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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庆典理应是全体成员参与欢庆的快乐的节日，但不久前中国某高校的庆典再次给大家展示了“领导歌颂会”式的庆典模式。从大学校长自身的效用函数入手，分析这种庆典的原因，即校长借此进行信号显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为的制度必然性，并以此探讨中国高校现行委托—代理体制存在的制约渠道不通畅、利益取向不一致等严重弊端和无效的规避机制，最终通过对外国私立大学的委托—代理机制—校董会制度的对比分析，为中国高等教育在制度层面上的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委托—代理关系；信号显示；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2-0229-03
一、背景
庆典是全体成员参与欢庆的快乐的节日，但近日国内某高校的庆典却出现了“庆前学生边抱怨边彩排，庆典时学生无奈地听着各路领导的歌颂词，庆后学生排2个小时队吃不上午饭而领导在食堂吃自助餐”的奇特情景。事实上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了中国大多数高校庆典的通病。
2012年9月28日，某校六十周年庆祝大会隆重举行，整个庆典上出现的14个人名中，没有一个人是在校的老师、学生，只有3人与学校有一定关联，即校党委书记及两位是学校校友的高官，而14人中12人为省部级以上的官员、领导。而此时，全校数千名教师、数万名学生，只是拿着自带的废报纸或海绵坐垫，坐在远端的湿漉漉的看台上和足球场刚下完雨的草坪上观看着、参与着这场六十年一遇的母校的校庆。此时我们不禁要问这场号称是全校师生重大节日的校庆到底是在为谁举办？我们中国的高等教育到底是在为谁的利益进行呢？
二、问题提出——校长为什么这样办校庆
毫无疑问，在当今的中国高校，办校庆这种重大的活动是由校长、党委书记来做决定的，也就是说从校庆的举办方式到请哪些人登台讲话，都是校领导来拍板定夺的，所以要想知道校庆为何这样举办，必须要从校领导的角度——而不是学生、老师的角度——入手来分析他们的利益权衡，或者说他们的效用函数。
三、现象原因——基于效用论及信号显示的决策分析
从效用论的角度来说，校长这样办校庆必然是其基于个人无差异曲线，在预算线下的效用最大化的选择。在上例，无差异曲线包括在官员、老师、学生中的选择给校长带来的效用比例关系，预算线包括讲话的人数与庆典的时间等客观因素。那校长选取官员来做讲话、这样办校庆的方式，显然是他认为这些人的影响力、作用对自己效用提升的最大。那这些所谓的影响力和作用是什么呢，校长为什么如此看重呢？
这里可以从信号显示的角度略作分析，信号显示即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采取某种行动向信息劣势方（拥有公共信息的一方）发送相关信号，用以回避逆向选择，改进市场运行状况。
在上例中，校领导肯定是希望借此次校庆展现自己的“执政成绩”，这看似是无可厚非。这里，他们即对自己的政绩、学校的情况拥有信息优势的，而上层领导们，包括来的和没来的领导们，是信息劣势的，他们只拥有所谓的公共信息，即在他们的角度上，只能依据市场上一类学校的平均水平来判定某一学校的水平。而对于既非985又非211的学校，在没有信号显示的情况下，一般的主管领导和其他官员只能以“双非”的平均水平来评价此校的水平，自然也只能以“双非”学校校长的平均水平来看待此校的校长。
此时，校长自然很不乐意，他自认为自己的水平远高于同类学校校长的水平，希望进行信号显示，突出自己的优势，以便抓住那“稀缺”的升迁机会。
校长要想进行信号显示，避免被逆向选择拖后，显然只能办一些其他校长办不了的事情，而在校庆上，这个别人“办不了的事情”，不能是几乎无法评判的优美歌舞、学生讲话，而应是最明晰、有效、极易区分的领导、嘉宾的级别。官员的级别显而易见，高低极易排序，当然，和外校的比较也就极易进行了。
回顾庆典上的5封高级别领导的贺信与七位省部级领导的讲话，恐怕并不是所有“双非学校”在校庆时都可以做到的，至此，校长借助校庆活动完成了自己与学校的双重信号显示，避免了主管官员和其他领导们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均等评价，避免了在没有名头时自己在这个市场上被逆向选择的结果。
