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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说《卡珊德拉》被誉为“德国女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作品”，其于1983年发表后即刻轰动文坛，获得了评论界的高度评价。时隔二十多年仍焕发着巨大的艺术生命力，不乏阅读的意义。本文旨在从女性主义写作和疯癫两个主题切入对小说进行解读，重在揭示女性在男权社会禁锢下面临身份认同危机时的困惑，揭示女性建构自己声音和在此种声音遭到压抑迫害时产生的疏离感和挫败感，以及女性在寻求自我认知的艰难历程中的悲剧性宿命。
关键词：卡珊德拉；女性主义写作；自我认知；疯癫
卡珊德拉作为一个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俄瑞斯忒亚》都有所提及，而后的文学作品也基本以他们的叙述为依据。希腊神话中，卡珊德拉是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和王后赫卡柏的第三个女儿，爱慕她的太阳神阿波罗赋予她以预言真相的才能，但倔强的她却不愿因此委身于他，遭致阿波罗的惩罚，使她虽能预见到一切灾祸，可其预言却不为任何人相信。在特洛伊战争中，卡珊德拉虽预见到了一切，一再发出警告不能让帕里斯率舰去希腊，不要去抢希腊美女海伦，不要把大木马搬进特洛伊城等，但由于没有一个人相信她的话而终于导致了特洛伊城的毁灭。特洛伊城陷落之后，卡珊德拉被希腊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掳为“床伴”，并被带至希腊，后与阿伽门农一起被其妻克吕泰涅斯特拉杀害。
克里斯塔·沃尔夫从古老的神话中汲取素材，却颠覆了以往的视角，对卡珊德拉这一神话人物进行了重新书写和创造。小说中卡珊德拉第一次成为故事的主角。小说即从卡珊德拉被带到希腊开始，以其在预知自己死亡（奔赴刑场的路上）之前的回忆、思考和内心独白连缀全篇。“现在我讲着故事走向死亡。” 面对死亡的恐惧和战争创伤的痛苦回忆, 卡珊德拉回顾了整个战争的经过和自己精神成长的旅程, 回顾了自己怎样由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成长为特洛伊城的女祭司，又如何由一个遭人忌恨的预言家变成一个人们避之犹恐不及的“疯女人”。
如果说从对卡珊德拉这一角色的选择已经表露出作者沃尔夫对古希腊神话中男权知识权力话语体系建构的不满与颠覆，体现出明显的女性主义写作意图，那么她笔下卡珊德拉女性形象的塑造更是按照其内在逻辑展开，展现出一个女性寻求自我认知的艰难历程。
作为国王普里阿摩斯最为宠爱的女儿，卡珊德拉的童年弥漫着温馨而甜蜜的回忆的芬芳，年幼的她可以毫无避讳地坐在父亲的膝头，听男人们谈论同邻国的政治往来、商贸交易的种种事情。然而随着年龄渐长，卡珊德拉发现了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的社会身份和真实处境：在她生活的特洛伊城邦，拥有实权，操纵公共生活的始终是男人，女性的参与是十分有限的。即使她是公主，纵然她思维清晰、目光敏锐，丝毫不逊色于任何一名男子。卡珊德拉说过：“不是由于我出生在特洛伊，而是由于宫廷中讲的许多事使我成了特洛伊人。”参照西蒙·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的相关理论，女人的身份是被“建构”起来的。在一个男权的话语体系和阐释系统里，卡珊德拉是一个局外人，当她从社会、政治、经济等阐释系统里发现男性“他者”的存在之时，其实也就发现了自身的缺席。卡珊德拉渴望成为一个女祭司，希望以此停留在男性权力的中心，以此逃离与其他女子一样不得不在雅典娜神庙里等待男人们挑选与任意凌辱的命运。可是当完全不能胜任祭司一职的同胞兄弟海列诺斯抢先成为她渴慕已久的角色时，卡珊德拉意识到横亘在自己与男性“他者”之间难以逾越的界限和鸿沟，这种界限和鸿沟是男权话语系统所设置所阐释的，在男权社会机制的禁锢下，女性仅仅是为男性服务、维持种族繁衍和延续的工具。