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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于晓威的短篇小说《一曲两阕》在有限的文字里，充分拓展了叙事空间，完美表达了他的审美诉求；在有限的空间里，叙事从容不迫、舒缓有致。小说内部的张力、情感、韵味，耐人品味。
关键词：叙事时空；人性；叙事基调
记住于晓威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的中篇小说《L形转弯》。时隔多年之后，读到他的短篇小说《一曲两阕》，记忆里存留的那份莫名的期待，再次涌上心头。文坛上对70年代的作家似乎存在着一些误解。由于时代背景及生活阅历的局限，认为他们的作品缺乏历史的深度和时代的宽度是必然的。这种说法也许不无道理，但是还是过于偏狭与武断了。我不知道于晓威是否意识到此种局限，正以此作出一种超拔的努力与审美的自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于晓威近年来的小说，似乎一篇比一篇坚实、有力。《一曲两阕》同样可以让它的读者掂出其中的分量。
《一曲两阕》篇幅很短，六千余字。在这有限的文字中，作者如何调兵谴将，纵横捭阖？换句话说，他如何拓展叙事空间，表达他的审美诉求？这的确是个问题。问题还在于，在有限、逼仄的空间里，作者如何做到在叙事上从容不迫、舒缓有致？这或许可以归纳为写作的技巧问题。但是小说内部的张力、情感、韵味等，你又将如何去生成或构建？化简为繁是一种能力，化繁为简或许更是一种能力。好的小说是有温度的。那种温度来自你对日常生活经验的抚摸与体察，更来自于你对现实和人的精神上的更宏阔的了然与省思。我觉得于晓威似乎在每个文字的背后，都深藏着他的谋略或意图——那是一种更坦诚、更明了的审美指向。《一曲两阕》仿佛落日余晖下的刀刃，它横亘于天地之间，被一种光亮映照，若隐若现，却是一种尖锐的存在。它执著、敏感，其触角锋利而不失月光般的柔情。
“我”，一个在S城求学的年轻学子，经常躲进一座烈士陵园去背诵或复习他的课文。主人公由此认识了一位看守陵园大门的老头。这是主人公和一段历史遭遇的开始。偶然与必然，在于晓威看来，这都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它内在的逻辑性是，它引领着我们去打开或面对一道历史之门，是浑然不觉的，也是有迹可寻的。或者说，这个老头身上暗藏着一种时空错置的元素。他要寻找一个叙说的对象，他觉得这个安静的、手捧《中国革命史》的年轻人，是一个再适合不过的倾听者了。三十六年啦，这个守陵的老头，突然对时间有了一种确切的指认。他即将离开这里，可能是永远的告别。三十六年的守护、职责，和那个早已不存在的人——那种阴阳两隔的相伴，都可能在他离开之际有一个交代，还有，淤积他心头的愧疚、爱恨、不安，这都需要他去清理、去还原。就像一桩纷乱难结的案子，是不是需要重新指认或审定呢？那种来自内心或精神上的纠结、困惑、疑难，是否只有别人的参与、审视，才能够使自己得以彻底解脱呢？
一向以书写人性著称文坛的于晓威，这次却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时空里来揭示人性的痛点。人性是一切优秀文学作品中最为坚硬的部分，谁也无法绕开它。在《一曲两阕》中，作者显然把笔触探到了人心的最底部。于晓威在两种时空中构建他的审美坐标，也许并不仅仅是出于叙事上的策略所需，而是要向读者呈现人性的隐秘所在。他借助守陵人之口所讲述的那段历史，当然更具有洞察现实的指涉意义。老人就要离开墓园告老还乡了。但是他心中被历史淤积的块垒该向谁一吐为快呢？“我”当然是他倾诉的最为理想的对象了。这时候，一个叫做吉林兵的人在老人的讲述中出现了。于晓威用大量的篇幅讲述了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布满了悬疑，又很快让我们明白了“事理”。老人在一种特定的情形下，向他的战友那个吉林兵“扣动了扳机”，然而，他又在一种特定的情形下，向一个身受重伤的国民党兵只是“狠狠地踢了他一脚”，然后弃他而去。那个大难不死的国民党兵，在解放后历尽曲折竟然找到了他，并且视他为救命恩人。老人无法承受命运的嘲弄，他的内心从此备受煎熬。笔者以为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赎罪故事，于晓威把拯救的视点聚焦于现实更是显而易见的。
这篇小说有一种苍凉的基调。以往岁月的凸现，是对现实的反衬与折射。就像我们从镜中看到的景象，有一种遥远的真实，又是一种逼真的幻境。作者通过一个秋天的黄昏，将历史强大的背景植入其中。对历史亲历者而言，他的讲述有一种自语的味道。他也许并不需要倾听者。倾听者所能触及到的事物，其实已经远离了历史的真实与观照。书写者的“沉溺”，也许仅限于对往日的徘徊与回望。于晓威也许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正是对被遗忘的存在进行探究”，或者仍然是昆德拉所说，“世界诞生了，作为它的映象和表现模式的小说，也随之诞生”。小说文本中苍凉的基调，更有一种弥漫性的扩张效应。之于读者，我们呼应着它，并接受它的审美暗示，这是作家高超的技能之所在吗？小说最后的描述极有意味。“又三年，秋，我出差路过S市，复去凭吊，发现这里已积尘日深，荒草散乱。它们纠缠和堆积着，宛若数不清的时间，使得这个世界上又悄悄坠落了一枚枯黄的叶子。”这段意味深长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写作者心中那份难以描述的悲凉，将会给读者带来怎样的内心震撼，已经无需赘述了。