校长基于政绩工程对于自己进行信号显示，在中国高校十分普遍。在上述这个学校历史上，先例尤多、效果也尤为明显：1997年四十五周年校庆后，时任校长次年升任副市长，现已任省部级高官；2002年五十周年校庆后，时任校党委书记当年升职；2007年五十五周年校庆后，在次年5月30日，时任校党委书记升职至市纪委书记任职。
大型校庆与校领导升职均不到1年时间，看着这样的历史经验，哪个校领导不动心呢？
四、深层分析——委托—代理关系下中国高校
1.中国高校的委托代理关系。众所周知，对于公司，委托主体是股东，代理主体是CEO，分析一个公司时，委托—代理关系非常重要，其关系处理的好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公司的业绩表现。
学校何尝不是如此呢，先来看中国，大学的所有权是谁？校长，非也，表面上似乎是地方或国家政府，而实质上是在校的教师与学生。这点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政府的主体本来就是该区域的公民，政府与其公民本来就是委托—代理关系；第二，当今中国高校的学费的80%以上由学生直接缴纳和财政专款支持（见图1），学生缴纳的购买学校教育服务的学费自不用说来源主体是学生，而教育经费呢？这些经费明显不是拨给校长发工资的，也不是拨下来用于安置后勤人员下岗再就业的，而是拨给在校学习的学生和做研究的老师的，既然这笔专用经费的主体、对象是学生与老师，自然在财务角度，这些实际的经费来源（资产）的拥有者也就是学校的主体。
所以，对大学来说，投入占比超过80%的学生与老师是学校的主体从理论上是委托人毫无疑问（初、中等教育则尚有不同与争论），而这里的中间环节——政府，充当了实际执行的委托人的角色，那大学的校长也就自然的平行于公司的CEO，是代理人。至此，中国大学现行的委托—代理关系就清晰了。 2.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下中国高校校长行为分析。在委托—代理关系下，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有必然的冲突，在国内现行公立大学体制下，委托人中的学生希望获得优秀的学习服务，包括师资、实验室、生活、后勤服务等，以便快速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而老师希望取得优秀的研究成果，也就需要优质的研究环境、实验室和收入。但由于校领导一届任期最多不过五年，平均也就三年左右，所以代理人更注重短期利益，希望在这几年中有更多的政绩工程，如“众星云集”的校庆、盖大楼的数量、高的论文数量等，以便进行信号显示，最终目的是升职。
而高论文数的指标与教授注重论文质量和写论文时由内而外的感情抒发的期望行成了鲜明的矛盾，先进的现代设施与学生们更希望提高的后勤服务人员的自身素质形成了对比，再加上上文论述的校庆时的场面，我们显而易见委托—代理制度下双方的利益矛盾。
但为什么如此明显的委托—代理矛盾没有像公司那样被有效地解决、避免呢？关键就在中间一环，在中国高等教育下，实际的委托人是主观政府，这就形成了两个小的委托代理关系，一是学生、老师与主管政府的委托代理，二是主管政府于校领导的委托代理。
在第一个委托代理关系中，学生、教授与主管政府很少有交集。对上例这个学校而言，唯一的沟通渠道就是有一个区人大代表的选举名额，而且还是在预选之后从两名院长中选举一名院长当选。而区人大代表只能监督、管理该区政府的政务，而大学虽地理位置在该区，但行政上不属于该区，并不对该区政府负责，而是隶属于所在省政府、教育部，所以这一个委托—代理由于渠道的不通畅实际上是名存实亡的、无法制约的。
在第二个委托代理关系中，校长对主管政府部门负责，该政府部门监督、任命校长。由于主管政府部门有众多事物处理，很少会知道某一学校的实际情况，由此产生了强烈的信息不对称和监督困难，所以就只能以来校长的信号显示行为，在有限信息下判断校长的管理工作，其既不能像上市公司那样从公司员工选举、组成的理事会、监事会获得监督情报，也不能采取长期股权协议等来客观上制约、激励管理层的行为。
由上述分析我们得知，在中国高校的委托—代理机制下，作为名义上委托人的在校学生、老师和作为实际委托人的主管政府部门之间由于委托渠道的不通畅而导致委托—代理的制约关系名存实亡；而在主管政府部门对校长的实际委托关系中，由于存在着高度的信息不对称和缺乏监督机制，导致在这一情况下，校长的行为和利益取向与实际委托人和最终委托人（学生、老师）不相关的客观情况没有被有效的激励、制约机制规避。所以，在此时发生的校长请众多领导来校庆讲话的行为的目的和其他政绩工程一样，在于进行自我的“信号显示”，是谋取个人的短期利益最大化，最终达到个人升职的目的的行为。
