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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伤口，要多久才能愈合？一个人，要多久才能平复精神伤痛？一个城市的呢？
唐山大地震过去近40年之际，曾经深入震区的随军摄影记者唐禹民，回忆当时，突然哽咽难言，泣不成声。他珍藏了几百张照片，更多画面他不忍心拍，却都印在他的记忆里。他拒绝了许多采访，不轻易触碰。
23秒的瞬间，24万人再没醒来，16万人以伤残之躯度过余生。
学者钱钢在《唐山大地震》书中写道：“只有直面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生存冲突和数百年冲突留下的深长断裂，‘爱’，才可能真实而有分量。”
慈悲蛰伏在人的内心，面对灾难，它看似发自平常心，却迅速集结成不平常的力量。唐禹民在唐山街头，省下一块压缩饼干，一口水，给受伤、濒死的人，“我觉得能救一个是一个，那是条命啊”。他觉得自己就是唐山人。
“我要是大夫，我怎么也能救她”
这么多年，那场地震始终没离开唐禹民的记忆。
公元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河北省唐山市发生里氏7.8级地震。相当于400枚广岛原子弹在距地面16公里的地壳中爆炸。
清晨确定震中在唐山市区后，北京空军派出第一架飞机，副司令等7人，从北京市通州县张家湾机场飞往唐山。时任北京空军政治部、宣传部摄影干事的唐禹民就在其中，他作为摄影记者，被指派主要拍摄空军救灾的过程。
震后的唐山下着雨，雾气蒙蒙，飞机在与唐山地面失去联络的情况下，迫降唐山机场。第二天，唐禹民申请了一架小型云雀直升机，想拍下唐山震后全貌。飞机以距地面三四百米的高度低空飞行，从唐山郊区飞往市区的过程中，唐禹民看到，他曾多次采访的这座城市，已是废墟一片，残垣断壁间，有的地方冒起青烟。“感觉唐山没了，毁灭了。”
唐禹民决定徒步到唐山市区的空六军军部去看看情况。他从唐山火车站沿铁路往北走，铁路边上，有很多坟包，和受伤躺在那里的人。当时是三伏天，唐禹民穿着白衬衣、蓝裤子的便服，背着采访包，很多伤病员以为他是大夫，都伸出手，向他要止疼片。其中一个40多岁的男人，脸是灰色的，腿用被盖着。他把被子掀开，骨头裸露，血已经凝固。“他不是要我救他，他只要几个止疼片……有时候一想到这，我心里面真是难受。我当时就想，我干嘛要学照相，我学医多好啊！”唐禹民哽咽难言。
在受灾严重的路南区，小街上遍地是尸体。唐禹民看到一个妇女，大概30多岁。唐禹民蹲下来看她，这妇女满头都是土，嘴唇发白、干裂，但是还在抽动。“我要是大夫，我怎么也能救他……” 唐禹民又重复那句话。他更不忍心拿出相机来拍，只能把随身带的两块压缩饼干和半壶水，给她放在边上。离开的时候，唐禹民心里很难受。“这个妇女的形象，到现在将近40年，一直在我心里转。我在想，医疗队把她救活了，还是就永远那样躺下去了。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愧疚。当时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摄影记者，我就是个唐山人。”
“对生命的感情不是灌输的，而是人的本性”
面对灾难，慈悲是个体生命的互相搀扶。在绝境中，选择死也许更容易，而活着需要更大的勇气与信念。
在钱钢《唐山大地震》的书中，记载了这样一对夫妻。陈俊华、郝永云夫妇，地震时都24岁，刚新婚不久，他们在震后的第三天获救。天花板塌下来的时候，两人紧紧抱在一起，余震时，楼板几乎贴到脑门。妻子身体不好，又渴又喘不过气。陈俊华在黑暗中摸索，想为妻子找些吃的，却意外摸到一把菜刀。
