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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国维是20世纪中国资产阶级在文化学术上的最初的代表人物之一，国内外的新老学者，都非常推重王国维，尊他为“史学大师”，是“新史学的开山”。王国维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学贯中西，既精且博，尤其在史学研究方面，有其独有的见解。因而，从基深源渊、深思、熟虑而根本及远见卓识四个方面来分析总结王国维史学思想的特色，对于研究王国维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王国维；史学思想；特色
一、基深源渊
王国维是作为大家为人所敬仰的。他学识渊博，见多识广。时势造英雄，王国维能成长为这样的人才，除却他自身的努力与修养，与他站在时代的关键命脉上有着重要关联。
王国维史学思想的“基深”，一方面，自然是指王国维学识之广，不论是文字学、音韵学、古器物學、金石学、四裔等等文哲经史之学，还是欧西纯粹哲学、道德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自然科学、工艺技术、社会法制之学都有所精通，以及博通英日等多国语言并著有译作，学术成就涉及哲学、文学、美学、史学等多个领域。王国维敦厚沉静的治学态度使得他在各个方面都有所建树，并逐渐形成具有独到见解的专业解读。其史学思想在这些蔚为壮观的学识上涵养滋长，不可谓基不深。
另一方面，王国维生活的1877-1927年这半个世纪中，以对其产生重要思想影响的辛亥革命为分水岭，前有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1898年戊戌变法等，以后又有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以及1915年新文化运动，1917年张勋复辟，1919年“五四”运动和1922年北伐战争。再加上1914-1918年的欧战，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更是有这些丰富的历史事实活生生演绎在他所存在的社会生活中，不多不少，却足以让一位学识渊博，思想慎睿的学者实实在在见证了许多鲜活历史事件的发展演变，他有更多更优势的机遇得到这些重大事件的第一手资料。这些重要的历史资料对其史学思想的形成和成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凡治史，基愈厚，则思愈敏，愈是见多识广，则其思想愈加深睿明朗，成就愈是彰显。
从有清到民国，王国维真真成了圣朝遗老。他眼中看到的是，一种超乎同一种文化与制度架构的解体，是新文化与旧文化的辗转更替，否定之否定。新生的力量抟扶摇而直上，势猛且剧。前221-1912，绵延中国两千余年的传统政教体制解体，附着其上的中国传统文化饱受诟病与睥睨。处在时代洪渊之中的王国维，从探讨人间大义到保世兹大，他之治史，自始至终，所忧心的不过是在历史演进中凝集而成的中华文化的命运，他从未改变的立足点，是千万先民的心血与精魂。
半个世纪的社会巨变，半个世纪的思想熏陶，“变革”的思想意识促使王国维专研富强的欧西之学术，出乎其外，又能入乎其内，审视根植于自身的国学精粹的眼光更加犀利而深刻的同时，又给中国传统史学开辟出一片脚跟更稳健的天地，他明白，竭泽而渔从来不是真正聪明的方式，远见从来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才能达到的高度。
二、深思
学术与人文的复杂关系自是不必多言的，千丝万缕，构成王国维“人间”的多维结构，融化为文化，成为涵养人类社会稳健发展无可回避的地基。
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的具有地方性、历史性的“人间”建构方式，它的表现方式自然受到历来史学者的高度重视，而其命运的发展方向当然也是王国维治史所关注的向度，即历史文化向度。
知其然及其所以然，就是历史。王国维研究这一向度，不能不说其思深。王国维曾强调哲学的重要性，指出“专门教育中，哲学一科必与诸科并立。”[1]哲学思维不得不说是王国维思学思想中的一大特色。哲学作为他治史的方法论给了他更深刻的启示与指导使得王国维在思考问题时往往更能从哲学的角度切入，有所依据的审视。独到哲学思维下，辩证思维的灵活运用，以史治经，不载空言或穿凿附会，属辞比事，“以事实决事实，”“见之于行事”[2]，使得王国维的史学思想始终保持着一种清醒的批判精神和科学方法。
三、熟虑而根本
中土历史，纲纪之学。抽象事物必托于有形，中国纲纪之说，附生于传统政教制度。近代中国政教制度崩溃于不觉之中，一溃而万变，巨劫奇竟。然而，“汉楚龙争元自可”，亡一姓之国，非亡天下，殉道成仁，非具人具事，人心之凌迟，谓之危。
根植于文化精神之民，失去精神的根本，才是真正要大难临头了。王国维史学思想的关注点在人类未来的方向性问题上，是一种长远的思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根本性的看法，是经得起时间和历史考验的。他的这种视野，忠实于史学家的立场，“保世兹大”[3]，是保民之举。
