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由于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的提高，全球人口状况即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方面社会中的年轻人数量相对减少，另一方面老年人数量相对增多。二者结合在一起，正导致全球人口的急剧老化。即将到来的全球人口剧变，通常被人们称为全球老龄化。在未来数十年，它将对全球经济表现、社会和政治稳定以及投资的风险和机遇产生深远的影响。
老龄化对发达国家经济的影响总体上是消极的
无疑，率先步入老年社会的是当今的一些发达国家。19世纪中叶以前，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里，老年人（65岁及以上）都仅占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在如今的发达国家，他们占到人口的17%。到本世纪中期，这一比例将接近26%，这还仅仅是平均水平。在人口老化最快的欧洲国家，老年人口比例将趋近35%，日本则将逼近40%。同时，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都将停止增长，并且许多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还将开始萎缩，美国是唯一例外的主要国家。
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要年轻得多，但多数发展中国家同样进入了人口状况变迁的阶段—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转变，是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随着这种变迁的展开，多数人心目中那些人口仍然年轻、以大家庭、劳动力大量盈余为特点的社会将彻底改变。到本世纪40年代，巴西和墨西哥的老龄化程度将与美国一样，中国的老龄化则将严重得多。而韩国将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角逐“最老国家”头衔。
老龄化对发达国家经济的影响，总体而言可能是消极的。这一预期的部分依据是简单的数学计算。到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日本及老化速度较快的欧洲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将每年萎缩约0.5%至1.5%。即使充分就业，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也可能停止增长或下降，因为工人数量的减少可能快于生产率的提高。除非经济表现能够有所改善，否则一些国家未来可能面临长期经济停滞，换言之，各经济周期波峰的实际GDP之间的增长率为零。
但实际上，经济表现更可能出现恶化而非改善。多数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大军不仅数量会停止增长甚至萎缩，而且会老化。而大量文献已经证明，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尤其是在技术和市场变化迅速的时代。同时，随着更大比例的人口步入退休年龄，储蓄率很可能下降。如果储蓄下降快于投资需求（大量宏观经济模型显示有这种可能性），要么企业将忍受缺乏投资资金的煎熬，要么发达经济体将越来越依赖储蓄率更高的新兴市场的资本。前一种情况下，后果将是经济产出下降；后一种情况下，后果将是偿债成本的上升和政治影响力的丧失。历史告诉我们，政治影响力总是会让渡到债权国。
即使经济增长放缓，发达国家仍不得不将社会经济资源中更大的份额，从劳动年龄人口转移给不劳动的老年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预计，为维持当前慷慨的老年福利制度，到2030年，发达国家政府将平均为养老金和医疗保健额外支出GDP的7%。但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老年福利制度，已经在考验财政和经济负担能力的极限。到本世纪20年代，就大幅削减福利开支展开的“政治战”看上去已不可避免。交战一方将是年轻人，他们面临税后收入的停滞不前，甚至是下降；而另一方则将是退休人员，他们往往完全依赖随用随付的政府福利。届时，未来将站在年轻人一边，退休人员则将把持着选票。
全球老龄化还可能影响发达国家的总体脾性，产生的后果或许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严重。由于许多国家的国内市场规模不变或在缩小，企业和工会可能会向政府施压，要求采取反竞争的政策。历史上，在人口和市场增长停滞的年代，比如20世纪30年代，通常会出现关税壁垒上升和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除了商业心理的变化，社会情绪也可能发生更广泛的转变。从心理上讲，老龄化的社会对于未来可能变得更加保守，在选举和治国行为上可能更不愿意冒风险。老年人占主导的选民或会牢牢抓住现有公共支出承诺不放，而置新出现的优先事项于不顾。我们知道，极为年轻的社会在某些方面是失灵的—易于产生暴力、不稳定和政府失灵。极为老化的社会在一些方面可能同样有缺陷，比如重消费轻投资、重过去轻未来、重老年人轻年轻人。
新兴市场将面临巨大的老年危机
发达国家的人口趋势对经济增长不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趋势却对经济增长有利。二者前景上的差异，源自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处的人口变化阶段不同。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下降是导致人口变化的根本原因，最终会导致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长放缓。但首先，它会给经济和社会发展打开一扇机遇之窗，这被称之为“人口红利”。
发展中国家生育率已经下降，最先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东亚，然后蔓延到越来越多的其他地区，因此社会需抚养的未成年人数量已经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并且常常是急剧上升。若其他因素不变，仅仅劳动人口对被抚养人口比率的上升，就会提高生活水平。此外，它还可能改变经济行为，从而进一步加速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参与率可能会上升，因为子女减少使成年人（尤其是妇女），有更多时间参与市场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储蓄率也可能提高，因为更多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步入中年，变得习惯高储蓄。家庭人口的减少，以及预期寿命的提高，也会使人们有更大的动力投资子女的“质量”教育，从而提高未来劳动力的质量。这种趋势并非仅仅是假想。研究过人口变迁的发展经济学家也认为，它给新兴东亚国家带来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动力，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为这一地区生活水平的提高贡献了25%～40%。