五、问题解决——对于外国私立大学的对比分析
1.外国私立高校的委托代理关系。再来观察与中国高校制度不同的外国高校，或者说是不依赖政府财政拨款的、本质上类似于公司制的外国私立大学的情况，此处以私立大学最为发达的美国为例。
对于美国私立大学来说，通常设有校董会，校董会是美国大学的最高权力机构。所有学校重大决策包括校长任命均需通过校董会批准，构成包括极少量的校领导和知名校友、教授、学生、社会名流等人员。以杜克大学为例，该校校董会共有36人。现任主席是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罗伯特·斯蒂尔。校董会中仅有两位校领导，却有三个席位分配给本科生，两个席位分配给研究生。比如，在2008年3月，南京大学毕业生、27岁的中国硕士留学生宗兴就通过公开竞选，当选杜克大学校董，成为杜克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外国校董。
这里面校长对校董会负责，而校董会由选举产生（学生、老师、校友选举），又对教师和学生负责，所以，对外国私立学校，本质上的委托人为学生与老师，实际委托人为校董会，代理人为校长。
2.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下外国私立高校校长行为分析。外国的学生、老师的诉求恐怕与中国学生、老师无疑，而区别就在于不同委托—代理关系下的校长行为。
正如上文所述，在外国私立大学，校长对校董会负责，而他的利益也就完全不同于国内校长的升职，而是长任期与高收入。而这些又直接取决于校长的筹钱能力。
筹钱之所以是外国校长的最大使命，是因为它既是私立大学的生命之源，是老师、学生诉求解决的关键，也是制衡校长、校管理层行为的最有力方法。在2000年，美国私立大学非政府投入到经费占83.6%（见图2），众所周知的哈佛大学2005—2007年时平均大于80%（财政收入属于“其他收入”项的一部分）。
之所以说筹钱是制衡校管理层行为的最有力方法，是因为钱的主要来源是学费、校园捐助、公司研究资助三部分，这从图2、表1中均可明显看出（表1 中销售和服务收入中大部分为研究成果收入），这三部分总共占70%～80%。而这三部分共同制衡着校管理层的行为，下面分别分析这三比收入是如何制衡的：
学费方面，在美国自由申请、自由录取，信息接近完全充分的选校市场上，能招到多少优秀的人才几乎完全取决于学校的水平，私立学校学费高于公立、私立学校越好学费越贵已是事实。虽说这一正相关关系并不是严格的，但从整体角度，长远来看，只有学校的教育水平高、服务好，才能吸引更多的申请者，也就有了更多的学费收入。
捐助方面。这是最明显的区别，也是对学校教育成果最直接有效的监督。大学的根本目的之一是培养在校学生，使学生的人力资本上升，学生人力资本的上升就势必导致了学生永久收入的上升，也就间接体现在了校友的捐款数目的的上升上。
研究收入方面。大学的另一目的是做学术研究，而对社会由价值的学术研究往往会得到领域内各大公司的赞助，这个赞助数额便从市场角度，充分体现了一所学校现行研究水平的高低。
至此，我们发现，学校学长筹钱的数额直接取决于对学生的培养、对教师的支持，所以说在这一委托代理制度下，校长的根本利益是收入，手段是筹钱，筹钱又取决于对老师、学生的支持与服务水平。所以，外国私立大学的校长，不光在名义上依靠选举，直接对校董会代表、对全体学生、老师负责，在实际行动上他的个人利益也与学生、老师的利益高度一致。
六、最终结论
基于上述分析，解决当今中国高校委托—代理关系的高度不对称性的关键一是要打开这不通畅的委托—代理的渠道，使学生、老师成为切实的委托人，具有有力的监督职能；二是解决校长追求个人短期利益与学生、老师追求长期利益的不对称性，也就是建立有效的激励、制约机制。
“中国高等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优秀的人才？”——这一世纪之问仍回响于全体中国教育人的耳边。从委托—代理角度来看，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现行的制度下，代理人（学校领导层）与委托人（学生、老师）的利益不一致的现象没有被有效的规制，当大学并不是专注于学生人力资本的培养，不是致力于支持教师的研究成果时，中国高等教育怎么可能培养出源源不断的高等人才？
参考文献：
[1] 王蕊.美国高等教育管理中政府、校董会、认证机构“三权”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6.
[2] 欧克.“哈佛大学产权明晰”不过是想当然[N].中国青年报，2010.