这把菜刀给了夫妻俩生的希望。但是陈俊华把四周都砍遍了，7个窟窿都是死路，菜刀已经变成三角铁，闷热的天气让他满额头肿起大包，妻子死死拽着他的手，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他用摸到的草帽给她扇风。他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妻子哭喊着，一遍遍问他：“还能回家吗？会不会有人来救啊？”他强忍着绝望的心情：“快了，快了，快掏空了。”“一定能出去，我向你保证。”他知道，失去希望，对于她，就是死。他们想活下去，“蜜月”还没度完，好日子还在后头。陈俊华一直用刀敲着暖气片，尽管声音越来越微弱：“当，当，当……”三天两夜后，微弱而顽强的敲击声传来生的讯息，他们获救了。“没有俊华，我早死了，是他顶住了我。”郝永云说。
除了普通人创造他们的生命奇迹。在唐山地震中，唐禹民说，军队体现了大爱。徒手挖废墟，冒着余震的危险救人；清理废墟中的尸体，沿街、空中喷撒消毒药物，有效控制了震后疫情；运送物资，转移伤员等。在当时的条件下，以人力抢救了唐山。
当时军用直升机每天往返多次把伤员从郊区接到机场，在一次返回的飞机上，唐禹民发现在邻近的门板上躺着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一直抽泣不止。唐禹民俯下身问他哪儿不舒服，他摇摇头，哭着托解放军带去他对毛主席的感激。
“我爱人没了，我的腰被砸伤了，扯得两条腿也不听使唤了。”他抬手指着机舱后面一个军人怀里抱着的孩子说：“那是我3岁的儿子，脑袋砸伤了。”唐禹民看到孩子头上缠着绷带，眼泪汪汪，双眉紧蹙，看来伤得不轻。经了解，那个抱孩子的军人是沈阳军区121野战医院的助理员刘宝玉。为了减轻孩子的伤痛，刘助理两腿跪着，双臂紧紧地搂着孩子。“尽管飞机颤抖得很厉害，光线只是从舷窗射进来的一点散射光，我还是举起相机，拍下了这个镜头。”
“我本来想以第三者的角度记录唐山地震，但是到了那，我不自觉就融到了那个气氛中，觉得我自己就是唐山人，很多时候我忘记去按快门。我带的压缩饼干，水壶里的水，我想着给人，哪怕救活一个人，那是一条生命。这种感情，不是灌输的，而是人的本性。”唐禹民说。
在唐山地震30年之际，唐禹民出版书籍《亲历唐山大地震》。他拿着自己拍的老照片，重访故地，而新唐山早已面貌全非了。
“作为部队的摄影工作者，灾难和战争对我来说是一种缘分吧，把我推向了它们，像在熔炉里面锤炼过。所以在生活中，一遇到困难我就想到唐山，想到战争，当我翻过这些照片的时候，我把生死看得很透，个人得失也看得很淡。”唐禹民说。
唐山大地震过去近40年之际，曾经深入震区的随军摄影记者唐禹民，回忆当时，突然哽咽难言，泣不成声。他珍藏了几百张照片，更多画面他不忍心拍，却都印在他的记忆里。他拒绝了许多采访，不轻易触碰。
23秒的瞬间，24万人再没醒来，16万人以伤残之躯度过余生。
学者钱钢在《唐山大地震》书中写道：“只有直面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生存冲突和数百年冲突留下的深长断裂，‘爱’，才可能真实而有分量。”
慈悲蛰伏在人的内心，面对灾难，它看似发自平常心，却迅速集结成不平常的力量。唐禹民在唐山街头，省下一块压缩饼干，一口水，给受伤、濒死的人，“我觉得能救一个是一个，那是条命啊”。他觉得自己就是唐山人。
“我要是大夫，我怎么也能救她”
这么多年，那场地震始终没离开唐禹民的记忆。
公元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河北省唐山市发生里氏7.8级地震。相当于400枚广岛原子弹在距地面16公里的地壳中爆炸。
清晨确定震中在唐山市区后，北京空军派出第一架飞机，副司令等7人，从北京市通州县张家湾机场飞往唐山。时任北京空军政治部、宣传部摄影干事的唐禹民就在其中，他作为摄影记者，被指派主要拍摄空军救灾的过程。
震后的唐山下着雨，雾气蒙蒙，飞机在与唐山地面失去联络的情况下，迫降唐山机场。第二天，唐禹民申请了一架小型云雀直升机，想拍下唐山震后全貌。飞机以距地面三四百米的高度低空飞行，从唐山郊区飞往市区的过程中，唐禹民看到，他曾多次采访的这座城市，已是废墟一片，残垣断壁间，有的地方冒起青烟。“感觉唐山没了，毁灭了。”
