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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九年，曹操攻下邺城不久后就自领冀州牧。当时有人建议他“复古置九州”，理由是按照《禹贡》九州的划分“则冀州所制广大，天下服矣。”[1]这件事遭到了荀彧的强烈反对，他认为：
若是，则冀州当得河东、冯翊、扶风、西河、幽、并之地，所夺着众。前日公破袁尚，禽审配，海内震骇，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众也。今使分属冀州，将皆动心。且人多说关右诸将以闭关之计，今闻此，以为必以次见夺。一旦生变……天下未易图也……天下大定，乃议古制，此社稷长久之利也。
此时关右为马腾、韩遂等人占据，曹操常有“西顾之忧”，北边袁尚、袁谭、高干等袁氏残余势力还盘踞着并州和幽州，南边又有刘表虎视眈眈，曹操方面的情形不容乐观，在这样的情况下，曹操暂时放弃了“复九州”的打算。
建安十八年春，在曹操及其政治集团的运作下正式“复《禹贡》九州”。李贤注引《献帝春秋》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当时十四州的合并情况：
时省幽、并州，以其郡国并于冀州;省司隶校尉及凉州，以其郡国并为雍州;省交州，并荆州、益州。于是有兖、豫、青、徐、荆、扬、冀、益、雍也。
合并后的九州与《禹贡》稍微有一点不同，《禹贡》中没有益州而有梁州，但实际上益州和梁州指代的地理范围基本一致。另外，《献帝春秋》“省司隶校尉及凉州，以其郡国并为雍州”的说法也并不准确，唐长孺曾指出“虽然说司州并入雍州，但大河以北诸郡应并入冀州，河内在汉末是属于冀州的。”[2]唐先生的说法既符合《禹贡》的九州划分状况，又可以在汉献帝册封曹操为魏公的诏书中得到印证。《尚书·禹贡》描述冀州的分野是： 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底绩，至于衡章。[3]孙星衍的疏引《吕氏春秋·有始览》：“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注云：“东至清河，西至西河。”另外，颜师古注“壶口治梁及岐”一句曰：“壶口山在河东，梁山在夏阳，岐山在美阳。”《尚书》疏云：“壶口西至梁山，梁山西至岐山，从东向西言之也”。“壶口治梁及岐”描述的是冀州的东西范围，而“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底绩，至于衡章。”两句则是在描述冀州的南北范围，据孙星衍考证太原的地理位置大约是清代的山西太原府太原县，岳阳大约是清代的山西霍州，覃怀大约在清代的河南武陟县，衡章水则大约在清代的直隶大城县周围。总之，汉末的河内、河东两郡按照《禹贡》的分野确实应该划入冀州。另外，建安十八年五月，曹操进位魏公，天子的诏书中有“今以冀州之河东、河内……凡十郡，封君为魏公”[4]的字句，检索《后汉书·地理志》可知，东汉的河内、河东两郡原来是属司隶而非冀州，由此可知“恢复”九州制的过程中司隶的郡国并非全部并入雍州的，黄河以北的司州郡县确实是被并入了冀州。
需要指出的是建安十八年的这次“复九州”行动的动机并不单纯，它是曹操的政治集团为曹操进爵为公做的准备工作，而策划这一切的人物很可能是董昭。《三国志·董昭传》载董昭曾经建议曹操“修古建封五等”，他劝告曹操要为自己以及后代考虑，应该“定其基，为万世计”，而“定基之本，在地与人，宜稍建立，以自藩卫”，“后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号，皆昭所创。”[5]董昭在建安十七年向曹操提出进爵国公的建议，反对这项提议的荀彧不久就被出调谯郡，其尚书令的职位也被华歆顶替。同一年，“割河内之荡阴、朝歌、林虑，东郡之卫国、顿丘、东武阳、发干，巨鹿之廮陶、曲周、南和，广平之任城，赵之襄国、邯郸、易阳以益魏郡。”[6]据《后汉书·地理志》河内郡属司隶，东郡、广平郡属兖州，巨鹿、赵国与魏郡同属冀州。结合董昭建议曹操进爵国公的背景来看，建安十七年的这次以扩大魏郡为目的的行政区划调整，很可能是曹操进爵魏公的一项准备工作。