传统文化旦夕之间遭受非议，正如将一树削其根，无根而不能活。欧西思想却有富强的动力功能，但是盲目崇拜欧西观念而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亦或是挂羊头卖狗肉，生搬硬套而不理会国情民风的做法则是不可取的。中西两种思想滋生于不同的文化架构之下，互有利弊得失，认识到这一点，这是认识到文化的危机，示意以是非论，以利害论，次即《管子》“轻重”之术。“中国立说，首贵用中，孔子称过犹不及，孟子恶举一废百，国以民为本，中外一也。”王国维史学思想中包含着“三无”思想，他在1911年撰寫的《国学丛刊序》中说：“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4]，王国维从纯学术的角度出发，提出“学无中西，无新旧，无有用无用”的主张，在学术界率先打破了限制学术发展与思想自由的中西、新旧的局限，从理性认识上开启了现代学术的枢纽。事无大小、无远近，思真纪实，存乎人间福祉，“破中外之见”，通古今之变，思幽而有所不避，讥繁而有所不辞，从根本上重新审视了传统文化，立足传统文化之上，又给传统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
四、远见卓识
王国维的思学思想兼容并包，宽容大度，睿智理性、调理鲜明，对世界格局、中西学的局限及中华史学的未来意义都有着远见卓识。 时空扩展，时事演变，世界局势变化莫千，世界历史一体化大势所趋，人类各种文化构架之间穿梭跨越渐趋融合新的大文化，在新的包容圈中，王国维的思学思想高度亦与时俱进地站到了世界历史意识的出发点上，以此出发对学术加以阐发。
王国维认为“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故一学既兴，他学自从之。此由学问之事，本无中西，彼鳃鳃焉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6]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提出“今日之时代已进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
苟儒家之说而有价值也，则因研究诸子之学而益明，其无价值也，虽罢黜百家适足以滋世人之疑惑耳。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7]王国维身体力行，提出治史的“二重证据法”：依照陈寅恪的总结来说就是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8]王国维“破中外之见”，通古今之变，将古今、中西的知识打通，全面观察、逻辑讲究，层次分明，说服力强。
沉静是一种可贵的品格，治史之人尤为需要这种品格。世务千殊万异，时且不止，人而不同。治史之人要有这样的觉悟，时、地、人，在历史之河中成就、水平均有限，但是如能视己为其一，不自负自大，互相启发，不断积累，承前而启后，理性对待历史的长期性、延续性，那么史之为史，便是担负起了治史之人的责任。
五、结语
中华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博大精深，内在可以安民，反诸求取，安世所以长短，在风俗厚薄传古之学，浸润了民族的传统性以及文化的历史性，深具稳定性，而自然科学的社会应用的二重性，若能以此驾驭之，不能不说是大中至正之道。这也就是历史问题中最难以言明的人性，以此作为调节机制，辅之欧西激发机制，两相推动，给历史文化的未来发展指出了一条道路。
注释：
[1]王国维著，佛雏编.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57-58.
[2]谢维扬，房鑫亮.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84.
[3]谢维扬，房鑫亮.国学丛刊序（代罗叔言参事），王国维全集第八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605-607.
[4]王国维.国学丛刊序，王国维遗书第四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6.
[5]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观堂集林（下）[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877.
[6]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6.
[7]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19.
参考文献：
[1]谢维扬，房鑫亮.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6）.