[3] 胡娟，张伟.哈佛大学资金来源、筹资模式及其启示[J].高等教育研究，2008，（5）：104-109.
[4] 张伟.哈佛大学科研经费及其管理模式[J].现代教育管理，2012，（1）：113-118.
[责任编辑 王玉妹]
关键词：委托—代理关系；信号显示；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2-0229-03
一、背景
庆典是全体成员参与欢庆的快乐的节日，但近日国内某高校的庆典却出现了“庆前学生边抱怨边彩排，庆典时学生无奈地听着各路领导的歌颂词，庆后学生排2个小时队吃不上午饭而领导在食堂吃自助餐”的奇特情景。事实上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了中国大多数高校庆典的通病。
2012年9月28日，某校六十周年庆祝大会隆重举行，整个庆典上出现的14个人名中，没有一个人是在校的老师、学生，只有3人与学校有一定关联，即校党委书记及两位是学校校友的高官，而14人中12人为省部级以上的官员、领导。而此时，全校数千名教师、数万名学生，只是拿着自带的废报纸或海绵坐垫，坐在远端的湿漉漉的看台上和足球场刚下完雨的草坪上观看着、参与着这场六十年一遇的母校的校庆。此时我们不禁要问这场号称是全校师生重大节日的校庆到底是在为谁举办？我们中国的高等教育到底是在为谁的利益进行呢？
二、问题提出——校长为什么这样办校庆
毫无疑问，在当今的中国高校，办校庆这种重大的活动是由校长、党委书记来做决定的，也就是说从校庆的举办方式到请哪些人登台讲话，都是校领导来拍板定夺的，所以要想知道校庆为何这样举办，必须要从校领导的角度——而不是学生、老师的角度——入手来分析他们的利益权衡，或者说他们的效用函数。
三、现象原因——基于效用论及信号显示的决策分析
从效用论的角度来说，校长这样办校庆必然是其基于个人无差异曲线，在预算线下的效用最大化的选择。在上例，无差异曲线包括在官员、老师、学生中的选择给校长带来的效用比例关系，预算线包括讲话的人数与庆典的时间等客观因素。那校长选取官员来做讲话、这样办校庆的方式，显然是他认为这些人的影响力、作用对自己效用提升的最大。那这些所谓的影响力和作用是什么呢，校长为什么如此看重呢？
这里可以从信号显示的角度略作分析，信号显示即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采取某种行动向信息劣势方（拥有公共信息的一方）发送相关信号，用以回避逆向选择，改进市场运行状况。
在上例中，校领导肯定是希望借此次校庆展现自己的“执政成绩”，这看似是无可厚非。这里，他们即对自己的政绩、学校的情况拥有信息优势的，而上层领导们，包括来的和没来的领导们，是信息劣势的，他们只拥有所谓的公共信息，即在他们的角度上，只能依据市场上一类学校的平均水平来判定某一学校的水平。而对于既非985又非211的学校，在没有信号显示的情况下，一般的主管领导和其他官员只能以“双非”的平均水平来评价此校的水平，自然也只能以“双非”学校校长的平均水平来看待此校的校长。
此时，校长自然很不乐意，他自认为自己的水平远高于同类学校校长的水平，希望进行信号显示，突出自己的优势，以便抓住那“稀缺”的升迁机会。
校长要想进行信号显示，避免被逆向选择拖后，显然只能办一些其他校长办不了的事情，而在校庆上，这个别人“办不了的事情”，不能是几乎无法评判的优美歌舞、学生讲话，而应是最明晰、有效、极易区分的领导、嘉宾的级别。官员的级别显而易见，高低极易排序，当然，和外校的比较也就极易进行了。
回顾庆典上的5封高级别领导的贺信与七位省部级领导的讲话，恐怕并不是所有“双非学校”在校庆时都可以做到的，至此，校长借助校庆活动完成了自己与学校的双重信号显示，避免了主管官员和其他领导们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均等评价，避免了在没有名头时自己在这个市场上被逆向选择的结果。
校长基于政绩工程对于自己进行信号显示，在中国高校十分普遍。在上述这个学校历史上，先例尤多、效果也尤为明显：1997年四十五周年校庆后，时任校长次年升任副市长，现已任省部级高官；2002年五十周年校庆后，时任校党委书记当年升职；2007年五十五周年校庆后，在次年5月30日，时任校党委书记升职至市纪委书记任职。
大型校庆与校领导升职均不到1年时间，看着这样的历史经验，哪个校领导不动心呢？
四、深层分析——委托—代理关系下中国高校