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建安十七年扩大魏郡的活动与建安十八年“复九州”之间究竟有着什么联系？汉献帝册封曹操为魏公的诏书中将属于冀州的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巨鹿、安平、甘陵、平原十郡全都封给了曹操[7]，这似乎意味着建安十七年扩大魏郡的行动除了得到兖州的五个县外，其他的行政区划的调整似乎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被调整的几个郡除了东郡和广平郡外，其他的郡都被全部封给了曹操。事实上，以扩大魏郡为中心的行政区划调整的目的并不在于圈定曹操封国范围，而是在为曹操的封国建造一个核心区域，这个核心区就是魏郡。曹操打败袁绍后不久就开始整理冀州户籍，第二天他对冀州名士崔琰说：“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8]可见汉末的冀州虽然经历数次战争，但冀州的人口数量在同时期的诸州中还是相对较多的，这或许是曹操打败袁绍后放弃兖州牧而转领冀州牧的重要原因。而通过《后汉书·地理志》以及《三国志》我们知道，魏郡的郡治邺城也是冀州的州治所在地，是冀州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多、城市规模最大的城市，可以说邺城就是冀州的心脏，要在当时的冀州选定一个可以作为王国都城的城市，邺城当是最佳选择。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建安十七年扩大魏郡的活动是在为曹操的封国筹建畿辅地区。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建安十八年“复九州”的行为。首先应当看到的是“复九州”与这次曹操“修古建封五等”基调是一致的，都是用复古制的理由来为自己进爵国公，自立藩卫的行为辩护。另外，还要看到“复九州”的现实作用。按照《禹贡》构建起来的九州区划，冀州不僅“所制广大”，而且还有利于防卫。《禹贡》是以名山大川为分界线来进行的区域划分，算是一种自然地理区划。按照周振鹤的观点，《禹贡》的九州划分是运用的山川形便的原则，而山川形便的原则有一个弊病：“完全以山川作为边界的政区，成为一个完善的形胜之地、四塞之国，如果这个政区幅员足够大，而行政长官又有一定权力的话，就可能出现凭险割据的现象。”[9]而曹操进爵为公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宜稍建立，以自藩卫”，找到一块适合防守的地盘，周振鹤所言的弊病正是曹操所追求的目的。我们再来关注曹操封国的十郡，其中河东、河内、魏郡、甘陵、平原五郡在冀州南部，他们的郡界沿着黄河一线由西往东延伸。西边的常山、赵国、河东、河内的郡界则沿着太行山脉延伸到黄河边。北面主要是中山、恒山为屏障，《后汉书》李贤注引《晋地道记》：“自县（上曲阳）北行四百二十五里，恒多山坂，名飞狐口。”蒲阴“有阳安关，阳城。蒲阳山，蒲水出也。”东面主要为安平，地形平坦，有清河、绛水等一些列水系。[10]在这些山川河流的庇护下，曹操的封地俨然成了一个易守难攻的四塞之国。
至此，我们可以解答前面提出的疑惑了，建安十七年扩大魏郡的活动是在建设曹操封国的腹心地带，建安十八年“复九州”的行动，则是在为曹操封地的范围以及外延防御体系的构建做铺垫。但是这两者的并非毫无交集的，建安十七年扩大魏郡的范围时将兖州的黄河北岸的五个县划入魏郡，实际上也是在为曹操封地的防御体系做考虑。
注释：
[1]《三国志》卷十《荀彧传》，第315页。
[2]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清谈与清议》，三联书店，1978年，297页。
[3]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2012年，第138-140页。
[4]《三国志》卷一《武帝纪》，第36页。
[5]《三国志》卷十四《董昭传》，第439-440页。
[6]《三国志》卷一《武帝纪》，第36页。
[7]按《后汉书·地理志》平原郡属青州，则平原郡很可能是在建安十八年的“复九州”过程中被划入了冀州。
[8]《三国志》卷十二《崔琰传》，第367页。
[9]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中华书局，2013年，第171页。