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卡珊德拉终于如愿以偿当上特洛伊城的女祭司时，她发现自己之前设想中的那种理想的女祭司身份，反而使她落入一种悖谬的命运处境，她与以父亲等人为代表的男权社会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根本性冲突；她难以避免遭遇自我认知与社会身份认同之间的巨大矛盾和困境：作为预言者，卡珊德拉早就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女祭司的社会身份也要求她对全体特洛伊人负责，她有义务阻止这场战争。但与此同时，作为国王普里阿摩斯最为宠爱的女儿，她又不得不顾及自己父王和整个王室的利益。这样一来，卡珊德拉被置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其心灵成为两种强大对立力量的角力场，随时面临崩溃的危险。所以尽管卡珊德拉知晓一切，但是她的清醒、洞察丝毫不能阻止或者改变战争的进程，不能救特洛伊于倾覆和灭亡的厄运。
小说中，卡珊德拉回忆和思考了自己的一生，反思了那场旷日持久的特洛伊战争。在作者沃尔夫笔下，卡珊德拉以自己的观察和体验，揭露了一个与荷马史诗迥异的历史真相。通过卡珊德拉回忆中特洛伊三次出航事件的展开，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崭新的战争全局。第一次出航时，卡珊德拉还是乳母怀中的幼儿，只有当她成为女祭司和预言者之后，“孩提时留在我记忆中的那些事，现在终于真相大白了”：第一次出航，是与希腊人谈判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条件；第二次，为了索回被希腊人抢走的姑姑赫西俄涅，不想不仅姑姑赫西俄涅没带回来，先知卡尔卡斯也作为人质被扣留在希腊。当然卡珊德拉明晓真相：卡尔卡斯是自愿留在希腊的。而第三次的出航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特洛伊战争的起因和经过都远非荷马记载的那样，帕里斯根本没有把希腊的海伦带回特洛伊，他带回国的只是一个裹着严严实实面纱的幻影。然而为了所谓的王室颜面，特洛伊谎称掠来了美女海伦，以此蒙蔽民众，号召其为战争而战。特洛伊的国王努力“使军队保持对那个幻影的信念”，而希腊人虽然也知道海伦的真身不在特洛伊，还是毅然发起了战争，“他们要我们的黄金，要自由出入达达尼尔海峡”。于是，海伦的“幻影”成了双方掠夺性战争堂而皇之的借口。
卡珊德拉的独白，一反将战争起因归结为美貌的海伦的传统叙述，揭露了战争的真正缘起——男性理性权力话语中所隐含的人类自我毁灭的可怕欲望。换言之，男性统治集团无止境的扩张欲才是战争的真正根源。沃尔夫透过女性的“内心声音”，从“女人”的视角，用女人的价值观看待和评价特洛伊战争，以战争所造成的恐惧、痛苦的表达，代替了以往所谓英雄美德的宣扬。在卡珊德拉看来，所谓的英雄业绩无异于十恶不赦的谋杀行为。阿喀琉斯当着卡珊德拉的面残忍地杀死了她年幼的兄弟，脸上露出的是“不加掩饰的、可怕的、男人的喜悦”。荷马绝不会这样描写希腊军队在特洛伊城的暴行，他“看到”的是一场狂欢和强者的舞蹈，更把阿喀琉斯当做英雄来颂扬。然而就是这个“最伟大的英雄” 阿喀琉斯，在这部小说、在作者的笔下、在口述者卡珊德拉的眼中，却是一个嗜血成性的“畜生”。作者沃尔夫借由卡珊德拉的视角极力重构一种新的叙事逻辑，这种“女性的”叙事逻辑拒绝以往那种充满着战争和暴力的破坏性和强制性的男性话语和话语方式，转而肯定女性说话方式的独特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特洛伊王室的三次出航其实只是卡珊德拉回顾特洛伊战争整个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小说叙述结构的主线是围绕特洛伊战争的起因、经过和结局卡珊德拉一次又一次的疯癫经历。对于卡珊德拉，疯癫是她情感分裂的产物，其既是她的叛逆反抗，又是她的庇佑逃离。因道破真相，危及权益，疯癫成为统治者隔离她的借口，而借由疯癫，卡珊德拉走向她悲剧的宿命式结局。