1.中国高校的委托代理关系。众所周知，对于公司，委托主体是股东，代理主体是CEO，分析一个公司时，委托—代理关系非常重要，其关系处理的好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公司的业绩表现。
学校何尝不是如此呢，先来看中国，大学的所有权是谁？校长，非也，表面上似乎是地方或国家政府，而实质上是在校的教师与学生。这点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政府的主体本来就是该区域的公民，政府与其公民本来就是委托—代理关系；第二，当今中国高校的学费的80%以上由学生直接缴纳和财政专款支持（见图1），学生缴纳的购买学校教育服务的学费自不用说来源主体是学生，而教育经费呢？这些经费明显不是拨给校长发工资的，也不是拨下来用于安置后勤人员下岗再就业的，而是拨给在校学习的学生和做研究的老师的，既然这笔专用经费的主体、对象是学生与老师，自然在财务角度，这些实际的经费来源（资产）的拥有者也就是学校的主体。
所以，对大学来说，投入占比超过80%的学生与老师是学校的主体从理论上是委托人毫无疑问（初、中等教育则尚有不同与争论），而这里的中间环节——政府，充当了实际执行的委托人的角色，那大学的校长也就自然的平行于公司的CEO，是代理人。至此，中国大学现行的委托—代理关系就清晰了。 2.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下中国高校校长行为分析。在委托—代理关系下，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有必然的冲突，在国内现行公立大学体制下，委托人中的学生希望获得优秀的学习服务，包括师资、实验室、生活、后勤服务等，以便快速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而老师希望取得优秀的研究成果，也就需要优质的研究环境、实验室和收入。但由于校领导一届任期最多不过五年，平均也就三年左右，所以代理人更注重短期利益，希望在这几年中有更多的政绩工程，如“众星云集”的校庆、盖大楼的数量、高的论文数量等，以便进行信号显示，最终目的是升职。
而高论文数的指标与教授注重论文质量和写论文时由内而外的感情抒发的期望行成了鲜明的矛盾，先进的现代设施与学生们更希望提高的后勤服务人员的自身素质形成了对比，再加上上文论述的校庆时的场面，我们显而易见委托—代理制度下双方的利益矛盾。
但为什么如此明显的委托—代理矛盾没有像公司那样被有效地解决、避免呢？关键就在中间一环，在中国高等教育下，实际的委托人是主观政府，这就形成了两个小的委托代理关系，一是学生、老师与主管政府的委托代理，二是主管政府于校领导的委托代理。
在第一个委托代理关系中，学生、教授与主管政府很少有交集。对上例这个学校而言，唯一的沟通渠道就是有一个区人大代表的选举名额，而且还是在预选之后从两名院长中选举一名院长当选。而区人大代表只能监督、管理该区政府的政务，而大学虽地理位置在该区，但行政上不属于该区，并不对该区政府负责，而是隶属于所在省政府、教育部，所以这一个委托—代理由于渠道的不通畅实际上是名存实亡的、无法制约的。
在第二个委托代理关系中，校长对主管政府部门负责，该政府部门监督、任命校长。由于主管政府部门有众多事物处理，很少会知道某一学校的实际情况，由此产生了强烈的信息不对称和监督困难，所以就只能以来校长的信号显示行为，在有限信息下判断校长的管理工作，其既不能像上市公司那样从公司员工选举、组成的理事会、监事会获得监督情报，也不能采取长期股权协议等来客观上制约、激励管理层的行为。
由上述分析我们得知，在中国高校的委托—代理机制下，作为名义上委托人的在校学生、老师和作为实际委托人的主管政府部门之间由于委托渠道的不通畅而导致委托—代理的制约关系名存实亡；而在主管政府部门对校长的实际委托关系中，由于存在着高度的信息不对称和缺乏监督机制，导致在这一情况下，校长的行为和利益取向与实际委托人和最终委托人（学生、老师）不相关的客观情况没有被有效的激励、制约机制规避。所以，在此时发生的校长请众多领导来校庆讲话的行为的目的和其他政绩工程一样，在于进行自我的“信号显示”，是谋取个人的短期利益最大化，最终达到个人升职的目的的行为。
五、问题解决——对于外国私立大学的对比分析
1.外国私立高校的委托代理关系。再来观察与中国高校制度不同的外国高校，或者说是不依赖政府财政拨款的、本质上类似于公司制的外国私立大学的情况，此处以私立大学最为发达的美国为例。