当然，仅凭有利的人口状况并不足以保证经济成功。政策、制度和文化也十分重要。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除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未成年人抚养负担的减轻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上升。但没有哪个地区实现能和东亚地区媲美的生活水平持续上升速度。1975年至2011年，东亚新兴国家人均实际GDP增长了1070%，这一数字令人瞠目。南亚的这一比例为257%，拉美为60%，而大中东地区仅为27%。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人口红利并非取之不尽。随着人口变迁的展开，未成年人口的下降最终会被老年人口的增长超过，社会抚养负担将再次上升。东亚新兴市场生育率的下降速度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现在正接近这一转折点，所有这些国家都在迅速老龄化。10年内，包括中国在内，都将面临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甚至萎缩的局面。人口红利以及它所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机遇，也将在中欧和东欧告一段落。相比之下，南亚、拉美和伊斯兰世界的人口红利持续的时间将长得多，可能将持续到本世纪30年代或40年代。不过，每一个开始人口变迁的国家，终将达到转折点，届时人口趋势将不利于经济增长。
随着新兴市场进入人口变迁的最后阶段，它们将遭遇许多困境，和今天的发达经济体当前面临的一样。不过，它们之间存在一个重大区别，会使前者的挑战更为可怕。当发展中国家的老龄潮来临时，它们的社会不仅没有发达国家富裕，而且许多还没来得及建设现代福利国家、建立完善的社保体系。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只有很少的劳动者享受公共或私人养老金体系的福利。从中国、印度，到墨西哥、马来西亚，多数老人仍旧严重依赖大家庭获得赡养。但随着各国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传统的家庭赡养模式已经开始承受压力，随着家庭人数的减少，很快又将面临新的巨大人口压力。一些新兴市场如果不能建立充分的老年保障体系，将面临巨大的老年危机。
人口因素下的全球经济新秩序
尽管存在这些警告，但毫无疑问，当前人口趋势将继续推动今天的新兴市场相对崛起—以及发达经济体的相对衰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预测，新兴市场占二十国集团（G20）GDP总和的比重，将从2009年的28%上升至2050年的59%，同时发达国家的比重将从72%降至41%。推动这一惊人转变的，将不仅仅是人口因素导致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还有新近转向市场经济的大型发展中国家的急剧扩张，尤其是东亚和南亚地区。
虽然人口不等于宿命，但它将深刻改变政府、企业和投资者生存的环境。试图不考虑人口趋势的影响就为未来数十年设定航线，就如同不带航海图和指南针就扬帆远航。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就是21世纪经济和地缘政治的航海图。
老龄化对发达国家经济的影响总体上是消极的
无疑，率先步入老年社会的是当今的一些发达国家。19世纪中叶以前，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里，老年人（65岁及以上）都仅占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在如今的发达国家，他们占到人口的17%。到本世纪中期，这一比例将接近26%，这还仅仅是平均水平。在人口老化最快的欧洲国家，老年人口比例将趋近35%，日本则将逼近40%。同时，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都将停止增长，并且许多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还将开始萎缩，美国是唯一例外的主要国家。
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要年轻得多，但多数发展中国家同样进入了人口状况变迁的阶段—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转变，是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随着这种变迁的展开，多数人心目中那些人口仍然年轻、以大家庭、劳动力大量盈余为特点的社会将彻底改变。到本世纪40年代，巴西和墨西哥的老龄化程度将与美国一样，中国的老龄化则将严重得多。而韩国将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角逐“最老国家”头衔。
老龄化对发达国家经济的影响，总体而言可能是消极的。这一预期的部分依据是简单的数学计算。到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日本及老化速度较快的欧洲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将每年萎缩约0.5%至1.5%。即使充分就业，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也可能停止增长或下降，因为工人数量的减少可能快于生产率的提高。除非经济表现能够有所改善，否则一些国家未来可能面临长期经济停滞，换言之，各经济周期波峰的实际GDP之间的增长率为零。
但实际上，经济表现更可能出现恶化而非改善。多数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大军不仅数量会停止增长甚至萎缩，而且会老化。而大量文献已经证明，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尤其是在技术和市场变化迅速的时代。同时，随着更大比例的人口步入退休年龄，储蓄率很可能下降。如果储蓄下降快于投资需求（大量宏观经济模型显示有这种可能性），要么企业将忍受缺乏投资资金的煎熬，要么发达经济体将越来越依赖储蓄率更高的新兴市场的资本。前一种情况下，后果将是经济产出下降；后一种情况下，后果将是偿债成本的上升和政治影响力的丧失。历史告诉我们，政治影响力总是会让渡到债权国。