以疯癫作为主线来讲述卡珊德拉自我认知的内心旅程，更加让读者窥察到卡珊德拉内心剧烈的冲突和斗争。第二次出航归来，宫廷里已没有人愿意听她讲话，面对众人的不解与疏远，卡珊德拉精神崩溃。对她而言，说出事件的真相，发出被压抑的声音, 是因为热爱自己的父王和整个国家, 是为避免内在自我的分裂, 但结果却是遭到更加严厉的压制和惩罚。当阻止不了军队的第三次出航时，卡珊德拉再次疯癫发作。最后当她反对以姐姐为诱饵捕杀阿喀琉斯的计划并预言特洛伊的灭亡时，她被曾宠爱她的父王痛斥为敌我不分，当做疯子被监禁了起来。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详尽地论证了“疯癫”与“禁闭”的意义。他认为，任何形式的疯癫都是一个社会文明或文化的产物。“疯癫与理性之间不存在绝对的界限。‘疯癫’其实是多数人对少数人压迫的产物。当人们发现有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言行举止违背了自己的主流价值和意识形态标准时，就会认为这一部分人是‘疯癫’的，对他们采取放逐或禁闭的措施。”[1]“理性就是秩序, 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 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2]所以说, 疯癫只是理性世界的一种说辞, 用来维持世界的秩序。几千年来的社会文明对于女性价值的看法是根深蒂固的：女性似乎本该就是顺从、沉默、端庄、奉献的, 所有的女性几乎都被桎梏于这套价值观念之中, 个体的生命被父权理性压迫变成了没有灵魂、缺乏生命力的玩偶。卡珊德拉作为国王所疼爱的女儿，只能站在家庭一边，社会给她规定的角色就是沉默，不得有批评意识；而她作为一个祭司又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试图抵御集体意识，所以当卡珊德拉道破真相、危及男权社会的权益与男性霸权时，即使是平日里对她宠爱有加的父亲阿德里摩斯也不得不换做一副严肃的面孔，对外界宣称她疯了并把她投入监牢。这里，“疯癫”成为隔离她的借口，“禁闭”成为压制禁锢其女性声音的手段。“说到底，禁闭的目的在于压制疯癫，从社会秩序中清除一种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形象。禁闭的实质不是拔除一种危险。禁闭仅仅表明了疯癫在实质上是什么：是一种非存在物的表现；禁闭通过这种表现来压制疯癫，因为它使疯癫恢复了虚无真相。”[3]
在疯癫中，卡珊德拉平静地走向自己的死亡。正如福柯所说，疯癫往往占据着一种极端的、孤立无援的位置，没有任何东西能使它回归真理或理性。它只能导致痛苦乃至死亡。生命的结束使生命摆脱了疯癫，但是疯癫仍将超越死亡而取得胜利，这似乎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永恒真理。其实透过卡珊德拉的悲剧，可以看到妇女在历史上被物化的过程，卡珊德拉只是作为一个客体存在，她的主体远被排斥在社会意识外。历史发展的进程被男人操纵着，女人提出任何异议都被看成是荒谬的甚至反动的而加以排斥，没人相信她的话。尽管卡珊德拉在窘迫焦虑的现实和绝望的困境中进行了努力的挣扎与反抗，积极建构自己的声音，为寻求女性的身份意识和自我认知而独立抗争，但最后等待她的还是死亡。
综上所述，通过对卡珊德拉这一神话人物形象的重新书写和解读，沃尔夫成功地改写了西方文学经典中以男性形象和男权意识为中心的神话，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卡珊德拉形象。小说女性主义写作策略的有效应用，使得作品成为一个阅读性很强的可操作实验文本，也为我们预留下了十分丰盈广阔的阐释空间。