对于美国私立大学来说，通常设有校董会，校董会是美国大学的最高权力机构。所有学校重大决策包括校长任命均需通过校董会批准，构成包括极少量的校领导和知名校友、教授、学生、社会名流等人员。以杜克大学为例，该校校董会共有36人。现任主席是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罗伯特·斯蒂尔。校董会中仅有两位校领导，却有三个席位分配给本科生，两个席位分配给研究生。比如，在2008年3月，南京大学毕业生、27岁的中国硕士留学生宗兴就通过公开竞选，当选杜克大学校董，成为杜克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外国校董。
这里面校长对校董会负责，而校董会由选举产生（学生、老师、校友选举），又对教师和学生负责，所以，对外国私立学校，本质上的委托人为学生与老师，实际委托人为校董会，代理人为校长。
2.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下外国私立高校校长行为分析。外国的学生、老师的诉求恐怕与中国学生、老师无疑，而区别就在于不同委托—代理关系下的校长行为。
正如上文所述，在外国私立大学，校长对校董会负责，而他的利益也就完全不同于国内校长的升职，而是长任期与高收入。而这些又直接取决于校长的筹钱能力。
筹钱之所以是外国校长的最大使命，是因为它既是私立大学的生命之源，是老师、学生诉求解决的关键，也是制衡校长、校管理层行为的最有力方法。在2000年，美国私立大学非政府投入到经费占83.6%（见图2），众所周知的哈佛大学2005—2007年时平均大于80%（财政收入属于“其他收入”项的一部分）。
之所以说筹钱是制衡校管理层行为的最有力方法，是因为钱的主要来源是学费、校园捐助、公司研究资助三部分，这从图2、表1中均可明显看出（表1 中销售和服务收入中大部分为研究成果收入），这三部分总共占70%～80%。而这三部分共同制衡着校管理层的行为，下面分别分析这三比收入是如何制衡的：
学费方面，在美国自由申请、自由录取，信息接近完全充分的选校市场上，能招到多少优秀的人才几乎完全取决于学校的水平，私立学校学费高于公立、私立学校越好学费越贵已是事实。虽说这一正相关关系并不是严格的，但从整体角度，长远来看，只有学校的教育水平高、服务好，才能吸引更多的申请者，也就有了更多的学费收入。
捐助方面。这是最明显的区别，也是对学校教育成果最直接有效的监督。大学的根本目的之一是培养在校学生，使学生的人力资本上升，学生人力资本的上升就势必导致了学生永久收入的上升，也就间接体现在了校友的捐款数目的的上升上。
研究收入方面。大学的另一目的是做学术研究，而对社会由价值的学术研究往往会得到领域内各大公司的赞助，这个赞助数额便从市场角度，充分体现了一所学校现行研究水平的高低。
至此，我们发现，学校学长筹钱的数额直接取决于对学生的培养、对教师的支持，所以说在这一委托代理制度下，校长的根本利益是收入，手段是筹钱，筹钱又取决于对老师、学生的支持与服务水平。所以，外国私立大学的校长，不光在名义上依靠选举，直接对校董会代表、对全体学生、老师负责，在实际行动上他的个人利益也与学生、老师的利益高度一致。
六、最终结论
基于上述分析，解决当今中国高校委托—代理关系的高度不对称性的关键一是要打开这不通畅的委托—代理的渠道，使学生、老师成为切实的委托人，具有有力的监督职能；二是解决校长追求个人短期利益与学生、老师追求长期利益的不对称性，也就是建立有效的激励、制约机制。
“中国高等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优秀的人才？”——这一世纪之问仍回响于全体中国教育人的耳边。从委托—代理角度来看，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现行的制度下，代理人（学校领导层）与委托人（学生、老师）的利益不一致的现象没有被有效的规制，当大学并不是专注于学生人力资本的培养，不是致力于支持教师的研究成果时，中国高等教育怎么可能培养出源源不断的高等人才？
参考文献：
[1] 王蕊.美国高等教育管理中政府、校董会、认证机构“三权”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6.
[2] 欧克.“哈佛大学产权明晰”不过是想当然[N].中国青年报，2010.
[3] 胡娟，张伟.哈佛大学资金来源、筹资模式及其启示[J].高等教育研究，2008，（5）：104-109.
[4] 张伟.哈佛大学科研经费及其管理模式[J].现代教育管理，2012，（1）：113-118.
[责任编辑 王玉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