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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你跪在一个垂死之人身边时，你才能真正站在上帝面前。”
1950年，德蕾莎修女与其他12位修女，成立了仁爱传教修女会（Missionaries of Charity；又称博济会）。1952年8月，第一所垂死者收容院成立。当时的入口处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尼尔玛·刮德”，按孟加拉语的意思，就是“静心之家”。
7年后，德蕾莎的“仁爱传教会”分别又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和兰奇设立了两座这样的垂死者收容院。
渐渐地，世界各地的义工也投入其中。在垂死病院为陌生的老人清理伤口，挑蛆，清洗身体，体面而干净地迎接死亡。
这是一种大过生死的慈悲，当治疗已经无济于事，当贫穷与疾病已经为这一生画上句号。最起码，这里来来往往的人们，能够为同类送上一份尊严与陪伴。
杨景 （37岁 湖南人）
“洗干净，让他们有人陪伴地死去”
我本来想去印度玩二十几天，结果一待就是三个月。
其中两个多月都在垂死之家做义工。
德蕾莎修女和我外婆同岁。她去到印度的时候才十几二十岁，最终死在了那里，留下了mother house。我跑到那里，办完简单的手续，第二天就到了病院工作。你可以选一天、一周，或者一个月。我最开始选择了一周，后来又加了一周，后来加了一个月，后来又加了一个月。
正常讲，环境并没有那么恶劣，我去的时候恰好是过渡期。新址还在建，暂时在疾病之家辟了很简陋的几个棚子。毕竟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跟一百年前肯定不一样。垂死有时候不光是年迈，很多都是因为疾病。只是在印度，在加尔各答的某些角落，某些小的火车站的月台，还是会有一些垂死的患者，很无助地躺在那里。
一般新义工进入到垂死病院，最开始就是洗衣服。早上几乎所有人的衣裤全部要洗，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大小便失禁。每天早上都有一堆沾着屎尿的衣服，最脏的第一道工序，修女们会去完成。她们会刷掉或者冲掉秽物，再把衣裤放进一个巨大的装满消毒水的桶子里。第三道才会开始拿肥皂洗，第四道再回到洗衣粉水中洗，第五道才完全清水冲。
后来义工们都会抢着去做第一道。有时候带手套，有时候没带手套，慢慢就习惯。很多朋友洗到最后手都脱皮了，血糊糊的。最初都没有意识到，后来发现可能是消毒水和洗衣粉的质量不太好，我们又都不愿意带橡胶手套。但那些修女年复一年都是这样做的，真正值得敬佩的还是她们。
垂死病院的床位都在地上，下面是海绵，上面就裹了一层类似于皮的布包。男生们力气大一些，会将那些已经丧失行动能力的病人抬起来，把皮毯上的秽物清掉然后晾起来。再帮病人将弄脏了的衣服换了，洗个澡，再把他们安顿好。次数多的情况下，真的累惨了。老资格的义工会负责出去捡人，寻找需要帮助的人。他们的工作是最脏最累的。这里面很奇怪，资历越老你做的工作会更累，你会负起更大的责任。这是自然而然形成的默契。
有个全身中风瘫痪的病人，我印象很深。个子很大，1米8，四十多岁。受过很严重的伤，头顶上有很长的裂缝，也无法讲话。他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你知道最可悲的不是一个没有自尊心的人乞求别人帮助，而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没有办法照顾自己。这是对他最残忍的事情，当着面撕毁他的自尊心，让他知道自己无能为力。