（作者单位：江苏省泗洪县人民医院）
关键词：叙事时空；人性；叙事基调
记住于晓威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的中篇小说《L形转弯》。时隔多年之后，读到他的短篇小说《一曲两阕》，记忆里存留的那份莫名的期待，再次涌上心头。文坛上对70年代的作家似乎存在着一些误解。由于时代背景及生活阅历的局限，认为他们的作品缺乏历史的深度和时代的宽度是必然的。这种说法也许不无道理，但是还是过于偏狭与武断了。我不知道于晓威是否意识到此种局限，正以此作出一种超拔的努力与审美的自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于晓威近年来的小说，似乎一篇比一篇坚实、有力。《一曲两阕》同样可以让它的读者掂出其中的分量。
《一曲两阕》篇幅很短，六千余字。在这有限的文字中，作者如何调兵谴将，纵横捭阖？换句话说，他如何拓展叙事空间，表达他的审美诉求？这的确是个问题。问题还在于，在有限、逼仄的空间里，作者如何做到在叙事上从容不迫、舒缓有致？这或许可以归纳为写作的技巧问题。但是小说内部的张力、情感、韵味等，你又将如何去生成或构建？化简为繁是一种能力，化繁为简或许更是一种能力。好的小说是有温度的。那种温度来自你对日常生活经验的抚摸与体察，更来自于你对现实和人的精神上的更宏阔的了然与省思。我觉得于晓威似乎在每个文字的背后，都深藏着他的谋略或意图——那是一种更坦诚、更明了的审美指向。《一曲两阕》仿佛落日余晖下的刀刃，它横亘于天地之间，被一种光亮映照，若隐若现，却是一种尖锐的存在。它执著、敏感，其触角锋利而不失月光般的柔情。
“我”，一个在S城求学的年轻学子，经常躲进一座烈士陵园去背诵或复习他的课文。主人公由此认识了一位看守陵园大门的老头。这是主人公和一段历史遭遇的开始。偶然与必然，在于晓威看来，这都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它内在的逻辑性是，它引领着我们去打开或面对一道历史之门，是浑然不觉的，也是有迹可寻的。或者说，这个老头身上暗藏着一种时空错置的元素。他要寻找一个叙说的对象，他觉得这个安静的、手捧《中国革命史》的年轻人，是一个再适合不过的倾听者了。三十六年啦，这个守陵的老头，突然对时间有了一种确切的指认。他即将离开这里，可能是永远的告别。三十六年的守护、职责，和那个早已不存在的人——那种阴阳两隔的相伴，都可能在他离开之际有一个交代，还有，淤积他心头的愧疚、爱恨、不安，这都需要他去清理、去还原。就像一桩纷乱难结的案子，是不是需要重新指认或审定呢？那种来自内心或精神上的纠结、困惑、疑难，是否只有别人的参与、审视，才能够使自己得以彻底解脱呢？
一向以书写人性著称文坛的于晓威，这次却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时空里来揭示人性的痛点。人性是一切优秀文学作品中最为坚硬的部分，谁也无法绕开它。在《一曲两阕》中，作者显然把笔触探到了人心的最底部。于晓威在两种时空中构建他的审美坐标，也许并不仅仅是出于叙事上的策略所需，而是要向读者呈现人性的隐秘所在。他借助守陵人之口所讲述的那段历史，当然更具有洞察现实的指涉意义。老人就要离开墓园告老还乡了。但是他心中被历史淤积的块垒该向谁一吐为快呢？“我”当然是他倾诉的最为理想的对象了。这时候，一个叫做吉林兵的人在老人的讲述中出现了。于晓威用大量的篇幅讲述了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布满了悬疑，又很快让我们明白了“事理”。老人在一种特定的情形下，向他的战友那个吉林兵“扣动了扳机”，然而，他又在一种特定的情形下，向一个身受重伤的国民党兵只是“狠狠地踢了他一脚”，然后弃他而去。那个大难不死的国民党兵，在解放后历尽曲折竟然找到了他，并且视他为救命恩人。老人无法承受命运的嘲弄，他的内心从此备受煎熬。笔者以为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赎罪故事，于晓威把拯救的视点聚焦于现实更是显而易见的。
这篇小说有一种苍凉的基调。以往岁月的凸现，是对现实的反衬与折射。就像我们从镜中看到的景象，有一种遥远的真实，又是一种逼真的幻境。作者通过一个秋天的黄昏，将历史强大的背景植入其中。对历史亲历者而言，他的讲述有一种自语的味道。他也许并不需要倾听者。倾听者所能触及到的事物，其实已经远离了历史的真实与观照。书写者的“沉溺”，也许仅限于对往日的徘徊与回望。于晓威也许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正是对被遗忘的存在进行探究”，或者仍然是昆德拉所说，“世界诞生了，作为它的映象和表现模式的小说，也随之诞生”。小说文本中苍凉的基调，更有一种弥漫性的扩张效应。之于读者，我们呼应着它，并接受它的审美暗示，这是作家高超的技能之所在吗？小说最后的描述极有意味。“又三年，秋，我出差路过S市，复去凭吊，发现这里已积尘日深，荒草散乱。它们纠缠和堆积着，宛若数不清的时间，使得这个世界上又悄悄坠落了一枚枯黄的叶子。”这段意味深长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写作者心中那份难以描述的悲凉，将会给读者带来怎样的内心震撼，已经无需赘述了。
（作者单位：江苏省泗洪县人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