注释：
[1][2][3] [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5页、第2页、第45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本栏责编：梓均
关键词：卡珊德拉；女性主义写作；自我认知；疯癫
卡珊德拉作为一个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俄瑞斯忒亚》都有所提及，而后的文学作品也基本以他们的叙述为依据。希腊神话中，卡珊德拉是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和王后赫卡柏的第三个女儿，爱慕她的太阳神阿波罗赋予她以预言真相的才能，但倔强的她却不愿因此委身于他，遭致阿波罗的惩罚，使她虽能预见到一切灾祸，可其预言却不为任何人相信。在特洛伊战争中，卡珊德拉虽预见到了一切，一再发出警告不能让帕里斯率舰去希腊，不要去抢希腊美女海伦，不要把大木马搬进特洛伊城等，但由于没有一个人相信她的话而终于导致了特洛伊城的毁灭。特洛伊城陷落之后，卡珊德拉被希腊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掳为“床伴”，并被带至希腊，后与阿伽门农一起被其妻克吕泰涅斯特拉杀害。
克里斯塔·沃尔夫从古老的神话中汲取素材，却颠覆了以往的视角，对卡珊德拉这一神话人物进行了重新书写和创造。小说中卡珊德拉第一次成为故事的主角。小说即从卡珊德拉被带到希腊开始，以其在预知自己死亡（奔赴刑场的路上）之前的回忆、思考和内心独白连缀全篇。“现在我讲着故事走向死亡。” 面对死亡的恐惧和战争创伤的痛苦回忆, 卡珊德拉回顾了整个战争的经过和自己精神成长的旅程, 回顾了自己怎样由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成长为特洛伊城的女祭司，又如何由一个遭人忌恨的预言家变成一个人们避之犹恐不及的“疯女人”。
如果说从对卡珊德拉这一角色的选择已经表露出作者沃尔夫对古希腊神话中男权知识权力话语体系建构的不满与颠覆，体现出明显的女性主义写作意图，那么她笔下卡珊德拉女性形象的塑造更是按照其内在逻辑展开，展现出一个女性寻求自我认知的艰难历程。
作为国王普里阿摩斯最为宠爱的女儿，卡珊德拉的童年弥漫着温馨而甜蜜的回忆的芬芳，年幼的她可以毫无避讳地坐在父亲的膝头，听男人们谈论同邻国的政治往来、商贸交易的种种事情。然而随着年龄渐长，卡珊德拉发现了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的社会身份和真实处境：在她生活的特洛伊城邦，拥有实权，操纵公共生活的始终是男人，女性的参与是十分有限的。即使她是公主，纵然她思维清晰、目光敏锐，丝毫不逊色于任何一名男子。卡珊德拉说过：“不是由于我出生在特洛伊，而是由于宫廷中讲的许多事使我成了特洛伊人。”参照西蒙·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的相关理论，女人的身份是被“建构”起来的。在一个男权的话语体系和阐释系统里，卡珊德拉是一个局外人，当她从社会、政治、经济等阐释系统里发现男性“他者”的存在之时，其实也就发现了自身的缺席。卡珊德拉渴望成为一个女祭司，希望以此停留在男性权力的中心，以此逃离与其他女子一样不得不在雅典娜神庙里等待男人们挑选与任意凌辱的命运。可是当完全不能胜任祭司一职的同胞兄弟海列诺斯抢先成为她渴慕已久的角色时，卡珊德拉意识到横亘在自己与男性“他者”之间难以逾越的界限和鸿沟，这种界限和鸿沟是男权话语系统所设置所阐释的，在男权社会机制的禁锢下，女性仅仅是为男性服务、维持种族繁衍和延续的工具。