他很倔，不愿意吃饭，不愿意吃药，不肯配合。手抬不起来就拿肩膀将碗掀开。他弃世的愿望那么强烈，几乎成了他活着的时候唯一要做的事情。他没法说话，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懂英文，我就自顾自地按我的方式跟他聊天，像对朋友，像对长辈，像对孩子。一次两次，直到慢慢感觉到他收起了排斥。
那些老的修女对我说：你做得很好，但有一点一定记住。跟病人说话的时候，要蹲在病人前；喂饭的时候，你不能比他高，这是尊敬。对于她们来说，这是接近上帝的方式。德蕾莎修女觉得，你只有跪在一个垂死之人身边时，你才能真正站在上帝面前。
当然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普世的关怀。
王保民（63岁 老三届知青 厦门制冷设备公司退休职工）
“我在这里看到了爱，很纯净、纯粹”
很早之前，我看了一本书，书名叫《在爱中行走》。书里面写了德蕾莎修女，当时我很受感动，也想着如果有机会，我也去看看。
我从国内走的时候，比较仓促。从西藏到尼泊尔，再从尼泊尔到印度。走的是直奔加尔各答那条路，17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晃得人很难受。我也不懂英语，到了加尔各答，问也问不到路，也找不到银行。口袋里大概就五百尼币，只能走街串巷到处去找。
中间挺多波折，一直到礼拜一中午一两点，我一进旅馆大门就看到五个中国人的面孔，急匆匆往外走。我说你们干嘛去啊，他说今天礼拜一，下午三点德蕾莎修女那儿义工注册。我一听，怎么这么巧呢，就跟着他们从小巷里穿穿穿，到了那儿。
有个老嬷嬷在那面试，问到我说，你怎么想到这儿来啊。我就回答我想突破，这里不一定需要我，但是我很需要这个地方。我来不来，这里都照转，但我希望有这么个氛围，这么个平台，这么一段经历去学会爱。嬷嬷一听，很高兴很高兴。
垂死病院这一块儿也分了区域，我们和垂死之家在一个楼房里头，这里的人也都是伤残，但还不至于到快死的地步。我们就在那洗碗洗碟子，给他们洗衣服。中午加次餐，再给他们喂饭、喂药，服侍他们睡觉。
有一个德国老人，挺精干的，七十三四了，在那里做了十二年的时间。他一直就很虔诚地在那儿做。还见到一个很干净很利索的一个日本老太太，大概五六十岁的样子。话不多，个子小小的，穿得很整洁。我看到她时，她正拿了很多水果在榨汁，非常慈祥。这个老太太已经做了好多年了，没有钱了就回日本，赚了钱再回来。
还有一对当地的兄弟俩，是双胞胎，很早移民去了新加坡。不知道在这里做了多少年。那些病残的人有的挺肮脏的，不是说身上脏，是经常那个腿都坏了，半截烂的腿都泡在污水里。有一回我看到他们俩给一个老人刮胡子，那个大爷病得比较重了，起不来。他们俩就跪在地上给他刮胡子。 那个场景给我触动特别大。有些人对父母有时也做不到这一步。这个地方的年轻人，却跟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双腿跪在地上给他刮胡子。
有一天早上我醒得特别早。几个欧美的年轻人，非常干净，阳光、漂亮，坐在路边上。身上大概抱着有三四个脏小孩儿，很阳光地抱着他们，一点儿也不做假。那些小孩就像乞丐小孩一样，脏得不得了。趴在身上，啪地亲一口。国内你看到这些，会想会不会是在作秀？会不会有人拍照？但那种环境下，就是很纯净，很纯粹。
Mother house里有一个留言簿，很厚很厚。我翻了翻，没翻到中国人的。于是我用中文写了一段：
我在这里看到了爱，发自内心的爱，我也学到了怎么去爱。落款：一位中国老人。
一木 （25岁 成都人）
“一种平等的相处，一种平等的爱”
2009年，我看到网上的一些游记，提到在加尔各答做义工。直到2012年，我从泰国到了印度，才真正实践这个想法。
在mother house注册之后，我留在了疾病之家，和垂死之家在一个地方。
想着要去做义工，最开始你会觉得这是很高大上，挺高尚的一件事儿。但当你真正去做的时候，会发现这是一件很平实的事情。不过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你也从病人那里学到很多。他们很爱笑，那些印度人，即使他们缺胳膊短腿，也一直很欢乐。