即使经济增长放缓，发达国家仍不得不将社会经济资源中更大的份额，从劳动年龄人口转移给不劳动的老年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预计，为维持当前慷慨的老年福利制度，到2030年，发达国家政府将平均为养老金和医疗保健额外支出GDP的7%。但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老年福利制度，已经在考验财政和经济负担能力的极限。到本世纪20年代，就大幅削减福利开支展开的“政治战”看上去已不可避免。交战一方将是年轻人，他们面临税后收入的停滞不前，甚至是下降；而另一方则将是退休人员，他们往往完全依赖随用随付的政府福利。届时，未来将站在年轻人一边，退休人员则将把持着选票。
全球老龄化还可能影响发达国家的总体脾性，产生的后果或许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严重。由于许多国家的国内市场规模不变或在缩小，企业和工会可能会向政府施压，要求采取反竞争的政策。历史上，在人口和市场增长停滞的年代，比如20世纪30年代，通常会出现关税壁垒上升和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除了商业心理的变化，社会情绪也可能发生更广泛的转变。从心理上讲，老龄化的社会对于未来可能变得更加保守，在选举和治国行为上可能更不愿意冒风险。老年人占主导的选民或会牢牢抓住现有公共支出承诺不放，而置新出现的优先事项于不顾。我们知道，极为年轻的社会在某些方面是失灵的—易于产生暴力、不稳定和政府失灵。极为老化的社会在一些方面可能同样有缺陷，比如重消费轻投资、重过去轻未来、重老年人轻年轻人。
新兴市场将面临巨大的老年危机
发达国家的人口趋势对经济增长不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趋势却对经济增长有利。二者前景上的差异，源自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处的人口变化阶段不同。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下降是导致人口变化的根本原因，最终会导致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长放缓。但首先，它会给经济和社会发展打开一扇机遇之窗，这被称之为“人口红利”。
发展中国家生育率已经下降，最先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东亚，然后蔓延到越来越多的其他地区，因此社会需抚养的未成年人数量已经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并且常常是急剧上升。若其他因素不变，仅仅劳动人口对被抚养人口比率的上升，就会提高生活水平。此外，它还可能改变经济行为，从而进一步加速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参与率可能会上升，因为子女减少使成年人（尤其是妇女），有更多时间参与市场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储蓄率也可能提高，因为更多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步入中年，变得习惯高储蓄。家庭人口的减少，以及预期寿命的提高，也会使人们有更大的动力投资子女的“质量”教育，从而提高未来劳动力的质量。这种趋势并非仅仅是假想。研究过人口变迁的发展经济学家也认为，它给新兴东亚国家带来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动力，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为这一地区生活水平的提高贡献了25%～40%。
当然，仅凭有利的人口状况并不足以保证经济成功。政策、制度和文化也十分重要。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除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未成年人抚养负担的减轻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上升。但没有哪个地区实现能和东亚地区媲美的生活水平持续上升速度。1975年至2011年，东亚新兴国家人均实际GDP增长了1070%，这一数字令人瞠目。南亚的这一比例为257%，拉美为60%，而大中东地区仅为27%。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人口红利并非取之不尽。随着人口变迁的展开，未成年人口的下降最终会被老年人口的增长超过，社会抚养负担将再次上升。东亚新兴市场生育率的下降速度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现在正接近这一转折点，所有这些国家都在迅速老龄化。10年内，包括中国在内，都将面临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甚至萎缩的局面。人口红利以及它所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机遇，也将在中欧和东欧告一段落。相比之下，南亚、拉美和伊斯兰世界的人口红利持续的时间将长得多，可能将持续到本世纪30年代或40年代。不过，每一个开始人口变迁的国家，终将达到转折点，届时人口趋势将不利于经济增长。
随着新兴市场进入人口变迁的最后阶段，它们将遭遇许多困境，和今天的发达经济体当前面临的一样。不过，它们之间存在一个重大区别，会使前者的挑战更为可怕。当发展中国家的老龄潮来临时，它们的社会不仅没有发达国家富裕，而且许多还没来得及建设现代福利国家、建立完善的社保体系。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只有很少的劳动者享受公共或私人养老金体系的福利。从中国、印度，到墨西哥、马来西亚，多数老人仍旧严重依赖大家庭获得赡养。但随着各国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传统的家庭赡养模式已经开始承受压力，随着家庭人数的减少，很快又将面临新的巨大人口压力。一些新兴市场如果不能建立充分的老年保障体系，将面临巨大的老年危机。
人口因素下的全球经济新秩序
尽管存在这些警告，但毫无疑问，当前人口趋势将继续推动今天的新兴市场相对崛起—以及发达经济体的相对衰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预测，新兴市场占二十国集团（G20）GDP总和的比重，将从2009年的28%上升至2050年的59%，同时发达国家的比重将从72%降至41%。推动这一惊人转变的，将不仅仅是人口因素导致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还有新近转向市场经济的大型发展中国家的急剧扩张，尤其是东亚和南亚地区。
虽然人口不等于宿命，但它将深刻改变政府、企业和投资者生存的环境。试图不考虑人口趋势的影响就为未来数十年设定航线，就如同不带航海图和指南针就扬帆远航。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就是21世纪经济和地缘政治的航海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