[2]王國维著，佛雏编.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3]谢维扬，房鑫亮.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4]谢维扬，房鑫亮.国学丛刊序（代罗叔言参事），王国维全集第八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靳婷婷（1993—），女，山西臨汾人，山西大学历史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关键词】：王国维；史学思想；特色
一、基深源渊
王国维是作为大家为人所敬仰的。他学识渊博，见多识广。时势造英雄，王国维能成长为这样的人才，除却他自身的努力与修养，与他站在时代的关键命脉上有着重要关联。
王国维史学思想的“基深”，一方面，自然是指王国维学识之广，不论是文字学、音韵学、古器物學、金石学、四裔等等文哲经史之学，还是欧西纯粹哲学、道德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自然科学、工艺技术、社会法制之学都有所精通，以及博通英日等多国语言并著有译作，学术成就涉及哲学、文学、美学、史学等多个领域。王国维敦厚沉静的治学态度使得他在各个方面都有所建树，并逐渐形成具有独到见解的专业解读。其史学思想在这些蔚为壮观的学识上涵养滋长，不可谓基不深。
另一方面，王国维生活的1877-1927年这半个世纪中，以对其产生重要思想影响的辛亥革命为分水岭，前有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1898年戊戌变法等，以后又有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以及1915年新文化运动，1917年张勋复辟，1919年“五四”运动和1922年北伐战争。再加上1914-1918年的欧战，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更是有这些丰富的历史事实活生生演绎在他所存在的社会生活中，不多不少，却足以让一位学识渊博，思想慎睿的学者实实在在见证了许多鲜活历史事件的发展演变，他有更多更优势的机遇得到这些重大事件的第一手资料。这些重要的历史资料对其史学思想的形成和成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凡治史，基愈厚，则思愈敏，愈是见多识广，则其思想愈加深睿明朗，成就愈是彰显。
从有清到民国，王国维真真成了圣朝遗老。他眼中看到的是，一种超乎同一种文化与制度架构的解体，是新文化与旧文化的辗转更替，否定之否定。新生的力量抟扶摇而直上，势猛且剧。前221-1912，绵延中国两千余年的传统政教体制解体，附着其上的中国传统文化饱受诟病与睥睨。处在时代洪渊之中的王国维，从探讨人间大义到保世兹大，他之治史，自始至终，所忧心的不过是在历史演进中凝集而成的中华文化的命运，他从未改变的立足点，是千万先民的心血与精魂。
半个世纪的社会巨变，半个世纪的思想熏陶，“变革”的思想意识促使王国维专研富强的欧西之学术，出乎其外，又能入乎其内，审视根植于自身的国学精粹的眼光更加犀利而深刻的同时，又给中国传统史学开辟出一片脚跟更稳健的天地，他明白，竭泽而渔从来不是真正聪明的方式，远见从来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才能达到的高度。
二、深思
学术与人文的复杂关系自是不必多言的，千丝万缕，构成王国维“人间”的多维结构，融化为文化，成为涵养人类社会稳健发展无可回避的地基。
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的具有地方性、历史性的“人间”建构方式，它的表现方式自然受到历来史学者的高度重视，而其命运的发展方向当然也是王国维治史所关注的向度，即历史文化向度。
知其然及其所以然，就是历史。王国维研究这一向度，不能不说其思深。王国维曾强调哲学的重要性，指出“专门教育中，哲学一科必与诸科并立。”[1]哲学思维不得不说是王国维思学思想中的一大特色。哲学作为他治史的方法论给了他更深刻的启示与指导使得王国维在思考问题时往往更能从哲学的角度切入，有所依据的审视。独到哲学思维下，辩证思维的灵活运用，以史治经，不载空言或穿凿附会，属辞比事，“以事实决事实，”“见之于行事”[2]，使得王国维的史学思想始终保持着一种清醒的批判精神和科学方法。
三、熟虑而根本
中土历史，纲纪之学。抽象事物必托于有形，中国纲纪之说，附生于传统政教制度。近代中国政教制度崩溃于不觉之中，一溃而万变，巨劫奇竟。然而，“汉楚龙争元自可”，亡一姓之国，非亡天下，殉道成仁，非具人具事，人心之凌迟，谓之危。
根植于文化精神之民，失去精神的根本，才是真正要大难临头了。王国维史学思想的关注点在人类未来的方向性问题上，是一种长远的思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根本性的看法，是经得起时间和历史考验的。他的这种视野，忠实于史学家的立场，“保世兹大”[3]，是保民之举。