[10]参见《后汉书》志第二十《郡国志二》，第3431-3437頁。
若是，则冀州当得河东、冯翊、扶风、西河、幽、并之地，所夺着众。前日公破袁尚，禽审配，海内震骇，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众也。今使分属冀州，将皆动心。且人多说关右诸将以闭关之计，今闻此，以为必以次见夺。一旦生变……天下未易图也……天下大定，乃议古制，此社稷长久之利也。
此时关右为马腾、韩遂等人占据，曹操常有“西顾之忧”，北边袁尚、袁谭、高干等袁氏残余势力还盘踞着并州和幽州，南边又有刘表虎视眈眈，曹操方面的情形不容乐观，在这样的情况下，曹操暂时放弃了“复九州”的打算。
建安十八年春，在曹操及其政治集团的运作下正式“复《禹贡》九州”。李贤注引《献帝春秋》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当时十四州的合并情况：
时省幽、并州，以其郡国并于冀州;省司隶校尉及凉州，以其郡国并为雍州;省交州，并荆州、益州。于是有兖、豫、青、徐、荆、扬、冀、益、雍也。
合并后的九州与《禹贡》稍微有一点不同，《禹贡》中没有益州而有梁州，但实际上益州和梁州指代的地理范围基本一致。另外，《献帝春秋》“省司隶校尉及凉州，以其郡国并为雍州”的说法也并不准确，唐长孺曾指出“虽然说司州并入雍州，但大河以北诸郡应并入冀州，河内在汉末是属于冀州的。”[2]唐先生的说法既符合《禹贡》的九州划分状况，又可以在汉献帝册封曹操为魏公的诏书中得到印证。《尚书·禹贡》描述冀州的分野是： 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底绩，至于衡章。[3]孙星衍的疏引《吕氏春秋·有始览》：“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注云：“东至清河，西至西河。”另外，颜师古注“壶口治梁及岐”一句曰：“壶口山在河东，梁山在夏阳，岐山在美阳。”《尚书》疏云：“壶口西至梁山，梁山西至岐山，从东向西言之也”。“壶口治梁及岐”描述的是冀州的东西范围，而“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底绩，至于衡章。”两句则是在描述冀州的南北范围，据孙星衍考证太原的地理位置大约是清代的山西太原府太原县，岳阳大约是清代的山西霍州，覃怀大约在清代的河南武陟县，衡章水则大约在清代的直隶大城县周围。总之，汉末的河内、河东两郡按照《禹贡》的分野确实应该划入冀州。另外，建安十八年五月，曹操进位魏公，天子的诏书中有“今以冀州之河东、河内……凡十郡，封君为魏公”[4]的字句，检索《后汉书·地理志》可知，东汉的河内、河东两郡原来是属司隶而非冀州，由此可知“恢复”九州制的过程中司隶的郡国并非全部并入雍州的，黄河以北的司州郡县确实是被并入了冀州。
需要指出的是建安十八年的这次“复九州”行动的动机并不单纯，它是曹操的政治集团为曹操进爵为公做的准备工作，而策划这一切的人物很可能是董昭。《三国志·董昭传》载董昭曾经建议曹操“修古建封五等”，他劝告曹操要为自己以及后代考虑，应该“定其基，为万世计”，而“定基之本，在地与人，宜稍建立，以自藩卫”，“后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号，皆昭所创。”[5]董昭在建安十七年向曹操提出进爵国公的建议，反对这项提议的荀彧不久就被出调谯郡，其尚书令的职位也被华歆顶替。同一年，“割河内之荡阴、朝歌、林虑，东郡之卫国、顿丘、东武阳、发干，巨鹿之廮陶、曲周、南和，广平之任城，赵之襄国、邯郸、易阳以益魏郡。”[6]据《后汉书·地理志》河内郡属司隶，东郡、广平郡属兖州，巨鹿、赵国与魏郡同属冀州。结合董昭建议曹操进爵国公的背景来看，建安十七年的这次以扩大魏郡为目的的行政区划调整，很可能是曹操进爵魏公的一项准备工作。