疾病之家是挨着垂死之家的，中午休息吃饭都是在一块儿。垂死之家那儿，隔几天，甚至可以说时不时，就会抬出一具尸体。大家可能刚刚还在说笑，马上气氛就会变得沉默。但这是我们，印度当地的人已经习惯了，这些事情见多了。
死亡已经不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了。
这不是麻木。疾病之家也好，垂死之家也好，床位还是很有限的。在那个大院子外面，还是有很多穷人啊，生病残疾的大有人在。Mother house不可能照顾到所有的人，里面的人已经相对而言过得很好了，每天有人送吃的，腿断了的还有人抱着移动。很多病人大小便失禁，义工们要不停地去洗一些裤子。有一些病人排便不是特别好，会有修女或者是义工去用手帮助抠排泄物。第一次大家都会觉得很恶心，之后就习惯了，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各国的义工朋友相处得特别好，华人通常会聚在一起。内地的、香港的、台湾的、马来西亚的、新加坡的。义工一般是工作半天，精力特别好的可以在那里停留一天。晚上一起去市场买菜，一起做饭喝酒聊天。经历完白天的一切以后，那个时光是特别惬意的。
我跟当地的病人互动不算多。他们大部分不太会英文，也不会表达。但他们会用肢体语言和笑容回应你。送药的时候，需要帮扶一把，或者抱一下。那些病人都很轻，很虚弱。他们会回给你眼神和笑容。临走的一天是被允许拍照的，有两个残疾朋友和我一起拍照。他们很开心，要和我握手，很虚弱，但是很努力地在用力。
这个过程中，你真的需要以一种平等的方式去对待他们。对方的乐观反而教会你淡然与平常心。
我们也不会刻意去神话德蕾莎修女，也会聊到她一些有争议的地方。比如她不愿意接受捐款，洗衣服的时候不愿意用现代化的工具，包括一些先进的药物她们也不太乐意尝试。这些具体的细节，我并不太清楚，所以我不敢去质疑，但起码我所关注的是她们的爱与奉献。
义工中也这样，有中产阶级，有收入高的白领，有穷学生，有拮据的背包客，但都是一种平等的相处，付出一种平等的爱。
1950年，德蕾莎修女与其他12位修女，成立了仁爱传教修女会（Missionaries of Charity；又称博济会）。1952年8月，第一所垂死者收容院成立。当时的入口处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尼尔玛·刮德”，按孟加拉语的意思，就是“静心之家”。
7年后，德蕾莎的“仁爱传教会”分别又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和兰奇设立了两座这样的垂死者收容院。
渐渐地，世界各地的义工也投入其中。在垂死病院为陌生的老人清理伤口，挑蛆，清洗身体，体面而干净地迎接死亡。
这是一种大过生死的慈悲，当治疗已经无济于事，当贫穷与疾病已经为这一生画上句号。最起码，这里来来往往的人们，能够为同类送上一份尊严与陪伴。
杨景 （37岁 湖南人）
“洗干净，让他们有人陪伴地死去”
我本来想去印度玩二十几天，结果一待就是三个月。
其中两个多月都在垂死之家做义工。
德蕾莎修女和我外婆同岁。她去到印度的时候才十几二十岁，最终死在了那里，留下了mother house。我跑到那里，办完简单的手续，第二天就到了病院工作。你可以选一天、一周，或者一个月。我最开始选择了一周，后来又加了一周，后来加了一个月，后来又加了一个月。
正常讲，环境并没有那么恶劣，我去的时候恰好是过渡期。新址还在建，暂时在疾病之家辟了很简陋的几个棚子。毕竟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跟一百年前肯定不一样。垂死有时候不光是年迈，很多都是因为疾病。只是在印度，在加尔各答的某些角落，某些小的火车站的月台，还是会有一些垂死的患者，很无助地躺在那里。