传统文化旦夕之间遭受非议，正如将一树削其根，无根而不能活。欧西思想却有富强的动力功能，但是盲目崇拜欧西观念而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亦或是挂羊头卖狗肉，生搬硬套而不理会国情民风的做法则是不可取的。中西两种思想滋生于不同的文化架构之下，互有利弊得失，认识到这一点，这是认识到文化的危机，示意以是非论，以利害论，次即《管子》“轻重”之术。“中国立说，首贵用中，孔子称过犹不及，孟子恶举一废百，国以民为本，中外一也。”王国维史学思想中包含着“三无”思想，他在1911年撰寫的《国学丛刊序》中说：“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4]，王国维从纯学术的角度出发，提出“学无中西，无新旧，无有用无用”的主张，在学术界率先打破了限制学术发展与思想自由的中西、新旧的局限，从理性认识上开启了现代学术的枢纽。事无大小、无远近，思真纪实，存乎人间福祉，“破中外之见”，通古今之变，思幽而有所不避，讥繁而有所不辞，从根本上重新审视了传统文化，立足传统文化之上，又给传统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
四、远见卓识
王国维的思学思想兼容并包，宽容大度，睿智理性、调理鲜明，对世界格局、中西学的局限及中华史学的未来意义都有着远见卓识。 时空扩展，时事演变，世界局势变化莫千，世界历史一体化大势所趋，人类各种文化构架之间穿梭跨越渐趋融合新的大文化，在新的包容圈中，王国维的思学思想高度亦与时俱进地站到了世界历史意识的出发点上，以此出发对学术加以阐发。
王国维认为“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故一学既兴，他学自从之。此由学问之事，本无中西，彼鳃鳃焉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6]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提出“今日之时代已进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
苟儒家之说而有价值也，则因研究诸子之学而益明，其无价值也，虽罢黜百家适足以滋世人之疑惑耳。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7]王国维身体力行，提出治史的“二重证据法”：依照陈寅恪的总结来说就是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8]王国维“破中外之见”，通古今之变，将古今、中西的知识打通，全面观察、逻辑讲究，层次分明，说服力强。
沉静是一种可贵的品格，治史之人尤为需要这种品格。世务千殊万异，时且不止，人而不同。治史之人要有这样的觉悟，时、地、人，在历史之河中成就、水平均有限，但是如能视己为其一，不自负自大，互相启发，不断积累，承前而启后，理性对待历史的长期性、延续性，那么史之为史，便是担负起了治史之人的责任。
五、结语
中华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博大精深，内在可以安民，反诸求取，安世所以长短，在风俗厚薄传古之学，浸润了民族的传统性以及文化的历史性，深具稳定性，而自然科学的社会应用的二重性，若能以此驾驭之，不能不说是大中至正之道。这也就是历史问题中最难以言明的人性，以此作为调节机制，辅之欧西激发机制，两相推动，给历史文化的未来发展指出了一条道路。
注释：
[1]王国维著，佛雏编.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57-58.
[2]谢维扬，房鑫亮.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84.
[3]谢维扬，房鑫亮.国学丛刊序（代罗叔言参事），王国维全集第八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605-607.
[4]王国维.国学丛刊序，王国维遗书第四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6.
[5]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观堂集林（下）[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877.
[6]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6.
[7]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19.
参考文献：
[1]谢维扬，房鑫亮.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6）.
[2]王國维著，佛雏编.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3]谢维扬，房鑫亮.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4]谢维扬，房鑫亮.国学丛刊序（代罗叔言参事），王国维全集第八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靳婷婷（1993—），女，山西臨汾人，山西大学历史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