吃粽子、插艾叶之外，还要给孩子们带上香囊。
农历六月六为天贶节。传说这天为大禹的生日，故又称神诞节。《燕京岁时记》曰：“京师于六月六抖晾衣服、书籍，谓可不生虫蠹”。据《宋史·真宗记》和宋·赵升《朝野类要》所载，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六月六，天书降，诏以此日为天贶节。这一天要辟恶驱蛊。
农历七月七为乞巧节。历史上许多名士在这一天晒衣、晒书，遂成卫生民俗。古人还认为，这一天为化生之日。以蜡做婴儿，浮水中以为戏，为妇人生子之祥。也有做泥孩儿，巧饰金珠，七夕用以馈送，为天仙送子之祥。
农历八月初一以朱墨点小儿额，谓之天炙，以厌疫。
农历九月九为重阳节。汉代时有宫人在九日这天饮菊花酒和茱萸酒，后得长寿，此后民间也在九月九日饮此二种酒。
至除夕，即是年底请傩神驱逐疫鬼，每家又有门神，传说黄帝时，有兄弟二人，名神荼、郁垒，能执鬼除疫，后世祀以为神，便画成两幅图像，贴在两扇门上，后世演为对联。传说上古西方深山中有恶鬼，名山魈，人犯之即病寒热，畏爆竹声。除夕，人以竹烧火中，噼啪有声，则惊走，火药发明后，以鞭炮代之。故除夕放鞭炮，意在祛除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