一般新义工进入到垂死病院，最开始就是洗衣服。早上几乎所有人的衣裤全部要洗，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大小便失禁。每天早上都有一堆沾着屎尿的衣服，最脏的第一道工序，修女们会去完成。她们会刷掉或者冲掉秽物，再把衣裤放进一个巨大的装满消毒水的桶子里。第三道才会开始拿肥皂洗，第四道再回到洗衣粉水中洗，第五道才完全清水冲。
后来义工们都会抢着去做第一道。有时候带手套，有时候没带手套，慢慢就习惯。很多朋友洗到最后手都脱皮了，血糊糊的。最初都没有意识到，后来发现可能是消毒水和洗衣粉的质量不太好，我们又都不愿意带橡胶手套。但那些修女年复一年都是这样做的，真正值得敬佩的还是她们。
垂死病院的床位都在地上，下面是海绵，上面就裹了一层类似于皮的布包。男生们力气大一些，会将那些已经丧失行动能力的病人抬起来，把皮毯上的秽物清掉然后晾起来。再帮病人将弄脏了的衣服换了，洗个澡，再把他们安顿好。次数多的情况下，真的累惨了。老资格的义工会负责出去捡人，寻找需要帮助的人。他们的工作是最脏最累的。这里面很奇怪，资历越老你做的工作会更累，你会负起更大的责任。这是自然而然形成的默契。
有个全身中风瘫痪的病人，我印象很深。个子很大，1米8，四十多岁。受过很严重的伤，头顶上有很长的裂缝，也无法讲话。他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你知道最可悲的不是一个没有自尊心的人乞求别人帮助，而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没有办法照顾自己。这是对他最残忍的事情，当着面撕毁他的自尊心，让他知道自己无能为力。
他很倔，不愿意吃饭，不愿意吃药，不肯配合。手抬不起来就拿肩膀将碗掀开。他弃世的愿望那么强烈，几乎成了他活着的时候唯一要做的事情。他没法说话，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懂英文，我就自顾自地按我的方式跟他聊天，像对朋友，像对长辈，像对孩子。一次两次，直到慢慢感觉到他收起了排斥。
那些老的修女对我说：你做得很好，但有一点一定记住。跟病人说话的时候，要蹲在病人前；喂饭的时候，你不能比他高，这是尊敬。对于她们来说，这是接近上帝的方式。德蕾莎修女觉得，你只有跪在一个垂死之人身边时，你才能真正站在上帝面前。
当然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普世的关怀。
王保民（63岁 老三届知青 厦门制冷设备公司退休职工）
“我在这里看到了爱，很纯净、纯粹”
很早之前，我看了一本书，书名叫《在爱中行走》。书里面写了德蕾莎修女，当时我很受感动，也想着如果有机会，我也去看看。
我从国内走的时候，比较仓促。从西藏到尼泊尔，再从尼泊尔到印度。走的是直奔加尔各答那条路，17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晃得人很难受。我也不懂英语，到了加尔各答，问也问不到路，也找不到银行。口袋里大概就五百尼币，只能走街串巷到处去找。
中间挺多波折，一直到礼拜一中午一两点，我一进旅馆大门就看到五个中国人的面孔，急匆匆往外走。我说你们干嘛去啊，他说今天礼拜一，下午三点德蕾莎修女那儿义工注册。我一听，怎么这么巧呢，就跟着他们从小巷里穿穿穿，到了那儿。
有个老嬷嬷在那面试，问到我说，你怎么想到这儿来啊。我就回答我想突破，这里不一定需要我，但是我很需要这个地方。我来不来，这里都照转，但我希望有这么个氛围，这么个平台，这么一段经历去学会爱。嬷嬷一听，很高兴很高兴。
垂死病院这一块儿也分了区域，我们和垂死之家在一个楼房里头，这里的人也都是伤残，但还不至于到快死的地步。我们就在那洗碗洗碟子，给他们洗衣服。中午加次餐，再给他们喂饭、喂药，服侍他们睡觉。
有一个德国老人，挺精干的，七十三四了，在那里做了十二年的时间。他一直就很虔诚地在那儿做。还见到一个很干净很利索的一个日本老太太，大概五六十岁的样子。话不多，个子小小的，穿得很整洁。我看到她时，她正拿了很多水果在榨汁，非常慈祥。这个老太太已经做了好多年了，没有钱了就回日本，赚了钱再回来。