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卡珊德拉终于如愿以偿当上特洛伊城的女祭司时，她发现自己之前设想中的那种理想的女祭司身份，反而使她落入一种悖谬的命运处境，她与以父亲等人为代表的男权社会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根本性冲突；她难以避免遭遇自我认知与社会身份认同之间的巨大矛盾和困境：作为预言者，卡珊德拉早就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女祭司的社会身份也要求她对全体特洛伊人负责，她有义务阻止这场战争。但与此同时，作为国王普里阿摩斯最为宠爱的女儿，她又不得不顾及自己父王和整个王室的利益。这样一来，卡珊德拉被置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其心灵成为两种强大对立力量的角力场，随时面临崩溃的危险。所以尽管卡珊德拉知晓一切，但是她的清醒、洞察丝毫不能阻止或者改变战争的进程，不能救特洛伊于倾覆和灭亡的厄运。
小说中，卡珊德拉回忆和思考了自己的一生，反思了那场旷日持久的特洛伊战争。在作者沃尔夫笔下，卡珊德拉以自己的观察和体验，揭露了一个与荷马史诗迥异的历史真相。通过卡珊德拉回忆中特洛伊三次出航事件的展开，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崭新的战争全局。第一次出航时，卡珊德拉还是乳母怀中的幼儿，只有当她成为女祭司和预言者之后，“孩提时留在我记忆中的那些事，现在终于真相大白了”：第一次出航，是与希腊人谈判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条件；第二次，为了索回被希腊人抢走的姑姑赫西俄涅，不想不仅姑姑赫西俄涅没带回来，先知卡尔卡斯也作为人质被扣留在希腊。当然卡珊德拉明晓真相：卡尔卡斯是自愿留在希腊的。而第三次的出航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特洛伊战争的起因和经过都远非荷马记载的那样，帕里斯根本没有把希腊的海伦带回特洛伊，他带回国的只是一个裹着严严实实面纱的幻影。然而为了所谓的王室颜面，特洛伊谎称掠来了美女海伦，以此蒙蔽民众，号召其为战争而战。特洛伊的国王努力“使军队保持对那个幻影的信念”，而希腊人虽然也知道海伦的真身不在特洛伊，还是毅然发起了战争，“他们要我们的黄金，要自由出入达达尼尔海峡”。于是，海伦的“幻影”成了双方掠夺性战争堂而皇之的借口。
卡珊德拉的独白，一反将战争起因归结为美貌的海伦的传统叙述，揭露了战争的真正缘起——男性理性权力话语中所隐含的人类自我毁灭的可怕欲望。换言之，男性统治集团无止境的扩张欲才是战争的真正根源。沃尔夫透过女性的“内心声音”，从“女人”的视角，用女人的价值观看待和评价特洛伊战争，以战争所造成的恐惧、痛苦的表达，代替了以往所谓英雄美德的宣扬。在卡珊德拉看来，所谓的英雄业绩无异于十恶不赦的谋杀行为。阿喀琉斯当着卡珊德拉的面残忍地杀死了她年幼的兄弟，脸上露出的是“不加掩饰的、可怕的、男人的喜悦”。荷马绝不会这样描写希腊军队在特洛伊城的暴行，他“看到”的是一场狂欢和强者的舞蹈，更把阿喀琉斯当做英雄来颂扬。然而就是这个“最伟大的英雄” 阿喀琉斯，在这部小说、在作者的笔下、在口述者卡珊德拉的眼中，却是一个嗜血成性的“畜生”。作者沃尔夫借由卡珊德拉的视角极力重构一种新的叙事逻辑，这种“女性的”叙事逻辑拒绝以往那种充满着战争和暴力的破坏性和强制性的男性话语和话语方式，转而肯定女性说话方式的独特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特洛伊王室的三次出航其实只是卡珊德拉回顾特洛伊战争整个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小说叙述结构的主线是围绕特洛伊战争的起因、经过和结局卡珊德拉一次又一次的疯癫经历。对于卡珊德拉，疯癫是她情感分裂的产物，其既是她的叛逆反抗，又是她的庇佑逃离。因道破真相，危及权益，疯癫成为统治者隔离她的借口，而借由疯癫，卡珊德拉走向她悲剧的宿命式结局。