唐禹民决定徒步到唐山市区的空六军军部去看看情况。他从唐山火车站沿铁路往北走，铁路边上，有很多坟包，和受伤躺在那里的人。当时是三伏天，唐禹民穿着白衬衣、蓝裤子的便服，背着采访包，很多伤病员以为他是大夫，都伸出手，向他要止疼片。其中一个40多岁的男人，脸是灰色的，腿用被盖着。他把被子掀开，骨头裸露，血已经凝固。“他不是要我救他，他只要几个止疼片……有时候一想到这，我心里面真是难受。我当时就想，我干嘛要学照相，我学医多好啊！”唐禹民哽咽难言。
在受灾严重的路南区，小街上遍地是尸体。唐禹民看到一个妇女，大概30多岁。唐禹民蹲下来看她，这妇女满头都是土，嘴唇发白、干裂，但是还在抽动。“我要是大夫，我怎么也能救他……” 唐禹民又重复那句话。他更不忍心拿出相机来拍，只能把随身带的两块压缩饼干和半壶水，给她放在边上。离开的时候，唐禹民心里很难受。“这个妇女的形象，到现在将近40年，一直在我心里转。我在想，医疗队把她救活了，还是就永远那样躺下去了。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愧疚。当时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摄影记者，我就是个唐山人。”
“对生命的感情不是灌输的，而是人的本性”
面对灾难，慈悲是个体生命的互相搀扶。在绝境中，选择死也许更容易，而活着需要更大的勇气与信念。
在钱钢《唐山大地震》的书中，记载了这样一对夫妻。陈俊华、郝永云夫妇，地震时都24岁，刚新婚不久，他们在震后的第三天获救。天花板塌下来的时候，两人紧紧抱在一起，余震时，楼板几乎贴到脑门。妻子身体不好，又渴又喘不过气。陈俊华在黑暗中摸索，想为妻子找些吃的，却意外摸到一把菜刀。
这把菜刀给了夫妻俩生的希望。但是陈俊华把四周都砍遍了，7个窟窿都是死路，菜刀已经变成三角铁，闷热的天气让他满额头肿起大包，妻子死死拽着他的手，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他用摸到的草帽给她扇风。他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妻子哭喊着，一遍遍问他：“还能回家吗？会不会有人来救啊？”他强忍着绝望的心情：“快了，快了，快掏空了。”“一定能出去，我向你保证。”他知道，失去希望，对于她，就是死。他们想活下去，“蜜月”还没度完，好日子还在后头。陈俊华一直用刀敲着暖气片，尽管声音越来越微弱：“当，当，当……”三天两夜后，微弱而顽强的敲击声传来生的讯息，他们获救了。“没有俊华，我早死了，是他顶住了我。”郝永云说。
除了普通人创造他们的生命奇迹。在唐山地震中，唐禹民说，军队体现了大爱。徒手挖废墟，冒着余震的危险救人；清理废墟中的尸体，沿街、空中喷撒消毒药物，有效控制了震后疫情；运送物资，转移伤员等。在当时的条件下，以人力抢救了唐山。
当时军用直升机每天往返多次把伤员从郊区接到机场，在一次返回的飞机上，唐禹民发现在邻近的门板上躺着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一直抽泣不止。唐禹民俯下身问他哪儿不舒服，他摇摇头，哭着托解放军带去他对毛主席的感激。
“我爱人没了，我的腰被砸伤了，扯得两条腿也不听使唤了。”他抬手指着机舱后面一个军人怀里抱着的孩子说：“那是我3岁的儿子，脑袋砸伤了。”唐禹民看到孩子头上缠着绷带，眼泪汪汪，双眉紧蹙，看来伤得不轻。经了解，那个抱孩子的军人是沈阳军区121野战医院的助理员刘宝玉。为了减轻孩子的伤痛，刘助理两腿跪着，双臂紧紧地搂着孩子。“尽管飞机颤抖得很厉害，光线只是从舷窗射进来的一点散射光，我还是举起相机，拍下了这个镜头。”
“我本来想以第三者的角度记录唐山地震，但是到了那，我不自觉就融到了那个气氛中，觉得我自己就是唐山人，很多时候我忘记去按快门。我带的压缩饼干，水壶里的水，我想着给人，哪怕救活一个人，那是一条生命。这种感情，不是灌输的，而是人的本性。”唐禹民说。
在唐山地震30年之际，唐禹民出版书籍《亲历唐山大地震》。他拿着自己拍的老照片，重访故地，而新唐山早已面貌全非了。
“作为部队的摄影工作者，灾难和战争对我来说是一种缘分吧，把我推向了它们，像在熔炉里面锤炼过。所以在生活中，一遇到困难我就想到唐山，想到战争，当我翻过这些照片的时候，我把生死看得很透，个人得失也看得很淡。”唐禹民说。