还有一对当地的兄弟俩，是双胞胎，很早移民去了新加坡。不知道在这里做了多少年。那些病残的人有的挺肮脏的，不是说身上脏，是经常那个腿都坏了，半截烂的腿都泡在污水里。有一回我看到他们俩给一个老人刮胡子，那个大爷病得比较重了，起不来。他们俩就跪在地上给他刮胡子。 那个场景给我触动特别大。有些人对父母有时也做不到这一步。这个地方的年轻人，却跟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双腿跪在地上给他刮胡子。
有一天早上我醒得特别早。几个欧美的年轻人，非常干净，阳光、漂亮，坐在路边上。身上大概抱着有三四个脏小孩儿，很阳光地抱着他们，一点儿也不做假。那些小孩就像乞丐小孩一样，脏得不得了。趴在身上，啪地亲一口。国内你看到这些，会想会不会是在作秀？会不会有人拍照？但那种环境下，就是很纯净，很纯粹。
Mother house里有一个留言簿，很厚很厚。我翻了翻，没翻到中国人的。于是我用中文写了一段：
我在这里看到了爱，发自内心的爱，我也学到了怎么去爱。落款：一位中国老人。
一木 （25岁 成都人）
“一种平等的相处，一种平等的爱”
2009年，我看到网上的一些游记，提到在加尔各答做义工。直到2012年，我从泰国到了印度，才真正实践这个想法。
在mother house注册之后，我留在了疾病之家，和垂死之家在一个地方。
想着要去做义工，最开始你会觉得这是很高大上，挺高尚的一件事儿。但当你真正去做的时候，会发现这是一件很平实的事情。不过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你也从病人那里学到很多。他们很爱笑，那些印度人，即使他们缺胳膊短腿，也一直很欢乐。
疾病之家是挨着垂死之家的，中午休息吃饭都是在一块儿。垂死之家那儿，隔几天，甚至可以说时不时，就会抬出一具尸体。大家可能刚刚还在说笑，马上气氛就会变得沉默。但这是我们，印度当地的人已经习惯了，这些事情见多了。
死亡已经不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了。
这不是麻木。疾病之家也好，垂死之家也好，床位还是很有限的。在那个大院子外面，还是有很多穷人啊，生病残疾的大有人在。Mother house不可能照顾到所有的人，里面的人已经相对而言过得很好了，每天有人送吃的，腿断了的还有人抱着移动。很多病人大小便失禁，义工们要不停地去洗一些裤子。有一些病人排便不是特别好，会有修女或者是义工去用手帮助抠排泄物。第一次大家都会觉得很恶心，之后就习惯了，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各国的义工朋友相处得特别好，华人通常会聚在一起。内地的、香港的、台湾的、马来西亚的、新加坡的。义工一般是工作半天，精力特别好的可以在那里停留一天。晚上一起去市场买菜，一起做饭喝酒聊天。经历完白天的一切以后，那个时光是特别惬意的。
我跟当地的病人互动不算多。他们大部分不太会英文，也不会表达。但他们会用肢体语言和笑容回应你。送药的时候，需要帮扶一把，或者抱一下。那些病人都很轻，很虚弱。他们会回给你眼神和笑容。临走的一天是被允许拍照的，有两个残疾朋友和我一起拍照。他们很开心，要和我握手，很虚弱，但是很努力地在用力。
这个过程中，你真的需要以一种平等的方式去对待他们。对方的乐观反而教会你淡然与平常心。
我们也不会刻意去神话德蕾莎修女，也会聊到她一些有争议的地方。比如她不愿意接受捐款，洗衣服的时候不愿意用现代化的工具，包括一些先进的药物她们也不太乐意尝试。这些具体的细节，我并不太清楚，所以我不敢去质疑，但起码我所关注的是她们的爱与奉献。
义工中也这样，有中产阶级，有收入高的白领，有穷学生，有拮据的背包客，但都是一种平等的相处，付出一种平等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