以疯癫作为主线来讲述卡珊德拉自我认知的内心旅程，更加让读者窥察到卡珊德拉内心剧烈的冲突和斗争。第二次出航归来，宫廷里已没有人愿意听她讲话，面对众人的不解与疏远，卡珊德拉精神崩溃。对她而言，说出事件的真相，发出被压抑的声音, 是因为热爱自己的父王和整个国家, 是为避免内在自我的分裂, 但结果却是遭到更加严厉的压制和惩罚。当阻止不了军队的第三次出航时，卡珊德拉再次疯癫发作。最后当她反对以姐姐为诱饵捕杀阿喀琉斯的计划并预言特洛伊的灭亡时，她被曾宠爱她的父王痛斥为敌我不分，当做疯子被监禁了起来。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详尽地论证了“疯癫”与“禁闭”的意义。他认为，任何形式的疯癫都是一个社会文明或文化的产物。“疯癫与理性之间不存在绝对的界限。‘疯癫’其实是多数人对少数人压迫的产物。当人们发现有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言行举止违背了自己的主流价值和意识形态标准时，就会认为这一部分人是‘疯癫’的，对他们采取放逐或禁闭的措施。”[1]“理性就是秩序, 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 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2]所以说, 疯癫只是理性世界的一种说辞, 用来维持世界的秩序。几千年来的社会文明对于女性价值的看法是根深蒂固的：女性似乎本该就是顺从、沉默、端庄、奉献的, 所有的女性几乎都被桎梏于这套价值观念之中, 个体的生命被父权理性压迫变成了没有灵魂、缺乏生命力的玩偶。卡珊德拉作为国王所疼爱的女儿，只能站在家庭一边，社会给她规定的角色就是沉默，不得有批评意识；而她作为一个祭司又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试图抵御集体意识，所以当卡珊德拉道破真相、危及男权社会的权益与男性霸权时，即使是平日里对她宠爱有加的父亲阿德里摩斯也不得不换做一副严肃的面孔，对外界宣称她疯了并把她投入监牢。这里，“疯癫”成为隔离她的借口，“禁闭”成为压制禁锢其女性声音的手段。“说到底，禁闭的目的在于压制疯癫，从社会秩序中清除一种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形象。禁闭的实质不是拔除一种危险。禁闭仅仅表明了疯癫在实质上是什么：是一种非存在物的表现；禁闭通过这种表现来压制疯癫，因为它使疯癫恢复了虚无真相。”[3]
在疯癫中，卡珊德拉平静地走向自己的死亡。正如福柯所说，疯癫往往占据着一种极端的、孤立无援的位置，没有任何东西能使它回归真理或理性。它只能导致痛苦乃至死亡。生命的结束使生命摆脱了疯癫，但是疯癫仍将超越死亡而取得胜利，这似乎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永恒真理。其实透过卡珊德拉的悲剧，可以看到妇女在历史上被物化的过程，卡珊德拉只是作为一个客体存在，她的主体远被排斥在社会意识外。历史发展的进程被男人操纵着，女人提出任何异议都被看成是荒谬的甚至反动的而加以排斥，没人相信她的话。尽管卡珊德拉在窘迫焦虑的现实和绝望的困境中进行了努力的挣扎与反抗，积极建构自己的声音，为寻求女性的身份意识和自我认知而独立抗争，但最后等待她的还是死亡。
综上所述，通过对卡珊德拉这一神话人物形象的重新书写和解读，沃尔夫成功地改写了西方文学经典中以男性形象和男权意识为中心的神话，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卡珊德拉形象。小说女性主义写作策略的有效应用，使得作品成为一个阅读性很强的可操作实验文本，也为我们预留下了十分丰盈广阔的阐释空间。
注释：
[1][2][3] [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5页、第2页、第45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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