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建安十七年扩大魏郡的活动与建安十八年“复九州”之间究竟有着什么联系？汉献帝册封曹操为魏公的诏书中将属于冀州的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巨鹿、安平、甘陵、平原十郡全都封给了曹操[7]，这似乎意味着建安十七年扩大魏郡的行动除了得到兖州的五个县外，其他的行政区划的调整似乎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被调整的几个郡除了东郡和广平郡外，其他的郡都被全部封给了曹操。事实上，以扩大魏郡为中心的行政区划调整的目的并不在于圈定曹操封国范围，而是在为曹操的封国建造一个核心区域，这个核心区就是魏郡。曹操打败袁绍后不久就开始整理冀州户籍，第二天他对冀州名士崔琰说：“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8]可见汉末的冀州虽然经历数次战争，但冀州的人口数量在同时期的诸州中还是相对较多的，这或许是曹操打败袁绍后放弃兖州牧而转领冀州牧的重要原因。而通过《后汉书·地理志》以及《三国志》我们知道，魏郡的郡治邺城也是冀州的州治所在地，是冀州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多、城市规模最大的城市，可以说邺城就是冀州的心脏，要在当时的冀州选定一个可以作为王国都城的城市，邺城当是最佳选择。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建安十七年扩大魏郡的活动是在为曹操的封国筹建畿辅地区。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建安十八年“复九州”的行为。首先应当看到的是“复九州”与这次曹操“修古建封五等”基调是一致的，都是用复古制的理由来为自己进爵国公，自立藩卫的行为辩护。另外，还要看到“复九州”的现实作用。按照《禹贡》构建起来的九州区划，冀州不僅“所制广大”，而且还有利于防卫。《禹贡》是以名山大川为分界线来进行的区域划分，算是一种自然地理区划。按照周振鹤的观点，《禹贡》的九州划分是运用的山川形便的原则，而山川形便的原则有一个弊病：“完全以山川作为边界的政区，成为一个完善的形胜之地、四塞之国，如果这个政区幅员足够大，而行政长官又有一定权力的话，就可能出现凭险割据的现象。”[9]而曹操进爵为公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宜稍建立，以自藩卫”，找到一块适合防守的地盘，周振鹤所言的弊病正是曹操所追求的目的。我们再来关注曹操封国的十郡，其中河东、河内、魏郡、甘陵、平原五郡在冀州南部，他们的郡界沿着黄河一线由西往东延伸。西边的常山、赵国、河东、河内的郡界则沿着太行山脉延伸到黄河边。北面主要是中山、恒山为屏障，《后汉书》李贤注引《晋地道记》：“自县（上曲阳）北行四百二十五里，恒多山坂，名飞狐口。”蒲阴“有阳安关，阳城。蒲阳山，蒲水出也。”东面主要为安平，地形平坦，有清河、绛水等一些列水系。[10]在这些山川河流的庇护下，曹操的封地俨然成了一个易守难攻的四塞之国。
至此，我们可以解答前面提出的疑惑了，建安十七年扩大魏郡的活动是在建设曹操封国的腹心地带，建安十八年“复九州”的行动，则是在为曹操封地的范围以及外延防御体系的构建做铺垫。但是这两者的并非毫无交集的，建安十七年扩大魏郡的范围时将兖州的黄河北岸的五个县划入魏郡，实际上也是在为曹操封地的防御体系做考虑。
注释：
[1]《三国志》卷十《荀彧传》，第315页。
[2]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清谈与清议》，三联书店，1978年，297页。
[3]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2012年，第138-140页。
[4]《三国志》卷一《武帝纪》，第36页。
[5]《三国志》卷十四《董昭传》，第439-440页。
[6]《三国志》卷一《武帝纪》，第36页。
[7]按《后汉书·地理志》平原郡属青州，则平原郡很可能是在建安十八年的“复九州”过程中被划入了冀州。
[8]《三国志》卷十二《崔琰传》，第367页。
[9]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中华书局，2013年，第171页。
[10]参见《后汉书》志第二十《郡国志二》，第3431-34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